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城镇化是多个维度的文明竞赛

关于嘉宾：

李津逵于1982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2000年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任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城市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他还担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高级会员、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城市思想者研修计划首席学监、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副会长、以及深圳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城市化浪潮

李迪华：请从历史文明发展的角度，谈谈世界及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李津逵：在城市文明的交流课堂上，中国是最后一批入学的学生，而非最前排靠近讲桌的学生。对中国来说，城市化文明是随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和大航海从西而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古希腊时代，希腊化的殖民地沿海岸线分布，这样比较便于停泊船只上岸，并以港口为中心，在步行距离之内布局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这种自治的城市叫城邦文明。大航海时代以来，这种文明从西到东的渗入是这样的过程，一年级的学生是开普敦，绕着好望角。二年级的学生是红海沿岸，一直到印度果阿。三年级的学生是新加坡。而香港和上海是同班同学，已经到了1840年，基本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后一拨学生了。

1840年之后，中国又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从1840到1937，西风东渐，沿海地区城市融入世界，国家日渐开放，就出现了上海这样的城市，但我们也在开放中应战，在应战中复兴。这时我们发现，中国深厚的文化造就了应战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创造真正的城市。第二次城市化是到1960年，这时东风压倒了西风，在1960年城市化率达到了一个高值，20%。而在此后又停滞了20年，城乡社会解体并且纳入国家高度管制，乡村失去传统秩序和自治能力。直到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中国农民终于得以挣脱束缚奔向城市。依托于第一次浪潮中的开放城市，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发展起来。1978到2013年，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从19世纪后半叶50年增一个百分点，而21世纪初每年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200年来的社会大转型，目前进入了关键时期，农村中国已经变为城市中国。

当然，城市化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规模、高密度、异质化人群拥挤在陌生的城市中，必不可少地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产生贫富悬殊，造成居住拥挤，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很多成功城市发展案例被简单复制，实际上暗藏着隐患，比如说蛇口模式，很多地区只模仿它的市场经济做法，而关于教育、医疗、民主监督等方面，关于城市理想的部分被忽略。这样的开发区顶着巨大体制压力，只是成为单纯经济功能区，造成产城分割、城乡对立，30年后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在百年城市化的三次浪潮中，呈现这样一种次序：首先是封闭专制的中国在超稳定的结构中衰落，同时人类先进文明在开放中挑战中国。面对挑战，中华民族体现出我们所具有的应战、复兴的能力。在第二次浪潮中，斯大林模式曾经使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直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向世界的开放才刚刚重启，这时"乡村中国"逐渐成为"城市中国"。到了现在，互联网革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国现代化已越过不可后退线。这就是由开放，到城市化，再到现代化的整体路径。

传统中国的城市文明

李迪华：对于"传统的中国没有城市文明"这句话，您怎么看？

李津逵：中国城市的基因跟欧洲城邦是不一样的。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城邦也不是欧洲城市的全部，欧洲也有像中国这样的城市。比如说在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和各个行省的省会也是中国的这种城市，比如说罗马。罗马也有商业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罗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在腹地，就是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夺。殖民地的边界一旦框定了，没有增量了，那罗马的财政税收也就没有增量了，开始持平了，所有的官僚主义耗散这些财富，最后走到一天轰然倒塌，罗马非常像现在的北京。

欧洲的那些港口为中心的城邦文明自治体，从雅典到威尼斯，一直到后来的热那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这些城市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是靠什么建立他的经济基础？是靠对外贸易和商业。由于他精于算计、接待与融资，在商战中间掌握着世界商业网络的结点长盛不衰，并且以他高超的营利能力带活整个腹地。今天的香港带活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上海带活了长江三角洲，北京却造成了周边河北省两百万的贫困人口。一个是罗马式，一个是威尼斯式，我觉得不能简单说中国没有城市，我们说中国有城市，有罗马式的城市。

城市化的经验教训

李迪华：国际上有哪些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警醒？

李津逵：可以谈谈底特律这个城市，它可以说是大工业时代的贵族。我对于底特律这一轮的城市复兴，依然怀抱着忧虑。2013年州长宣布财政破产，14年破产程序终结，给它减债70亿，还剩110亿，再注资14亿让它复兴。通常破产不是"倾家荡产"，更像是管家由于入不敷出而申请下课，是终止财政的恶性循环，通过产业转型、城市复兴获得新生。但是我对此很不乐观。

因为，在破产背后，体现了数十年中政府应对离散化政策的整体失败，底特律是美国城市中衰落最为典型的案例。在美国的税收体制之下，城市更新必然拉升本地税负。美国的税收分为三级。联邦所、州政府和本地政府所得税。羊身上出羊毛，就养羊。在羊身上投入多，税也会收的越多。于是就有人逃离城市，越来越多的税来自越来越少的人身上，进而加速离散化，失业率提高，底特律面临着城市中心区衰落的严重问题。1950年底特律有二百万人，2000年有一百万人，眼下只有七十五万人。美国的税收是水密隔舱式的，不行了就破产，不会影响别人。整个大底特律地区三十多个城市，破产了其中一个，但其他地区生活还很好。而中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全国人民买单，有一天财政崩溃就是国家崩溃，不是北京崩溃，这就是罗马帝国，把全国腹地绑架在一起来为它服务，这就是中国与美国的不同。

城市中心区衰落是百年趋势，底特律又是第一条水泥道路和第一条高速公路出现的地方，这就助推了白人郊区化和非裔向市中心的聚集。此外，底特律为离散化加速还有社会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美国毕业严格保持政治正确，谁也不说，就是底特律的黑人占85%，当黑人达到85%的时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种族逆歧视。资本的权力太大的时候压迫工人，工人权力太大的时候则会造成垄断。底特律的汽车工会使得每一个汽车工人年平均收入十五万，相比之下，美国教授平均年收入九万。当造成就业垄断的时候，社会反向失衡。

可以看看底特律依托什么来进行复兴。比如，通过新世纪以来美国新一轮的技术革命，金融类的公司以互联网武装，手表自行车采用新的工业设计、３Ｄ打印技术，用小微创意公司填补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空间等等，这令大量不同种族的白领带回市中心，城市重拾活力。另外，不仅有大量的建设项目，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新人群开始进入底特律市中心，其中大学生占４０%。底特律的复兴政策关注到了人，比如提供４万高学历移民签证，希望通过引进人才特别是华人。可以说，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中部各州共同的举措，据说密西根华人投资已千亿，是全美前８名。可以说，城市是一场没有终场的竞赛，是多个维度的文明竞赛，不同时代人的改变推动着城市形态演变。在这次竞赛中，多样性、共生性、移民、技术革命是环境，挑战是契机、困境是资源。优秀城市是某些文明维度的改善提升，伟大城市是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