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决定城市发展的方向？

　　在城市研究中有个概念叫做“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讲的是城市发展、资本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城市的发展总是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政府、资本、和各种各样城市空间的使用者。而发展本身更能创造利益，尤其是关乎土地和房产的巨大利益。觊觎着这个巨大利益的人和团体，比如，地产商人和政客，往往会结盟推动城市的发展，共同创造城 市的附加价值，让城市成为能生金鸡蛋的母鸡——这可以说是一场开发和分食城市发展利益的阳谋。然而无论在哪种社会，土地开发不会是漫无方向的，它总会依托着当地的城市规划开展。因此，要介入土地开发的利益，成为这个“增长联盟”的一份子，就必须从介入城市规划开始。而城市规划的实践，以及城市空间面貌的形塑过程，也就体现了不同力量竞逐的结果。在这个由增长联盟主导城市发展的框架下，不同版本的故事在各个城市演绎着。 　　在美国，郊区化的居住模式依赖的是私人小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普及。然而， 在有些地区， 大众运输系统的角色也很重要。比如在旧金山湾区， 地铁拉到哪儿， 大规模的地产开发也就跟到哪儿。并不是人口稠密、有需求的地方就会造地铁。这个过程往往是相反的：是用地铁路线带动新市镇的开发。这中间，地铁公司、地产开发商， 以及当地政府——尤其是规划部门， 有着细致的角力以及联盟的关系。在香港，土地公有以及土地批租制度的实行创造了住房的双元市场。一方面，政府提供大量廉价的公屋，解决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藉由公开招标等方式批租土地给私人地产商从事商业开发，带动香港兴盛的房地产业。由于土地是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竞争下批租价格往往很高，只有大型地产商才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如此，土地批租成为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产景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土地批租价格的高低以及政府收入的多寡。假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政府往往就要推出“减少公屋兴建”等政策来支持地产商。更重要的是，与美国一样，地产商也与地铁和新市镇开发等城市发展计划紧密结合。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的开发权伴随巨大的利益。新市镇的开发更让地产商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兴建超大规模的社区。而在台湾，土地开发往往结合着政治的地方派系。他们连手介入都市计划，变更土地用途，让都市计划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而打造出他们的金权城市。 　　需要强调的是，当发展成为城市的硬道理，不同价值观的声音有可能被掩盖，而发展过程中弱势团体的利益也很容易被忽略。例如美国六十年代开始的城市更新，为了把城市中心区向高级办公和商业用途改造，造成了许多原来的低收入住客无家可归。这些以改造旧城、振兴城市为名的大拆大建，说穿了，是让政府和地产商更容易的拿到市中心的地皮。历史何其惊人的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重复着。为了建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为了“改造危房”，一声令下，四合院、胡同、老社区，所有阻碍“进步”的绊脚石，都让推土机碾平了。在残垣断瓦间，一个新的城市增长联盟却正在崛起，明里暗里的分食土地增值的利益。 　　“增长联盟”这个称呼，隐含着在这个逐利的过程中，城市真正的使用者——小市民，却不一定能进入这个决定城市发展走向的联盟。他们因此开始质疑这样的增长，质疑政客和地产商所允诺的明日之城。六十年代西方的旧城改造，结果直接催生了一种新型的都市社会运动。市民们要求规划过程要透明，要让社区居民有介入决策的权力。当初激烈的对抗，随着时间的沉淀，今天已经成为规划程序中必备的一环，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所谓参与式的规划，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下班后，忙着参加社区的公听会，讨论新设的加油站是否有安全顾虑，临近的商业开发是否会影响交通……毕竟，当城市的面貌在不同利益集团抗衡的过程中被决定的时候，市民，是不能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