城市：挣脱“记忆”外壳
admin
2005-11-29
来源：景观中国网
城市传统与现实的冲突 徐卫国： 谈城市，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的传统，看传统的时候又更多把注意力放在物质形态的遗留和遗存上面。其实，除了物质的遗迹之外，一个很重要
城市传统与现实的冲突
徐卫国：
谈城市，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的传统，看传统的时候又更多把注意力放在物质形态的遗留和遗存上面。其实，除了物质的遗迹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城市的生活，城市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这个往往被忽略。
如果观察城市的切片的话，人的层次非常的复杂，每个人群对居住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的城市提供给人的住宅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最多的是SOHO，有的是公寓，或者是HOUSE。在西方有临时社会住宅，就是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要。但像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那里的经济适用房的面积是150平方米，那怎么能叫做经济适用房呢？
尼尔·林奇：
在中国的传统之中，会有许许多多对文化记忆的方式，比如通过他们的仪式，通过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从更多的层面表达出来，而不仅仅反映在物质层面上。因此，我认为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仅仅是通过建筑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在这里的生活方式表达出来的。
周榕：
城市是由非常多的利益体构成的，是综合性的共同体，所以每个利益群体都有不同欲望，都有不同的出发点。没有少数人可以决定整个城市的命运，所以我从根本上反对总体规划的独裁性。
文化的复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资本没有经过文化的过滤，必然是野马，必然肆无忌惮。
我们怎么处理城市生活和我们脑子里所认为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的生活，或者人的欲望有一个当下性，绝大部分的人只对自己的生活关注，但如果我们放任一个城市的欲望无限扩张，并决定我们的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命运的话，那是不够严肃的。
如果把小的参照系和大的放在一起来探讨，这样就会减少一些将来的遗憾。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需求放在文化参照系里面来进行思考的话，中国的城市会更有希望。反过来说，就是经常在大参照系来思考，比如我们的政府，比如我们的专家学者，习惯在大的参照系里面考虑很多宏观的问题。反过来应该把自己深入到无数多的小参照系里面，在某些特定的区域、人群中，考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只有把这两个参照系不断的换位，不断的出入这个参照系，然后使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很清晰，我觉得城市才有希望。
龚沪生：
先进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都在70％到80％左右。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城市化的程度已经提高到了41％。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在自豪我们大城市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最普遍的就是城市负荷太大。
事实上，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将近有40％不毛之地。土地资源并不优越，在土地开发过程当中，用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带来了如果不能够提供很多的居住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演化为社会问题、失业问题，甚至是贫富分化问题。要告别想象的过去也要告别想象中的未来
徐卫国：
长沙1938年的大火，是在日本人当时快攻陷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一把火就把长沙给烧了。对文化遗产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却非常的庆幸，因为这甩掉了一个包袱。在北京要通过规划局的审批设计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建筑限高是这样形成的，就是站在太和殿广场上面，然后你的视角不超过15度转一圈，这样就形成了北京市高度的控制。
实际上中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说要继承文化传统，更多是在继承有形的物质环境，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更多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必须跟传统的东西相似或者是相同。这个结果就是现在长安街上，每个建筑物都戴了一个大帽子。按照这个逻辑，在长沙建筑就应该是岳麓书院一样的建筑。如果整个长沙都是这样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对传统有一种继承的观念，同时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一种做法，在建筑理论上，叫做批判的地区主义。这个跟地区主义截然相反，强调的是一种陌生感，他的方法其实是采取了化解的方法，把传统的东西进行了哲学的提炼，然后再用新的哲学方式表现出来。
我自己比较欣赏的是上海的金茂大厦，它具有时代精神，但它确实跟中国传统的建筑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易小迪：
在很多时候，发展商处在被批评的位置。有一个故事，一个著名学者比喻地产商是一群驴子进了城，他是说地产商在破坏城市。实际上，说我们在破坏文化，是把文化“固化”了，没有想到文化在变化，在发展。
但我同意他所说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文化，而不是空间形式。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质崇拜，广东经济很发达的时候，在北京都学习广东话，现在北京经济发达了，广东人都说北京话。今天中国发展之后，我们知道自己变成一个经济强国之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有非常好的东西，可能回归到有自我意识的文化。
任志强：
国外很多人说北京的四合院很好，他们就是想看，但是不住。现在买四合院的都是国外回来的，因为怀旧。而真正原来住四合院的，没有几个人想住四合院。里面不能进暖气，又不能进上下水，又进不了消防车，这有什么好呢？
从城市里面来说，当人有了自主权，有了公民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决定了。如果少数人决定了多数人，那么这个城市就是千篇一律的。道路系统决定了方格网，开发商是没有办法决定棋盘的，而城市建筑主要是由棋盘来决定的。
至于说城市文化的保护，美国要保护的只是100年的东西。比如北京要保留王府，有几千个，怎么保留呢？北京到现在的四合院是70多平方公里，你算算比巴黎还要大。在其他地区只是保护一小片，看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保护几千年的历史，人就没地方呆了。
西川：去年4月份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节的时候，进去以后，在那里面有一个朗诵会，我旁边走着一个巴西的女诗人，他小声的跟英国诗人说，你看这个中国建筑，这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西方。
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是处在一个各种想象的交割点上，一方面我们要把中国努力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实际上是在借助于对于西方的想象。
同时我们还处在一个想象当中，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在纽约的中国城，你还会看到壁画，在那个上面中国人还是留着辫子的，然后在佛罗伦萨那里也有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还是清代的形象。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他们觉得不是中国人，他很失望，他希望中国跟那样的壁画是不一样的。我们享受西方的异国情调，西方享受我们的异国情调。
在长沙街头，有很多的头像、雕塑。长沙规划设计者也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完成了这些雕塑。但是这个想象本身出偏差了，他那一组雕塑有屈原、蔡伦、李四光、赖宁、保尔·柯察金。这让人无法容忍，屈原怎么能跟保尔放在一起呢？连高尔基都不热爱保尔。
我想除了对于西方的想象，汇成当下的文化之外，在眼下，可能还有一个东西是考虑的不太多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象自己。
我们说未来，一般说拥抱未来，什么叫未来呢？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都是过去预设的未来。比如说乌托邦的未来，是过去的，几乎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过去。实际上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未来，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未来，真正的未来是我们必须解放我们的过去，就是说对过去做手脚了，你通过解放过去，可以进入到以前没有展望过的未来。通过解放过去而展望未来，就是我们对于自身的想象。
徐卫国：
谈城市，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的传统，看传统的时候又更多把注意力放在物质形态的遗留和遗存上面。其实，除了物质的遗迹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城市的生活，城市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这个往往被忽略。
如果观察城市的切片的话，人的层次非常的复杂，每个人群对居住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的城市提供给人的住宅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最多的是SOHO，有的是公寓，或者是HOUSE。在西方有临时社会住宅，就是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要。但像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那里的经济适用房的面积是150平方米，那怎么能叫做经济适用房呢？
尼尔·林奇：
在中国的传统之中，会有许许多多对文化记忆的方式，比如通过他们的仪式，通过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从更多的层面表达出来，而不仅仅反映在物质层面上。因此，我认为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仅仅是通过建筑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在这里的生活方式表达出来的。
周榕：
城市是由非常多的利益体构成的，是综合性的共同体，所以每个利益群体都有不同欲望，都有不同的出发点。没有少数人可以决定整个城市的命运，所以我从根本上反对总体规划的独裁性。
文化的复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资本没有经过文化的过滤，必然是野马，必然肆无忌惮。
我们怎么处理城市生活和我们脑子里所认为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的生活，或者人的欲望有一个当下性，绝大部分的人只对自己的生活关注，但如果我们放任一个城市的欲望无限扩张，并决定我们的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命运的话，那是不够严肃的。
如果把小的参照系和大的放在一起来探讨，这样就会减少一些将来的遗憾。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需求放在文化参照系里面来进行思考的话，中国的城市会更有希望。反过来说，就是经常在大参照系来思考，比如我们的政府，比如我们的专家学者，习惯在大的参照系里面考虑很多宏观的问题。反过来应该把自己深入到无数多的小参照系里面，在某些特定的区域、人群中，考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只有把这两个参照系不断的换位，不断的出入这个参照系，然后使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很清晰，我觉得城市才有希望。
龚沪生：
先进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都在70％到80％左右。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城市化的程度已经提高到了41％。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在自豪我们大城市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最普遍的就是城市负荷太大。
事实上，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将近有40％不毛之地。土地资源并不优越，在土地开发过程当中，用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带来了如果不能够提供很多的居住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演化为社会问题、失业问题，甚至是贫富分化问题。要告别想象的过去也要告别想象中的未来
徐卫国：
长沙1938年的大火，是在日本人当时快攻陷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一把火就把长沙给烧了。对文化遗产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却非常的庆幸，因为这甩掉了一个包袱。在北京要通过规划局的审批设计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建筑限高是这样形成的，就是站在太和殿广场上面，然后你的视角不超过15度转一圈，这样就形成了北京市高度的控制。
实际上中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说要继承文化传统，更多是在继承有形的物质环境，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更多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必须跟传统的东西相似或者是相同。这个结果就是现在长安街上，每个建筑物都戴了一个大帽子。按照这个逻辑，在长沙建筑就应该是岳麓书院一样的建筑。如果整个长沙都是这样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对传统有一种继承的观念，同时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一种做法，在建筑理论上，叫做批判的地区主义。这个跟地区主义截然相反，强调的是一种陌生感，他的方法其实是采取了化解的方法，把传统的东西进行了哲学的提炼，然后再用新的哲学方式表现出来。
我自己比较欣赏的是上海的金茂大厦，它具有时代精神，但它确实跟中国传统的建筑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易小迪：
在很多时候，发展商处在被批评的位置。有一个故事，一个著名学者比喻地产商是一群驴子进了城，他是说地产商在破坏城市。实际上，说我们在破坏文化，是把文化“固化”了，没有想到文化在变化，在发展。
但我同意他所说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文化，而不是空间形式。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质崇拜，广东经济很发达的时候，在北京都学习广东话，现在北京经济发达了，广东人都说北京话。今天中国发展之后，我们知道自己变成一个经济强国之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有非常好的东西，可能回归到有自我意识的文化。
任志强：
国外很多人说北京的四合院很好，他们就是想看，但是不住。现在买四合院的都是国外回来的，因为怀旧。而真正原来住四合院的，没有几个人想住四合院。里面不能进暖气，又不能进上下水，又进不了消防车，这有什么好呢？
从城市里面来说，当人有了自主权，有了公民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决定了。如果少数人决定了多数人，那么这个城市就是千篇一律的。道路系统决定了方格网，开发商是没有办法决定棋盘的，而城市建筑主要是由棋盘来决定的。
至于说城市文化的保护，美国要保护的只是100年的东西。比如北京要保留王府，有几千个，怎么保留呢？北京到现在的四合院是70多平方公里，你算算比巴黎还要大。在其他地区只是保护一小片，看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保护几千年的历史，人就没地方呆了。
西川：去年4月份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节的时候，进去以后，在那里面有一个朗诵会，我旁边走着一个巴西的女诗人，他小声的跟英国诗人说，你看这个中国建筑，这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西方。
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是处在一个各种想象的交割点上，一方面我们要把中国努力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实际上是在借助于对于西方的想象。
同时我们还处在一个想象当中，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在纽约的中国城，你还会看到壁画，在那个上面中国人还是留着辫子的，然后在佛罗伦萨那里也有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还是清代的形象。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他们觉得不是中国人，他很失望，他希望中国跟那样的壁画是不一样的。我们享受西方的异国情调，西方享受我们的异国情调。
在长沙街头，有很多的头像、雕塑。长沙规划设计者也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完成了这些雕塑。但是这个想象本身出偏差了，他那一组雕塑有屈原、蔡伦、李四光、赖宁、保尔·柯察金。这让人无法容忍，屈原怎么能跟保尔放在一起呢？连高尔基都不热爱保尔。
我想除了对于西方的想象，汇成当下的文化之外，在眼下，可能还有一个东西是考虑的不太多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象自己。
我们说未来，一般说拥抱未来，什么叫未来呢？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都是过去预设的未来。比如说乌托邦的未来，是过去的，几乎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过去。实际上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未来，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未来，真正的未来是我们必须解放我们的过去，就是说对过去做手脚了，你通过解放过去，可以进入到以前没有展望过的未来。通过解放过去而展望未来，就是我们对于自身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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