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我的跋涉人生

　　采访形式：书面采访

　　采访时间：2010年6月

　　被采访人：张良皋（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采访记者：卢继贤（景观中国网　高级编辑）

　　简介：张良皋教授，湖北汉阳人，1923年5月16日出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先后在上海范文照先生的建筑事务所及上海市工务局工作，后因参与左翼政治活动一度被迫回乡教书。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82年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初创的建筑系礼聘为教授。曾两次获国家自然基金资助从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及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在《武陵土家》、《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匠学七说》、《巴史别观》等著作中，他对土家建筑和土家文化进行了精妙的诠释，指出土家的巴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曾与李玉祥合作，出版专著《老房子——土家吊脚楼》，曾主编《中国民族建筑——湖北卷》，参编《中国建筑艺术全集•23•宅第建筑•四•南方少数民族卷》。

　　跋涉人生

　　原题“写意人生”，“写意”本义为画家之“写意”，但易被误解为“惬意”——上海话尤其如此。我的人生并不全然惬意。此题似可“钩乙”成《人生写意》，或更明确为《跋涉人生》。

　　卢继贤：看过您的访谈，也听过您的讲座，感觉语音言末都流露出一种饱经沧桑后的智慧与幽默，您能否简单讲述下过往那些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 

　　张良皋：抗日战争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1937年，我14岁，抗战开始，刚会看报，预感大风暴之即将降临。我曾目送大批中国军队在汉口江汉关前登轮开赴上海，接着大批难民从上海和华北涌向“抗战首都”的武汉，当然还有伤兵和沦陷地区转运到武汉的物资和车辆，大风暴真的降临了。

　　第二年，1938年秋，湖北省当局决策，号召即将成为战场地区的中等以上学生随学校西迁，从此开始了我漂泊西南的历程。从15岁少小离家，到1946我22岁，足足八年，才一度返回武汉家乡，随即到南京读毕大学的第四年。这一段艰苦人生，受到锻炼的是整整一代青年。

　　我于1944年10月参加军队。先入中国驻印远征军重庆教导第三团，后因驻印军员额已满，我改入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重庆译员训练班，接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往昆明炮兵训练中心（FATC）担任“三级翻译官”，有“同少校”文职军衔。到1945年8月日本乞降：“我幸戎装听奏凯，芒鞋踏碎日章旗”。这是我人生的亮点，我总算以“抗战军人”身份熬到胜利，足以对列祖列宗，子孙后代，勉强塞责。

　　第二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应该是1946年的国内纠纷乃至内战时期，我站到了进步学生运动的一边。1947年毕业后到上海，我参加了以中央大学同学为主体的一个青年社团“长松团契”，1948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新青年联合社”。到该年末，蒋介石屡战屡败，气急败坏，对上海的地下组织痛下杀手。我们长松团契有六人被捕，我们无策营救。我是团契第三届“常务理事”（主席）。考虑到我处境险恶，有张境清命我迅速隐蔽，直至1998年我访问日本归经上海会见境清，才知他是团契中唯一的地下党员。六位被捕者有三位牺牲（赵寿先、郑显芝、焦伯荣）,另三位在上海解放后得救。这一段历史最后虽经上海市委查清，并由组织部出具证明，但未得武汉市委承认，所以我的这一段革命经历只能“自我怡悦”——我为我的“无产阶级家庭”尽了绵薄之力。

　　第三段难忘的经历是解放后的前三十年。起初我还认为初期的一些运动在所难免，直到我沦为“右派”，才知道这些运动的起因十分费解。由于我曾应邀到武汉市委“鸣放”，隐隐中我似乎是“市委级右派”，比一些“支部级右派”的“级别”要高，所以可能在市委的视界之内，只过三年就摘了“帽子”。当然正如大家所知，我不过是个“摘帽右派”， 以后每一次运动，包括“文革”，我照例逃不过劫难。我虽只能认命，但我的“无产阶级家庭”却沦为“右派家庭”，这令我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都无端受累。恍兮惚兮，我这无产阶级家庭被冒牌无产阶级整了。

　　第四段难忘的经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终于被华中科技大学及其前身聘为教授，帮他们创办建筑系，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为自己亡羊补牢。在这一段期间，我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我当翻译官练就的一口洋泾浜英语帮我走遍五洲，几乎未费国家分文外汇，在将近20所大学和建筑师事务所介绍中国建筑。我也几乎走遍全国（除西北），在众多大学讲过学。除写出文章和参编大书之外，称得上“专著”的有《土家吊脚楼》、《武陵土家》、《老门楼》（此三种与摄影师合作）和《匠学七说》、《巴史前观》、《曹雪芹佚诗辨》。这些书多数在我“80后”出版，所以我在进入“米寿”之日撰联自况：

　　未解养生先得寿
　　无求名世晚成书

武汉市委宣传部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卢继贤：您是怎样与建筑结缘的？ 

　　张良皋：1942年高中毕业会考取得全省第二名，被保送到中央大学水利系。到校已迟，学校拒收，后经交涉，允收，但已迟一个月，再大本事也跟不上，而且资斧已罄，只好放弃。有高中老学长建议我学建筑。后来在展览会上见到戴念慈先生的建筑画，欣羡无似，于是下定决心学建筑。在重庆打工一年，次年考中央大学建筑系被录取，戴先生成了我的开蒙老师。中央大学建筑系名师荟萃，够我学的。我知一代人很不容易学好建筑。无论中西，都大量出现 “建筑世家”，我深愿我的子孙，只要兴趣和才能许可，都学建筑。我深信：

　　班门无捷径
　　大匠贵通才

　　建筑师这一行会令任何禀赋不凡的“才子”感到他自己渺小。

　　卢继贤：简介中显示，您几乎是半生执业（做设计），半生治学（教书育人），这两段看似不相关的经历中有何共通之处吗？

　　张良皋：正因“大匠贵通才”，所以建筑师理当(不是必须)是学者。也有并不具备学者气质的建筑师，能作出优秀的设计，但难超越流俗，进入“传统”——或曰“不被传统接纳”，昙花一现，瞬息“过时”。建筑师通过设计实践成为学者是正道，我的老师们多数如此，所以他们都能享誉后世。不有传世之作的建筑师未免遗憾，不经实践而遽取“学者”之名未免空头。在建筑界，设计与治学本属一体，不求“共通”而共通自存。

　　通达学术
　　
　　卢继贤：您秉承怎样的建筑学理念？

　　张良皋：如果我有“建筑学理念”，那就着重一个“理”字。我服膺业师童隽先生的一句口号：“Architecture must be reason！——建筑必须讲理:物理、生理、心理、伦理，讲这四理。”我缺乏浪漫才华，较乐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着重点在于我乐于从事的方向。

　　如果建筑算得一门艺术，它应该是一门理性的艺术，必须在理性层面上说话，追求必然性、永恒性、和谐性。这应该是建筑的本性，这样的建筑才能取得共识，进入传统。照我看，偶然性、临时性、杂乱性无须追求。

　　卢继贤：对于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您是怎样看待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教训应该吸取呢？

　　张良皋：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余年时间里，我们的老师——第一代中国现代建筑师从国外学成归来，接受了西方传统主流的Beaux Arts教育，也接受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健康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不但健康，而且迅猛。很遗憾，这个进程被一场抗日战争后来更扩大成为一场世界大战所终止，此后国事蜩螗，迄无宁日。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大好时机不但未能善加利用，反而演出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革”目的是要扼杀一切文化，当然包括建筑文化。幸而终于降临改革开放，建筑也出现生机。不过照我看，长期的思想混乱难于一举澄清，建筑界很大程度上处于“六神无主”状态。

　　幸而西方建筑界也长期处于“六神无主”状态，我们无须过分着急。以理性起家的四位大师：Wright、Mies、Cropius、Corbusier都江郎才尽，表失理性，走向反面。芝加哥建筑师安排了一次Wright与Mies的“峰会”，结果不欢而散。主持者怪罪于场上译员搞Floundering（这是英国人为挖苦蹩脚译员制造的“专用字” ）。我就不信在芝加哥找不到一位德英双语精通的译员。他二老，谁服谁？根本不可能形成共识。若不是那位译员译得委婉，这二老岂止不欢而散？恐怕早已痛挥老拳，进行了一场巅峰对决的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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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继贤：您曾经提过“中为洋用”的口号，姑且不说是否能为洋用，若能将其很好地传承于现代中国的建筑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您觉得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种局面？ 

　　张良皋：也许有人会对这个口号惊诧：“能提这个口号吗”？我会照我的习惯反问：“Why not?——为啥不能？”。我看谁要回答我的反问，也并非易事。诚如君言：“若能将其（中国匠学）很好地传承于现代中国的建筑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您追问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种局面？真正的问题答案也一言难尽。最简单也得从明朝说起。明朝从“洪武爷”登基到“崇祯爷”断气，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对全世界科学技术所贡献份额也最大，然而不幸亡国，导致清朝入关。一个三亿人的大国，亡给了一个充其量不足200万人的小国（现在叫做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是后话），成了满人的殖民地。在皇权压迫之上，加了一层民族压迫，而且严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到1840年后，来了帝国主义，在皇权和民族压迫之上，又加了一层帝国主义压迫，沦为“次殖民地”。在这种重重压迫之下，中国再也出不了一个像样的人。当然更别谈什么技术、科学……说到这里，我已差不多说出了我对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答案。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历史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也未必全然消失，几乎普遍存在的民族自卑感便是明证。当然也不乏有意或无意的民族败类，他们煽扬这些自卑感没完没了，他们将鄙薄中国传统“炒”成了“时尚”、“潮流”，中国甚至不敢提“中为中用”了，中国建筑师也羞于说中国人应该作中国建筑了。

　　中国匠学包括建筑、园林、规划……，究竟有无货色足供“洋用”呢？我看是大大地有！中国古代工官（司空、少府、工部、将作监……）讲究“六材——土、石、木、金、兽、草——并用”，先天的包容度就远远大于西洋。中国自古生态良好，“六材”俱全，不像西洋人。只能在几块石头上打主意——他们取得了光辉成就，我无意贬低他们。不过中国人的运气好，应该被他们羡慕，“中为洋用”的口号本当由他们先提出。

　　明朝的建筑实际已达高峰，约略相当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南北两京、中都凤阳和太岳武当的建设，堪称举世无匹！民间建筑更早已达到“无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的最高境界。够格当建筑师的人很多都跑到园林里去施展拳脚了。清朝之入关斩断了中国文艺复兴的进程，指顾之间即将出现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内阁政治……都胎死腹中，整整开了三百零一年（1644入关——1945康德皇帝退位）历史倒车。然而，建筑以其物质上的实用性幸而不被认为“上层建筑”，得以享受明朝余荫，虽创新无多，但生机畅旺。临到清朝末路，还能拿得出颐和园这样的奇珍。中国园林早为“洋用”，在英国、德国、法国都出现了中国园林，尽管洋用不广，那是洋人的狭隘，不像中国人在汉朝就开始搞“洋为中用”罢了。中国在汉朝曾派甘英使大秦，到达罗马，顺便对罗马建筑进行了考察，作了堪称翔实的描述，载在《汉书》。作为罗马人后代的利玛窦，到明末才到中国“还礼”，请试比：谁更开放？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源头和主体的中华文明，共覆盖面积决不亚于地中海文化圈。中华文明之“中为洋用”从“有史以前”就已开始。东亚文化圈中处处可见中国建筑身影。我们在建筑言建筑，提出“中为洋用”口号，无非承认历史，不必为此吃惊。

　　卢继贤：您认为古建筑中最应该被传承下来的元素有哪些，难道仅仅是形式吗？ 

　　张良皋：西洋古典建筑应该被传承下来的元素肯定有比例、尺度、节奏、肌理……这些形体美的元素是历史形成的，是共识。现在也有某些流派的掌门人宣称要废掉这些元素，足见其浅薄无知。不论古今中外，建筑都该讲究这些元素。中国不能也不必例外，不过术语不同，或者尚未下出确切定义。其中最重要的“比例”（proportion）经梁思成先生改译为“权衡”，其实也未必专属建筑。梁先生大概未及发现宋人已专称建筑中的proportion为“停份”，局部之于全部占多少“停”，此部之于彼部各居多少“份”。其余的中国对应说法尚有待我们努力发掘。

　　西洋建筑之美自古受益于雕塑家，所以形体美之讲究成了他们的强项。中国建筑之美自古受益于画家，同样讲究形体美，但不止于形体美。我冒昧列出“匠学七美”，即：群体之美、空间之美、色彩之美、虚白之美、层次之美、呼应之美、和谐之美。见拙作《匠学七说》P．205～207，可能不确切，更可能不止于此。

　　现代建筑师的先驱者提出了许多口号，其中有一句“建筑师不仅应该为人们设计建筑，更应该为人们设计生活方式”似乎动人，但最不可取。建筑当然该讲点辩证法：事物是互相影响的。但总该别白“主导面”。几乎无须证明：生活决定建筑，而建筑未必能决定生活。生活是“自变”因素，建筑是“因变”因素，这个主次之分不能倒过来。每个人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妨碍别人，是基本人权。由建筑师来决定别人的生活方式，未免太霸道了些，太狂妄了些。
建筑形式该承认历史形成，建筑功能该接受社会约束。中国建筑史上不曾出现狂悖的理论家，是中国建筑的幸运，也是优长，其基本原因是中国很早进入理性社会。当今建筑师们推崇“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该在本行推崇“没有理论家的理论Theory without theorist”，大家讲理：物理、生理、心理、伦理，互相“服善”，一拍即合,还要“理论家”来指手画脚干嘛呀？

　　卢继贤：您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国外建筑师作品的？ 
 
　　张良皋：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在中国之出现已属司空见惯。稍远的，例如元代初年从尼泊尔请来的阿尼哥，他名垂中国史册，其代表作如北京白塔，为我们熟知。降及近代，中国沦为次殖民地，大量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出现在中国，中国人不肯接受也不得不接受。我在开罗见到整片“英租界”建筑，其精美决不亚于上海公共租界。后来我到伦敦，见到英国人为自家搞的“英国建筑”之平均水平甚至不如在开罗或上海的“英国建筑”。我有点恍然——帝国主义为了向殖民地人民抖威风，他们情不自禁选派了最好的建筑师来作最好的设计。这一点几乎形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共性”，日本“鬼子建筑师”为“满洲国”首都长春所作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会令日本东京自叹不如。殖民地身不由己地为“宗主国”建筑师提出了展才的良好条件。殖民者的建筑师由于职业本能，也乐得作出最好的建筑，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示威”，让殖民地人民开了眼界。

　　民国初年，不少外国建筑师以他们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开始另一番洋为中用，北京出现了北京图书馆、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校园……等洋人设计的中国建筑，到武汉大学校园而达到了顶峰。我曾涉足五洲，就我眼界所及，还没见过一座大学校园之美丽祥和超过武大。这现象也暗含了“中为洋用”。洋人对中国从营造法式到匠学理念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解读，成就了一段金玉良缘，这有何不好？到我们的老师辈吕彦直、杨廷宝先生等留学归来，他们的作品立即后来居上。他们不但能作“洋为中用”的努力，还以中国人的先天优势混融“中为洋用”“中为中用”于一体。这一段中国建筑的发展，其实天与人归，理所当然。若有小疵，不掩大醇。也有蚍蜉，欲撼大树。对这段历史，横挑鼻子竖挑眼，足见其自不量力而已！

　　我懂得记者问我如何看待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出现在中国，主要指的是当前的、今天的现象。由于这些现象是“现在进行时”，并未成为历史，所以要下“历史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就“现象”而言，来的外国建筑师人品良莠不齐，艺品百味杂陈，似乎可以大致概括。这使我想起《孟子》首页的故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作为一国之主，这位惠王当然该提这个问题。我们对外国建筑师之接纳或辞谢，也该秉持此条。外国建筑师之来到中国，恐怕罕有国际主义的白求恩医生。他们大多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到中国，即使有“高尚”的动机，也不外把中国当作一张白纸，任他们来画他们心中“最新最美的图画”。吴良镛学兄有言，中国老早就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张传世古画。要在这张古画上动手动脚，我们先得要掂量掂量这些建筑师的动机和能耐。我们必须检验一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如何？他们有无尊重中国文化的诚意？同时也检验一下中国建筑文化对外国建筑师的影响如何？不如此，请外国建筑师来中国就不免盲目。在庐山的一次建筑国际会议上，有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前主席史超越（Tony Stewart）出席，吴良镛先生事忙，怕冷落了史先生，命我陪史先生谈论一下。史先生出示一张上海金茂大楼方案照片，他说这个方案只能摆在中国，所以他乐于推介。我也相信设计人对中国建筑文化是持尊重态度的。这种态度不仅对设计人有利，对中国也有利，我们应该接受他。不过更多的外国建筑师似乎并不如此，他们谋求进入中国几乎纯为攫取利益，占领市场。他们有些先生甚至在他们本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根本无法混饭吃。他们带来的大量作品，也许可以被吹捧到摆在全世界都不失为“杰作”，但不可能专属于中国，中国有啥理由必须接纳他们？他们手中的这类宝贝如果在外国有市场，他们何苦巴巴地钻营到中国来？他们对真正的建筑学一窍不通，他们的“绝活”无非叫建筑物倾斜、扭曲、旋转……以病态为美，以畸形、非标准为高、以高耗能、高排放、高造价为夸耀的“凭据”，乃至以下流无聊的“性暗示”作为取彩的“高招”，这样的“建筑师”实在是对建筑师的侮辱。这类“建筑师”抢先玩穿了帮的要算库哈斯和奥雷舍人二位了——他们制造了一场不亚于9.11的央视大火。他们成功地抢到了中国人的眼球，让中国人领略到他们的“性器官组合”的建筑杰作。库哈斯在他的大著Content中展示了他祖国荷兰“性工作者”的春宫照片，还以毛泽东、小布什、萨达姆的“雄姿”作为背景，似乎这三位顶尖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尔虞我诈……都可以在“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寻得结合点，不论其为生荣死哀、或上绞刑架、或下总统台，都可望有朝一日，在库哈斯先生为他们布置的“性乐园”中共聚一堂，畅叙平生，共享极乐。是耶非耶？这大概就是库哈斯这位“学者型的建筑师”引人入胜的“哲学”吧？奇怪的是这位库先生竟郑重声明的那些画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总要他点头才能进入他的大作吧？还有那些“性工作者”，若不是库先生付出可观的报酬，她们肯脱的一丝不挂，听任库先生拍照，乃至不计较版权、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攸关利益的问题吗？

　　尽管库哈斯之流在中国玩穿了帮，但我们决不能小看他们搞“性建筑”的魔力。“性”是人类永远话题。性变态的人永远在人群中占有一定份额，所以库先生不愁“群众基础”；他拥有粉丝群，对他的邪说诐辞产生“毒品依赖症”。这些粉丝一旦混到高层，例如“评委”之类，库先生就不怕没有赞成票。央视大火发生之后，在一片对库哈斯谴责声中，也能听到别调。有网文发出悲天悯人的叹息声音，说是：在一个没有性自由的国家是可哀的……仿佛中国一旦有了性自由，中国就会立刻飞升到极乐世界。这无异鼓吹我们不妨赶快开倒车回到野蛮时代，那个时代享有无上的性自由。谁都知道，是人类对“性”实行了一定的约束，建立了社会伦理，才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库哈斯以其本行新闻记者的敏感，深知开倒车的行为早已不成新闻，而是与历史同其古老的“旧闻”，所以他不惜行险侥幸，“一脱成名”，成了建筑艺术的“脱星”，他的“成功”引发了一些人向他学样，他的中国追随者——一家中国建筑师事务所去年在加拿大竞标中选，令当地一位高官惊叹：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性感”的建筑。建筑而具“性感”，是何等前无古人的“创新”！这使库哈斯的追随者感到飘飘然。所以库哈斯今年四月杀回中国，登上清华大学建筑讲坛，依然粉丝成群，前呼后拥，风光不减。库氏的“性建筑”俨然不失为一个“流派” ，仿佛在全世界都站稳了脚跟，不容我们忽视。

　　对其他一些在中国展才的外国建筑师，我在拙作《建筑辞谢玩家》（《华中建筑》2009—3，P.283）和《建筑必须讲理》（《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第一辑P.7）二文中有所论列，不必赘述。但我也该再度强调，他们中间有些人带来了新技术。例如“参数化数码成形”技术，能使看上去杂乱无章的畸形构造取得几何学上的可表达性，其是非成败，前景如何，尚待历史证明，但也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应该加紧学习，熟练运用，深谙其可能与局限，才有发言权，否则将被惯用花拳绣腿的人轻易唬倒。

　　卢继贤：对于当下的状况，您觉得教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所做的那些探索和实践？

　　张良皋：问到建筑教育问题，真问到点子上。中国建筑教育问题不小。尽管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宋代就已出现相当正规而且体制化的建筑教育——画院十三科的屋木科，但不测之祸踵接，转瞬间中国亡于蒙古。明朝赶走元朝，文艺复兴气象一度如日中天。但阴错阳差，不曾“亡”给自家人“李自成同志”，却亡给了满洲人。三百年的历史倒车置中国几于万劫不复。我们的老师在中国开创建筑教育，百端待理，很多事顾不上。我们现在许多“补课”任务难于一朝完成。我们现在很多高才捷足的青年建筑师不会搞中国建筑，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老师不会。他们的老师不会倒该怪我们这一代老师没教好，我们这一代只能怪我们没学好，我们没学好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师从的第一代老师太忙，他们也不曾为我们把一切事都办完。刘敦桢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曾叹息：“我积累的资料足够写十本书，但我至今还不曾写成一本书”。解放初期条件稍舒，刘先生才得机出了几种书，但接踵而来的“运动”使他难于招架，竟在文革中抱憾终身。其余老师辈自童隽、杨廷宝、梁思成先生以次，处境都跟刘先生相若，他们来不及留下足够的成本大套的遗产。可以说，整个中国建筑界，上对祖宗，下对后代，欠账太多！为了急起直追，关键在于教育。

　　我以为从事中国建筑教育的老师，首先得要树立或曰恢复对整体中华文化的信心，当然就包括对中华建筑文化的信心。中华建筑文化不忝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文化之一。鲁迅先生一直猛批中华文化，我们这代人大多懂得他的内心独白——他是在指桑骂槐：他批的是蒋介石政权的法西斯统治。也有一些人拉大旗为虎皮，故意以歪就歪，贩卖自己的私货。到文革中，鲁迅思想更遭恶搞，把鲁迅抬举成四人帮之倒行逆施的祖师爷。此后积习难移，理论家们开口不批中华文化就似乎不入流，谁为中华文化说一两句公道话就难免遭“遗老”“遗少”之讥。建筑界的老师们即使明知中国建筑之优秀，似乎也羞于启齿。自己信心不足，怎能侃侃而谈！

　　其次，大学课堂是学术前沿，不宜仅仅照本宣科。照本宣科是宣讲教科书，介绍“定论”，必不可少。但既已成书，学生可自己阅读，老师的介绍就该有自己的心得。更重要的，也更受学生欢迎的是老师自己的创见。既在学术前沿活动，就难免出现不成熟的见解，乃至被人认为奇谈怪论。那也不可怕，无须回避，即使引起学生当堂质疑，那至少也引起课堂活跃，何况那正是教学相长，师生两利。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受到学生欢迎，正因为他的《论语》全书都是“子曰”，是孔子自己的话。我遵孔子之教：“见贤思齐”，步趋先圣，不回避“张子曰”，乃至不怕发出奇谈怪论。

　　比如，我发现中国四合院起源于黄土平原的“井院式窑洞”，就引起学生兴趣。至今未见更新更好的见解足以驳倒我。我在 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IIT）介绍这一点，有曾陪老教授访华的教授夫人当场赞叹：“So logical!——多么合乎逻辑！”。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讲井院式窑洞，美国学生真不“赖”，问我那井院地下如何排水？在国内不曾遭逢此问。亏我福至心灵，当场答出我国黄土地带都是干旱地带，雨量稀少，在井院一角挖个滤水坑（Cesspool）就足够了。自家中国学生可能问得更“刁”。有学生问我：全世界的古典建筑都从山墙面进门，为何中国古典建筑从檐口面进门？这问题由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罗亮在二年级时提出，足足考了我二十多年。到他们毕业后举行二十年返校活动时我当罗君之面作出似乎令他满意的回答。他的问题有一半是“伪命题”，因为中国最古老而至传承至今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居室也都是从山面进门的，像侗族木楼的排山构造就不仅独立成为侗族的寨门，也更被内地官式建筑提升为“牌（排）楼”。至于檐口进门，那是“靠山窑”的必须。靠山窑一般一间嫌少，三间正好，五间（三明两暗）满贯，那门面必须有“檐排”（南语）或曰“雨搭”（北语）保护，防止山水倾泻冲毁门面，所以形成中国古典建筑的檐口进门。中国建筑处处“有问题”,处处待发掘，处处有学问。我们的老师不曾听说这些问题，无从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留下巨大的做学问的空间给我们，这种 “学问空间”其实也是遗产。

　　第三，老师上讲台，必须全神贯注，一气呵成，随时注意学生面部反映，若有人打哈欠露倦容，必定是自己讲得不好，应该改变节奏，或趁此提个问题，或来点轻松的。有一次溽暑熏蒸，我看全班都累，有的人甚至“前仰后合”，我突然喊出：“现在我宣布，放假一分钟”，全班立即大笑，倦意全消。我利用那一分钟解释，我听课时也曾有累得不行，多么希望老师和我们学生一道休息一分钟啊！这“将心比心”，就与学生贴近了，共同兴奋起来。特别要注意临近下课时，作结论要警策精采，带动学生也全神贯注一气到底，巴不得再听下段。此时即使“拖堂”一两分钟，学生也不计较。我的课常常在学生的掌声中下课。有的老师识破，说我不过暗用了民间说书艺人的技巧。正是呀！讲课与说书同样是一门艺术，何妨借鉴于说书艺人。我小时就爱听四川民间艺人说书，碰巧我的外祖父刘雪堂是汉阳南乡著名说书艺人，漂泊天（门）汉（川）沔（阳）一带，不知所终。我也许得他隔代遗传的禀赋？这有点唯心，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第四，要完成教学任务，达到理想效果。当然必须充分准备，备足“干货”，厚积薄发。语言要简练、准确、忌罗嗦重复，更要戒除垃圾言语恶癖，什么“然后哇”“这个这个呀”“那么那么呀”……说多了就会毁掉自己的讲课。我们讲中国建筑，必须对这门课充满热情，对中华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充满信心，理直气壮地侃侃而谈。切忌畏畏崽崽，吞吞吐吐，生怕把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夸大了会沦为“沙文主义”。须知让海盗国家接踵而来，最后落定由英国成为人类的领头羊是上帝的错误，说的科学一点，是“历史的偶然性”使然，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有精辟论述，无烦具引。上帝若让明朝继续充当人类领头羊，或让“李自成同志”接过棒来继续前奔，这世界必比如今公道的多，祥和的多。

　　教师必须全身心投入，博览群书，汇通中外，勤于思考。敢提创见，务求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底气十足——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达到这等境界不容易，但别无捷径。要对国外建筑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别择、优选、吸收，更必须知己知彼。越下足功夫，越能说内行话，就越有说服力。当然这不是要求我们都先得超凡入圣，才有发言权。建筑是公共行为，人人有权评论其是非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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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继贤：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因何对人类文明溯源产生兴趣呢？

　　张良皋：我未入大学之前，就知中国有过席居制度，与当代日本的榻榻米制度几乎一样，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但对中国席居制度之原委，无从请益。我怀疑这个制度能否出于当时公认的民族故乡黄土高原。这种生活方式分明出于南方，出于热带，中国人是否认错了故乡？入大学观中国营造学社考察过的干栏建筑，深感其奇妙美丽，但无法探究其来历。迄今我已了然，席居与干栏真还颇有瓜葛，互相依存。黄土高原越来越不像是民族故乡，至多只能是第二故乡，真正的故乡必在西南，在元谋猿人和巫山猿人这一“猿人带”。古代的中原本是大片沼泽的无人区，来的人都是外来户。太史公司马迁主中国文化来自东南，西洋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彩陶文化，其代表遗址为仰韶，主张中国文化来自西北，寖假成为定论。后来龙山文化即黑陶文化被发现，自成系列，时间并不晚于仰韶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东南源说有所抬头。种种迹象表明在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到达中原之前，中原早有一种土著文化。我现在觉察，这种“土著文化”其实也是外来户——它来自西南巴域，主体是祝融氏族的“祝融八姓”或曰“陆终六子”。他们具族徽性质的陶器是有“袋足”的鬲。若按中国学术界所主张的三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划分，祝融氏应归百濮。祝融氏是弥漫式渗入中原沼泽地带最早的“殖民者”。他们带来了干栏，成为形成定居聚落、开发沼泽边缘的利器；他们也在沼泽沿岸篙排上发明“荐居”进而成席居，成为中国文化形态重要的物质基石。

　　传统建筑有顽固保存上古文化基因的特性。我试用建筑师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渊源，觉得能更合理地解释许多疑团，觉得境界别开，每获意外欣悦，从而乐此不疲，甚至以己例彼，乐于帮西方人寻根。1995年，我72，得到往苏丹教书一年的机会，我不辞垂老投荒，欣然“命驾”。机遇不凡，我有幸在苏丹理工大学结识苏丹画家、艺术史学家Ahmed Eltayib Zien-Elabdin先生。交谈之下，我道出对“努比亚文化”的仰慕，使他即刻感到这来自中国的人是“苏丹的朋友”，马上接受了我，从此他的办公室成了我俩课间交谈的场所。他以不同流俗的见识向我介绍了苏丹努比亚文化如何成为埃及的前驱文化，而我恰在构想：巴文化是不是中原文化的前驱文化？得到苏丹先例，使我增强了信心。中国与苏丹这两个民族，不但“文运”相似，“国运”也神秘相似——都曾沦为次殖民地。中国事实上一度可以名之为“列强的满洲的中国”,苏丹曾沦为”英国的埃及的苏丹“（Anglo—Egyptian Sudan简译为“英埃苏丹”）。Ahmed先生的友情鼓舞我完成了第二本个人专著《巴史别观》，其内容不仅讨论巴史，实已涉及世界上古文化的渊源。

　　卢继贤：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研究《红楼梦》，并产生如此独到的见解呢？

　　张良皋：文革中，区区四百多本“藏书”被“勒令上交”，只有一部《红楼梦》被我死不老实隐藏下来，从十年恶梦中逃入《红楼梦》稍寻慰藉。那时毛泽东和江青都提倡读《红楼梦》，一时成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藏心之所。被海外学者称为“逃红”，以代替早年读书人之“逃禅”——文革拆庙打神，无禅可逃。逃红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现象”，我非特例。那时号召“红专并举”，我白天搞专业，夜间搞《红楼》，也算切题。十年时间，足够一个学生从本科读到博士。我至今未取得“红学博士”学位，愧也何如！但我总算利用了这毕生难逢的机缘，略窥红学门径，看出《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超前性”。我逐渐悟到这“超前”是本当自然出现的文艺复兴现象。满洲朝廷对中国人的压抑只落了个“男降女不降”。曹雪芹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这一“时代现象”，令很多《红楼》爱好者难于思议，众说纷纭，为他的小说平添魅力，正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对这一部人类杰作，我不能不顶礼膜拜。这一以文艺复兴现象解释“红楼”的见解，我在北大学生社团“红学会”讲坛上初次冒昧提出（2010.4.10），不知以思想活跃著称的北大将有何反应。

　　卢继贤：对您来说，建筑研究、人类文明探源及红学研究这三者之间是否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张良皋：建筑研究与文明探源的关联非常强固，以往的建筑史学家不曾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做了很多开天启圣的工作，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前文已读到不少，不必重复。红学研究之于文明探源不过芥豆之微，连这“红学”之称，起初也出于调侃，但“纳须弥于芥子”，红学几乎是中国全部“国学”的缩影。

　　说到国学，汉代被称为“汉学”，是对先秦经典作文字训诂的基础工作，当然必不可少。到宋朝，发展为“理学”，这是进步，是飞跃，学者们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汉学的基础上建立国学的大厦。到明朝，理学的发展大潮峰涌，知识界的风气非常活跃，中国文艺复兴烈火实际已经点燃。清朝入关，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迅速扑灭了这阵烈火，逼迫学者“自宫”，先把自己改造成“无害化”，再由清朝赏个顶戴，分点残羹冷炙，于是清朝学者只能搞些文字训诂的学问而回到汉学，分明是开历史倒车。清朝的学者群中，很难找到一个大写的“人”。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小说，当然应该让人看懂。曹雪芹写的真实，也写的含蓄，却叫很多读者，包括有学问的读者，看不懂，乃至出现“猜谜派”红学，越猜越离谱。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三百年的文化禁锢让人们从“不敢思索”到“不愿思索”，终于“不会思索”。连一部小说都无人真正全部看懂，中国人怎能看懂世界，从而推动世界前进呢？四人帮在文革时期也搞红学，请看那些红学歪倒哪儿去了？我搞红学委实锻炼了我的思索能力，学会一些逻辑推理，大大有助于我从理解建筑到探索人类文明渊源。“红学小天地，天地大红学”。红学现象反映了中国整个文化现象，“其揆一也”。

　　卢继贤：不知道您对生态环境方面是否有所关注，但是听完您讲座中的“蒿排世界”一节很有感触，觉得所谓蒿排其实就是湿地，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良皋：蒿排不能与湿地画等号。蒿排是湿地的一种生态现象。蒿排在湿地中可以自然形成。湿地科学是一种很晚近、很复杂的科学。我相信湿地科学家会对蒿排之生成过程予以精当表述，不必我勉强代劳。

　　自然形成的蒿排一经人们发现，予以打理整治，可以变成宜居场所，迅速形成聚落。聚落激发人类智慧，产生文明。所以我称蒿排是中华文明的“水上温床”。这水上温床以其边界之分明，自然食物之丰富，采集经济之高效，促成聚落生活之稳定，造成聚落意识之强固。其文明之产生甚至不比黄土高原更晚。我就甲骨文 氏、氐、底、民……一系列字形之生成缘由看，中国氏族制必在蒿排上首先形成。

　　中国古代的工官，职司甚广，号称“百工”，只要将原材料加工制成器用之物，就归之工官，甚至在乐器上“制造”出音乐的人也被称为”乐工”。《礼记曲礼下第二》记有：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汉代儒者对六工中的“六材”之一“草工”就不免茫然。注《礼记》时作了猜测的“盖然”之词：

　　唯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

　　他们猜的还算正确。那时去古未远，蒿排聚落在江淮之间仍然盛行，但已不足入高土之眼。这也不奇：蒿排之流传，甚至直到当代。直到进入《洪湖赤卫队》韩英的歌声中，又有谁予以深切关注呢？我不能不感谢前湖北省博物馆馆长老友林奇先生，以他的身历目睹，向我介绍洪湖蒿排，引起我的注意。为此，我特地央烦我的学生万敏教授开车陪我到洪湖去“考察”，结果失望。洪湖的蒿排被发展“网箱养鱼”而破坏殆尽。人们无从上蒿排去捡拾鸟蛋。鸟到洪湖无处下蛋，鸟们也就不来了。以前武汉人必能享受一季野鸭雁鹅的美餐再也莫谈。我得知这一危险信息，洪湖蒿排不保，全国蒿排也未必能幸存，上网搜索，得知仅存云南腾冲一处，供旅游者惊叹。人们不信那似乎浮在水面的“草坪”竟能让人登上去踩踏，一试方知。因此那景区居然得了个“踩、踩、踩”的美名。我为此着急，我们即将全部失去足以媲美南美秘鲁的喀喀湖上的“浮岛”（Floating island就是蒿排）奇观，而是湮灭考证人类文明渊源的活化石。赶快写了一篇《保护蒿排》的论文，分别携往杨鸿勋先生主持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的年会，和由高介华先生主持的建筑与文化2008国际学术讨论会（文章就发表在该会论文集P.25）。两会时日相衔，距离比邻（一在开封，一在西安），我就乐得一稿两投。我的课件加讲词，引起会场活跃。特别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十分兴奋。她说：“您该写一本书，我连书名都帮您想好了，《一蒿排，一世界》”。她的话鼓舞了我。蒿排确属世界现象。我不知世界有无贤哲之士，先我而作出“蒿排是世界文明的水上温床”的判断。我惭寡陋，也未见中国鸿儒硕学作过类似判断。隐隐之中，我似乎把自己放大了，居然肩负起一项“世界责任”，发愿有生之年，必写《蒿排世界》一书，我若不能得到上帝批准，也深望中国的青年俊彦，肩负起中国人对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代我写成这本也许费力不讨好的书。

　　笑傲江湖

　　卢继贤：据说您在学术界有“鬼才”之称，这是因何而来？

　　张良皋：我不知记者从何渠道得悉我有“鬼才”之号。我初闻此号是在一对老学长八秩庆典的热闹场合。黄康宇、蔡德庄老梁孟都是我的学长，在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都是我的上司，我们退休后同时应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之聘，帮同创立建筑系。当他俩八秩双寿之日，武汉市院老同事起哄，到华工来举行庆典，一定要我当司仪——今曰“节目主持人”，我推不脱，只好胡乱上阵。我宣布开会之后，将到场宾客分为三拨，向寿星公婆敬礼。第一拨：老中央大学校友一鞠躬，实际在场的只有左濬源教授和我，立即让大家乐了。第二拨：南京工学院（中大后身）学弟学妹一鞠躬。第三拨：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门徒和华中工学院弟子一鞠躬，这一拨人就更多了。这不知如何想到的宾朋金字塔构成把寿星推上了顶峰，大家一齐开怀大乐。接着我致祝辞，那倒现成，我早已为他俩写了一副寿联裱好了，挂在会场，道是：

　　松柏沙龙添鹤算
　　康庄大道灿灯传

　　我不过对这副寿联作一番解释，容易。但我却信口胡诌，这副寿联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松柏沙龙”就是“长寿俱乐部”，祝贺二老已成这俱乐部的成员。到场嘉宾有高层人士：前武汉市老宣传部长、后曾任广东和河北省委书记的李尔重，和湖北省文联主席骆文，暨他们的夫人，等等。他们都已年过八十，年纪长于受贺寿星，同登寿域，共享康庄，一齐都被我纳入恭维圈，大家受用，笑而颔之。第二层：松柏是建筑材料，沙是结构材料，水龙头是供水元件，灯是照明元件，康庄大道是城市规划成果……这些工种都是他俩领导下的行当，颂扬他俩的工作业绩。第三层:“松”林坡、“柏”溪、“柏”树林、“沙”坪坝、小“龙”坎，都有重庆中央大学的校区，被当年校友戏称为“松柏沙龙”。南京的六朝松也是中大校区的标志；“康庄”是二位学长的“共名”，他俩曾刻成此二字的藏书印。上联称赞他俩足以对得起中大师友，下联颂扬他们的教导足以传诸后世门生弟子。这第三层才真是我撰联之意，前两层不过是即兴发挥，大家也都乐意听我胡说。辞毕，以口才便捷，得“油嘴”雅号的王友明建筑师跑来紧紧拥抱，口称“我服了你！”。黄康宇学长也当场嘉奖：“你真是个鬼才呀”。“鬼才”之号，我遵记者之命，坦白交代如此。不知君所闻，是否同一来源？

　　其实我还有更显赫的、“级别”比“鬼才”更高的诨名。“反右”告成，对我宣读结论。结论属制式化的“虽然——但是”体。“虽然”一段，说我出身贫寒，生活朴素，工作积极，学习勤奋，知识广博，技艺精炼……甚至提到我解放前曾思想进步，参加学运青运之类，至末句竟綴以“外号人称张天师”，令我觉得句句属实，心服口服……到“但是”一段，那就作恶多端、罪不容诛矣！“张天师”之号，乃朋友所赐。天师法力高超，专业赶鬼捉鬼，也算一个正人，所以我不以为忤。如今我若在武汉重新执行“天师”业务，资格早已记录在案，毋庸再作申报。不过在我挨斗当时，朋友们私下就难免开涮：“你张天师啊，这一趟可是丢了令牌被鬼迷啦！”。
访谈而问到诨名，未免稍离正经，容我胡说八道，那就大家轻松一刻吧。

　　卢继贤：您现在依然穿行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致力于许多方面的研究，您把这看作是一种使命，还是仅仅是您的乐趣所在？ 

　　张良皋：承问，我出外涉足，在家埋头，当然既感使命，又享乐趣。我写《曹雪芹佚诗辨》，首先是为周汝昌先生抢时间；我正开笔写《蒿排世界》，就轮到为我自己抢时间了。我在这个久已隐没，却又近在身边的蒿排世界中漫游，我相信我是一个孤独者，我不得不勉力肩负起我的“世界责任”，或曰“世界使命”。在这片广阔的蒿排世界中，老惑冰释，新知泉涌，俯拾即是，令我应接不暇，常令我乐不可支，比我搞“红学”还快活。红学无门槛，人人敢自诩为雪芹知音，不必我去赶热闹；但只要上帝批准，我还想写一本《红楼内外》，争取在余年交个“全卷”。我在《曹雪芹佚诗辨》引言之末，綴拙作《八十自寿四首之四》以明志，至今此志犹存。诗曰：
　　
　　八十老翁有所思  栖遑末路欲何之
　　回春药饵灵无补  向晚文章辣已迟
　　赤帜宁抒三闾愤  红楼岂止雪芹痴
　　同归大化羞同器  认取薰莸辨素缁

　　诗中“向晚”二字，原作“垂老”，本来是顺手从雪芹祖父曹寅诗句“垂老文章恐惧成”抠下四个字，不料与“老翁”之“老”相犯，被老友刘德川建筑师指出，使我费了一番苦功，找到“向晚”二字取代，不知能惬读者诸君之意否，聊当一份勘误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