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亲自然设计?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2015年第1期“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专刊。获取全文请点击查看。
亲自然的景观设计对改善健康与福祉的作用
The Role of Biophilic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作者
乔·克兰西(Joe CLANCY):英国伯明翰市Pegasus规划集团景观设计师
雷康铃(Catie RYAN):美国纽约市Terrapin Bright Green公司环境咨询师、亲自然设计专家
城市环境会导致精神疲劳与压力,而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要素进行互动则可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当今乃至今后几十年,城市环境因素将对公众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正好为亲自然设计提供了用武之地。
什么是亲自然设计?
亲自然设计(Biophilic Design)是随着“热爱自然的天性”(Biophilia)这一概念的普及发展而来的。1984年,爱德华·O·威尔逊将“热爱自然的天性”定义为“人类与其他生物天生的情感联系”,这与罗杰·乌尔里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学研究不谋而合——他发现观赏自然风景将影响病人的康复。
近几十年来对亲自然设计课题的研究,可以归为以下三类:1)空间里的自然:在某一空间中直接的、物理的、短暂性的自然;2)类自然事物:有机的、非生物的、能够间接地唤起与自然的联系;3)自然的空间:自然中常见的空间布局。
亲自然设计的作用
与自然的互动可以减轻压力、减少烦躁、缓解精神疲劳、降低血压、舒缓好斗情绪,还可以提高自尊心、改善情绪,以及通过“恢复”过程提高医院病人的康复率。亲自然设计使得建成环境能够对健康发挥预见性的助益作用,而非通常的反应性的病理学作用[1]。
亲自然设计项目的考虑因素
过去,许多关于亲自然设计的讨论一直是在室内设计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户外景观项目则为亲自然设计带来了更多机遇,原因有三:景观拥有真实的自然(与代表性的自然相比)、知觉流畅性,以及复杂的适应系统。
亲自然设计在室内应用中常常存在一个问题:代表性的或者仿造的自然是否能够有效替代真实的、鲜活的自然。事实上,人类使用大脑中的不同部位来处理自然元素与人造元素的信息(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知觉流畅性”),当人类与真实的自然互动或者体验到真实的自然时,所获得的健康效益才更加显著。[2][3]
特定的生态系统如何运转、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大环境(即景观、社区、流域等)的关系、物种(包括动物与植物)行为的季节性、资源流动(水、养分、阳光),每一项都为适应性的设计策略提供了依据,各种策略也支撑着景观所带来的公共健康与福祉,如此景观将为世世代代享用、向往和维护。
亲自然设计在景观设计中的实施模式
下文介绍的模式选自《亲自然设计的14种模式》一书[4],这些模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且可应用于任何规模的项目上,以助于提升健康与福祉。
观望和庇护
观望即从一定距离外进行无障碍地观看,是景观项目中最容易实现的设计目标——能够在场地内看到远景,或者看到场地之外的焦点。在中国传统园林设计中亦将这种方式称为“借景”。最佳的观望景象有着类似于疏林草地环境的构成元素和空间特征(地形起伏、低矮的草地、灌丛、水体和人类活动或居住的迹象)。
苏州拙政园。通过运用“观望”模式的借景原则,设置了朝向远方地标的视角,使得空间比它实际上显得更开阔,在小型的景观项目中创造出了冥想与放松的空间。© CC Hsu
在城市景观环境的背景下,庇护意味着不受雨淋、不受日晒,或避开喧嚣的街道。这种模式旨在将视线限制在空间内,同时能够从空间内向外观望周边环境。[5]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兰苏中式花园。在这个花园的设计中,应用了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水之存在、复杂性与秩序性的模式,并适当地运用了观望与庇护模式。从一处庇护空间望去,分形的装饰物框定了视野,并由物种丰富的植被进一步界定了景象, 使用者在这里可以看或被看, 或者独自在这个幽暗的空间中沉思。© Catie Ryan
观望与庇护对于健康的益处包括减少压力、缓解烦躁与易怒情绪、减轻疲劳和认知漏洞、提高舒适度、快速恢复。虽然观望与庇护属于两种不同的模式,但如果将两者结合会加强设计对健康的益处。
复杂性与秩序性
这种模式旨在依循空间层次和自然几何形式将自然界中发现的对称和分形结合起来[6]。这可以通过模拟(或支持)自然界中生态系统和植物群落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结构与排布实现,包括人流,促进社交活力的节点和网络。该模式的应用有助于改善项目的空间构成,使得景观与贯穿其中的导向系统看起来更自然,方便游客辨识方向,创造低压力的体验,利于恢复疲劳。
与自然系统的联系
在景观设计实践中应用这种模式的方法包括:使用露天的城市排水系统,对季节性种植和河床加以规范或保护,为野生动物和传粉昆虫提供栖息地,尊重景观与当地气候条件、生态系统、游客使用倾向,以及景观随时间而演变与适应的自然趋势之间独特而复杂的特征与关系。能够建立上述联系的亲自然景观,将有助于在游客观赏和体验中营造出感知变化,同时能够提高游客对于其他亲自然体验的健康反应。
水之存在
水具有激发人与场地积极情感联系的强大能力。现有的证据表明人们偏好带有水景的景观,尤其是当水景占据到整个景色的三分之二左右时。复杂的水流波动,如潺潺流水和瀑布,能够激发出更为强烈的亲自然回应,或者当游客能够接触到水或与水互动时也会产生这种效果。[6][7]已有研究显示景观中的水景能够减少压力、增加宁静感、减缓心率、降低血压,甚至能够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
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应用亲自然模式的战略
为实现微修复体验而改造
由于高密度城市的中心区域空间十分有限,大尺度的亲自然设计有时并不可行。[8]人们乐意通过步行或能够步行前往体验自然的距离往往不超过300m。[9]有趣的是,绿色空间并不一定是面积越大越好,因为绿色空间对心理和生理的积极影响并非与占地面积成正比。然而,生物多样性水平越高,人们越能从绿色空间中获益。[10]
这意味着在高密度的建成环境中,许多小尺度的亲自然景观对健康也有着重要意义[8]。因此,创建亲自然城市环境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对上班、上学、购物等活动的主要路径周围的小空间进行改造。[11]
美国纽约市的佩雷公园是一个亲自然城市景观的优秀案例。它创造了一个逃离喧嚣的街道(庇护模式),并且从这里可以观望街景(观望模式),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这个空间(创造出不断变化的漫射光线模式, 在本文中未表述),以及一个位于公园后部的巨大的跌水(水之存在模式),这些要素共同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构成了一个微修复空间。 © Bill Browning
将弹性融入建成环境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对能源的依赖都驱动着弹性政策与弹性设计,但由于建筑环境也在随之改变,这使得如何保持有效的亲自然景观体验以增强公众健康与福祉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所设计的景观的功能而言,亲自然设计策略越整合,预计的健康效应就能更好地随着动态的城市景观而消长。充分利用景观的季节性变化,能够使设计师开发出一年四季均具有表现力的亲自然设计模式策略。
对景观设计的启示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景观设计师主要将工作焦点集中在材料的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使用者体验则疏于关注。随着自然和绿色空间能够促进人类健康的实证证据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使用者体验重新成为设计考虑的前沿,并进一步扩展了其在健康与福祉方面的价值。
在未来几十年中,亲自然设计必将成为景观及其他类别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相互融合,已经开始催化景观设计成为维系和提高城市环境中的公众健康的重要力量。简单地说,亲自然设计正是好的设计的延伸,而在设计实践中秉承上述标准已是景观设计师在专业上、伦理上和道德上不可回避的责任。
注释
乔·克兰西与雷康铃合作编著了《亲自然设计的14种模式:提高建成环境的健康和福祉》一书(2014年),其电子版内容可以在Terrapin Bright Green公司的网站上免费下载:www.TerrapinBG.com/publications/
部分参考文献
[1] Souter-Brown, G. (2014).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London: Routledge. 14-305.
[2] Joye, Y. (2007). Fractal Architecture Could Be Good for You. Nexus Network Journal.9 (2), 311-320
[3] Parraga, C., Troscianko, T. and Tolhurst, D. (2000).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is optimised for processing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in natural visual images. Current Biology.10 (1), 35-38.
[4] Browning, W., Ryan, C. and Clancy, J. (2014). 14 Patterns of Biophilic Design: Improv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New York: Terrapin Bright Green, 2-44.
[5] Hildebrand, G. (1991). The Wright Space: Pattern and Meaning in Frank Lloyd Wright's Hous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1-173.
[6] Forsyth, A. and Musacchio, L. (2005). Designing Small Parks: A Manual for Address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cern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0, 60-65, 95-98.
[7] Herzog, T. (1985).A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eference for waterscap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 (3), 225-241.
[8] Wall, T. and Waterman, E. (2010). Basic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01: Urban Design. London: AVA Publishing, 112-160.
[9] Natural England. (2010). Nature Nearby: Accessible Greenspace Guidance. Sheffield: Natural England, 9-40.
[10] Fuller, R.A., Irvine, K.N., Devine-Wright, P., Warren, P.H. and Gaston, K.J. (2007).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greenspace increase with biodiversity. Biology Letters.3, 390-394.
[11] Joye, Y. and van der Berg, A. (2013).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In: Steg et al.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Chic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57-66.
参考引用 / Source:
Clancy, J., & Ryan, C. (2015). The Role of Biophilic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3(1),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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