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明：越发达的城市越脆弱，降低试错成本势在必行 | 委员专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并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担当“走出去”的支点。城市规划工作如何支撑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转型与人居环境的“高品质、高质量”建设？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马向明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见解。

CLA：我们了解到，最近在东莞滨海湾新区，相关政府建立了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景观师组成的“三师”制度，成立“三师室”，旨在“作为滨海湾的规划建设‘智库’，组建高素质人才队伍进行多领域联动合作”。目前，此类联动合作的模式已在我国有所实践，请问此次“三师”制度的建立有何创新之处？“三师”制度在未来大尺度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方面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马向明：广东省“三师”制度最初是在南粤古驿道建设中形成和推广的，并成立了省“三师”协会。这里的“三师”泛指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依据项目特点，工程师也可以是景观师或结构师。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分工带来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带来了一定的隔阂问题。很多时候大家都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去思考问题，在决策过程中信息互通和相互理解不充分，导致一些决策在实施阶段出现问题。而以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为主导的“三师”制度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就同一议题展开讨论，形成跨专业的处理方法，对于需要多方人员介入、复杂性相对较高的工程问题尤其有益。

例如，东莞滨海湾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因而，东莞滨海湾新区项目中的“三师”由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师组成，并由他们共同讨论如何维护并提升滨海湾的景观价值。规划师更注重逻辑思维，讲究功能之间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在宏观、中观尺度上容易通过“管控”来实现目的；建筑师的艺术灵感和想象力可以在中观、微观尺度上激活场地、增添城市魅力；而景观师可以更好地处理场地、功能设计和使用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在方案细化、评审及实施阶段，从全尺度上把握生态环境和建成质量。所以，我认为“三师”制度将成为未来的合作趋势。

两师从海上巡看滨海湾 © 马向明

CLA：目前我国各地编制了大量的城市群规划，您也参与完成了若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相关工作。您曾提到，如今城市的“试错成本”高了，请问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又可以通过哪些途径降低城市群发展的试错成本？

马向明：原因之一是城市生活中的信息碎片化。城市中的问题很复杂，城市建设中的专业分工也让每个人的知识面变得越来越窄，工作越来越“专”，从而无法仅凭表象或经验对错综复杂的问题做出准确判断；二是如今的城市各个环节之间的耦合度较高。以前的城市里有大量临时性的非正式经济，各种业态之间关系较为松散，改变其中一种对其他方面影响不大。如今，大部分城市的系统性和正规性都很高，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密度、耦合度较以往大幅度增加，对其中任何一环的改变都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一旦出错，试错成本就会很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越发达的城市越脆弱。

降低城市群发展的试错成本，首先要破解分工专业性带来的信息隔阂。例如，通过“三师”制度增强各方之间的沟通，尽可能地消除沟通盲区，透过多角度的现象把握本质。其次，可以通过公众的反应进行低成本测试。过去几年，“策略都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在全球，特别是在美国逐渐兴起。与从一开始就重资产介入的开发方式不同，其核心理念是率先由政府允许下进行一些简单的功能改造（改变），测试公众（市场）反应，反应正向再投入大规模的建设。比如，城市更新可以先采用低成本的临时性改造，测试再开发方案的受欢迎程度，并收集公众的意见和相关商业需求，为后续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依据。这种方式所需的成本低、公司运营简单、工期也短。我国也开展了思路相类似的1.5级开发模式的实践探索，例如在深圳前海建设过程中，有关部门利用过渡性开发一步步明确商业需求、挖掘土地价值。面对复杂多变的未来，通过公众（市场）反应让场地揭示最适合自身的建设策略，从而有效降低城市试错成本。

产业调整是近几年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本土市场成熟、创新能力强、专业服务支持到位，因而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中承担着作为我国“走出去”的支点这一重要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群规划需要做到为产业调整提供基础和保障。大湾区的发展经历了参与全球化，实现工业化，继而让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过程。珠三角最初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介入全球分工，引入国外的原料、资金、技术，以及市场，快速成为了全球一大制造业基地。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要“引进来”，整个珠三角规划的重点是产业园区，目的在于建好生产场所，吸引外部企业在此发展，而对于技术研发及配套支撑的要求不高。如今，企业“走出去”需要自带可以解决金融、技术、法律等各类问题的配套方案，而可以提供这些解决方案的人才大部分来自城市。这要求城市及城市群提升自身创新功能、公共服务、专业服务从而为人才提供支撑。规划者则需要更好地理解企业生产逻辑和市场需求，关注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回应新的挑战。

CLA：您刚才提到“越发达的城市越脆弱”，那么提高城市韧性就很有必要。当下社会语境中的“韧性”普遍是指生态环境层面上的，那么在城市运营和产业层面上，规划师、设计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升城市韧性？

马向明：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1]第一，我们设计师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城市的产业逻辑。推动城市发展需要清楚城市的动力是什么，大部分城市是以产业为动力，只有少数城市才以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规划师和设计师需要关注城市的动力，并通过保证多元化来提升城市韧性。一方面，城市的主导产业不强，发展动力就会不足。但如果城市的主导产业很强，也会产生发展动力单一的问题——一旦支柱产业出现摇摆，整个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多元化是城市保持韧性的基础，产业、人群、服务、能源供给都要多元化，避免整个城市围绕单一产业集中，其次，城市的研发能力是城市韧性的保障。

第二，实际上所有的城市建设都靠社会资本的投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有国营、民营等多方资本，设计师需要了解资本的运作逻辑，避免因“不食人间烟火”而设计出“鬼城”“空城”。

CLA：近年来，广东省一直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目前许多政策方针、会议论坛等都聚焦于城市的“高品质”建设、区域“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如东莞滨海湾新区、广州白云新城），这也是普通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可否请您通俗地解释“高品质、高质量”建设的内涵？

马向明：“高品质”通常都应该是高质量的，但是二者又有区别。城市的客户是使用者，而不是设计者或建造者。如果规划工作仅仅关注生存需求，便不能被称为“高品质”。因为高品质意味着需要在功能上提供给使用者丰富的选择——不仅要满足使用者的生存需求，也要满足审美、艺术和精神上的需求。

除了功能的丰富多样，高品质也要求高质量的持久性。目前，对许多项目质量的衡量只停留在通过验收，而不考虑后期运营、维护。我们需要从项目建设、运营、监管、服务全生命周期一体化出发，保证城市建设的长久的高品质、高质量。

CLA：随着城市品质不断提升，拥有较好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大城市将吸引更多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涌入，这也将带来住房成本增加、就业压力加剧、落户困难等问题。您也指出，“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生存质量相结合，这是活在当下的人对社会的期待。”设计师们应如何将这种对生命的关怀落到实处？

马向明：城市规划要有长远的目光，常常关注的是20年、30年的发展目标。但历经三年疫情，我感受到日子是一年年过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过，“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2]，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的所感所得延续积累而形成整个民族的所感所得。所以，当规划工作落实到个人的体验的时候，群体的体验也会得到提升，这是与整个城市的宜居性相辅相成的。

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其实就是每天的生活，上班下班、小孩教育、吃饭看病……广东省在最初研究宜居城市建设时，主要依据各种指标进行测算，并以数据为准开展建设。但后来，当公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小孩上学难、下班买菜难、接待朋友请客吃饭不便等问题时，就会对这些指标产生疑问。

19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了“邻里中心”（neighborhood unit）的概念^[3]，对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调研时，我发现当地政府把小学与社区公园、社区服务统筹为邻里中心，既为接送孩子的家长提供了舒适的等待空间，也为孩子们课后提供了玩耍的场所，有效解决了校门口交通混乱的问题，营造了无法用指标简单衡量的体验。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指出生命是连绵流动的^[4]，我们的生活也是连绵流动的。规划需要更多地考虑生活中的流线配置，而不是单纯地满足某些指标，例如“15分钟生活圈”。人的行走是线性的，生活也是线性的。所以，在考虑个人体验时，应当把相关的活动以线性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不是以圈的方式。例如，在西方的大学里，经常有一条位于学生必经之路上的生活街，在街上布置了针对学生群体的商业与服务设施，学生也可以利用这一空间进行公共活动，增添了学校的活力与人气。而国内的一些大学经常在主路的正中间设置一座图书馆，路两边是办公楼，忽略了学生的日常的生活规律和流线组织，就使得沿途的校园空间都静悄悄的。

CLA：在刚才的讨论中，我们主要谈到了在城市中塑造个人尺度上的体验的重要性，特别落在了日常生活上。而城市群囊括了不同尺度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如何协调这些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让当地居民都有宜居的感受？

马向明：首先，城市群设计需要保证多元化。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假设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需求，且现代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生活需求。但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需求，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规划工作者应当回应城市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其次，在城市群规划中要保持要素的流动。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大城市扎根生活的人可能因更向往宁静的生活而离开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或乡村中生活。由此带来的资源的流动会给不同区域带来不同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在建立大市场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要素的流动，打造更加多样化的城市群发展组合。要素的流动是社会分工的第一步，进而带来物质的交换，否则就会产生区域发展同质化的问题。与此同时，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的投机，需要政府介入形成监管。

CLA：产业调整、城市品质提升带来了人口流动，这中间造就了一批城市新移民。城市说到底是人的城市，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保留城市文脉，留住“乡愁”？

马向明：自2015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便成为了城市规划里重要的议题之一。很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当第一代城市化移民大量出现时，他们的“乡”是乡村的“乡”，他们的乡愁是过去农村时代的乡愁。但当第二代移民在城市中涌现时，他们的“乡”又是哪？通常，“乡”包含一个人成长的年代、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父母所讲述的回忆，等等。所以，保护历史文化和留住乡愁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对小时候的记忆还存在于客观环境中，就留住了他的乡愁。

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之所以是人，不是自然界纯粹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人^[5]。每个个体和每一代人都拥有自身丰富的成长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乡愁。那么，保护成长记忆是在保护什么？在城市中，主要有两类记忆可以让人记得住乡愁。首先，是自然山水所带来的记忆，例如广州的珠江和越秀山。从进化史来说，人来自于自然。人类喜欢绿色，喜欢开敞空间，因为潜意识中人类认为密集空间很危险，可能会有视野盲区或者猛兽来袭。因此，在城市建设在保护自然山水，其实是在保护人类潜意识中的心理舒适区。其次，是人文历史所带来的记忆，例如广州滨江路、老中轴线等具有城市历史积淀的场所，以及承载着某一代人历史故事的纪念性场所（例如过去生活的农场令曾经参与过“上山下乡”的这代人倍感亲切）。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适当地保护留存。

如今，珠三角地区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一项最大的便利——城中村。这是城市新移民第一次进入城市的落脚点，直至打拼三五年之后，慢慢从城中村搬出来。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很深刻的记忆，而这段记忆也将成为城市新移民的乡愁。要如何保护他们的乡愁，以及城中村是否可以被“一拆了之”，是值得好好考量的问题。有人说城中村不能拆，因为它为城市新移民提供类各种可能性。如果没有城中村提供低廉的落脚点，很多人可能根本无法在城市中立足；也有人说城中村环境差应该拆除，城市的发展成果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城中村也应改造为更宜居的场所。

其实，“记住乡愁”不一定要让每个人住过的房子都变成历史文物，不能拆不能动，而是要保存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我们需要对一些地方进行拆除和后续建设，而对另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保留，逐渐进行功能转换和更替，这个过程就是符号化的过程，经过恰当的符号化和艺术化的转化，既可以保留那一代人的乡愁，形成城市的历时记忆，又可以更有价值地使用土地。霍金曾指出，时间是一个单箭头，空间是个loop，我们不得不循环利用空间，才能应对无尽的时间^[6]。但这种循环利用应该是多元价值观下展开的，而不是以单一的经济理性为推动力。我想这就是中央明确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含义。

采访 | 周舟，高雨婷

编辑 | 周舟，高雨婷，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