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RCH访谈俞孔坚：再定义中国文化景观

^{© 俞孔坚，土人设计}

俞孔坚于北京林业大学获得园林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五年后，俞孔坚教授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卡尔·斯坦尼茨（Carl Steinitz）、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和斯蒂芬·欧文（Stephen Ervin），于1995年完成了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世界知名景观设计公司SWA担任景观设计师工作两年，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之后，他回到中国开始了学术研究事业，并与妻子吉庆萍一起进行实践来验证他的理论。如今，俞孔坚领导着国际知名的公司——土人设计，该公司拥有600名专业人员，公司涵盖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俞孔坚教授还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创始人。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书籍与论文，与世界分享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俞孔坚先生于近期获得国际景观学与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颁发的2020年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

Q：除了在国外求学的重要经历，您还经常提到在浙江时的童年和家庭经历。那段记忆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您的童年环境对您如今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影响？（Q为作者与采访者，A为俞孔坚，以下同）

A：我的家乡东俞村，是一个小村落，坐落于白沙溪和婺江交汇处。我幼时常在水质清透，游鱼嬉戏的白沙溪里游泳。河岸两边长满了茂密的柳树，多种多样的鸟类在树上筑巢繁衍。每当春汛来临，鱼儿逆水而游，正是下水捉鱼的好时机。村庄有7个水塘，村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们。

村庄西侧的大樟树就像一个巨大的地标，站在树下可以俯瞰整个白沙溪两岸的滩地。村南面是一片古老又神圣的树林，幼时我听父亲与祖母讲过许多祖先的传奇故事，故事中常常让我联想到这片神圣的林子。偶尔，我也会和兄长们在树林中玩耍，在遮天蔽日的树冠下，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蘑菇、鸟类和小动物。在人民公社劳动时，我们要平整田地、挖池塘——调节旱季和雨季的水资源，种植和收获各种农作物。灌溉稻田的水系中有大量的青蛙和鱼类。我照料水牛、兔子和山羊，用庄稼地田埂上的青草喂养它们。我们常常在甘蔗、油菜花和桑树的地块里玩捉迷藏的游戏。

在20世纪70年代，我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环境变化，敌敌畏和杀虫剂被引入生产队，几乎一天的时间就毒死了在水渠里所有的鱼。我看到村口“神秘”的森林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树木被砍伐，森林中的动物被杀死，鸟类被射杀并出售给市场。昔日的白沙溪被水泥防洪墙代替，溪流自20 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变得毫无生气。我亲眼见证大量的混凝土取代了砖块、木头和夯土等传统建筑材料，在短短20年内，村庄的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美丽变得丑陋。

我的童年成长环境塑造了我现有的思维模式，它是我的思想理论以及设计实践思维的摇篮。我在乡村十七年的成长经历是我事业发展的砧木，上面嫁接着我在哈佛大学深入学习的现代生态学和艺术理论，而我则像是最古老的树根和最现代的树冠的接合体。带着这些过往，我问自己：用什么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水，特别是洪水？要怎样来克服工业技术和化工品带来的破坏？如何维持一个可持续的且具有生产性的生态系统？到底什么样的景观才是美丽的？

Q：您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生态和（文化）认同危机，而您的想法和工作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在文章中，你对现有的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两个解决方案——“生存的艺术”和“大脚美学”[1]。在这两个方面，您都希望我们能够牢记传统，修复我们与生活环境的和谐关系。从您的叙述中能够看出对传统文化深厚的情感，而这些往往被许多人忽视。

公司名字“土人”也具有深刻内涵，“土”是指“土壤和地球”，而人是指“生活在土地上的人”。这个名字的构想是从何而来的？您所做的设计一直遵照您的本意么？您觉得洪水、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多个环境和城市生态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A：基于工业技术的灰色基础设施被证明是有许多不足之处的，这促使我们转向另一种选择——基于自然的绿色基础设施途径。这一途径源于中国古代农业、水管理、聚落建设方面的漫长实践所积淀的古老智慧^[2]。这种传统的智慧在工业大文明中被遗忘在角落，因此需要我们来复兴与发展。

这种来源于生存经验的智慧可以适应季风气候，并能够应用于其他气候相似的国家，而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这些方法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方式通常源于乡下或自然中，但城市中也常会被用到。传统的途径能否转化为科学的、可以复制的实践方案？城市的文化该如何接受这种景观？“新乡土”文化能否成为一种引起全国范围的文化运动？

^{基于自然的途径源于中国古代农业、水管理、聚落建设方面的漫长实践所积淀的古老智慧。为了使这些古老的智慧能够被应用于现代实践中，需要进行实验以及后期评估和标准化，以提升这些古老的智慧。  © 俞孔坚，土人设计}

在现代城市的环境中，应用古人顺应自然的经验，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深邃之形的缔造，即提炼古人的智慧，解决现代工业城市的问题，创造融生态健康与美观宜人于一体的“大脚美学”。

创造“深邃之形”，有别于那些仅仅浮于表面的“肤浅之形”。引用约翰·莱尔（John Lyle）的定义，即“当人类生态系统在其表面下具有深层的物质和内在的本质的秩序时，便有了深邃之形。因此，深邃之形是内在生态过程和人类欲望相互作用形成的，这使得底层秩序在对人类来说是可见的和有意义的。”^[3]我将这一概念引申为深邃的“构型”和“变形”，前者指结构意义上的深邃之形，后者指外在的形态。前者更多基于科学，而后者则基于生态学与艺术学，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将艺术与生态结合。

第二是要找寻可广泛推广的技术。那么，什么是城市负担得起的可广泛应用且有效地修复现有环境和紊乱地球的“自然途径”呢？这是在创建生态基础设施或绿色海绵时的主要的挑战之一，这些技术可以简单操作并低成本投入。我们以古代在农业和村镇建设中的水管理技术为灵感。几世纪以来，农民仅使用锄头，通过简单的挖方和填土技术，改变土地的表层，成功地适应了各种恶劣的环境。

例如，在中国西南部的山区，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修建梯田。早在2000年前，中国农民就知道，“四顷田必开一顷塘”的道理，用20%的土地来调节水资源的季节不均衡。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发明了桑基鱼塘系统，将沼泽改造成为世界上最丰产和最美的景观之一。美洲阿兹特克人在15到16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能够创造浮岛，将不适宜居住的湖泊改造为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村落。这些基本的景观技术，如梯田、基塘和垛田屿，不仅可以应对洪水、干旱和极端气候造成的自然灾害，而且只需很低的成本就可建造和维护。

第三，将设计理解为将古代智慧转化为现代工程技术的研究及实践，其中包括受古代智慧启发的设计、POE的研究及标准化。

最后，需要发起一场关于变革“单一目标导向的”灰色基础设施的政治运动。这也正是土人设计在过去二十年里努力实现的目标。但是除了基于自然的途径本身，同样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公民达成共识，以便走上这条基于自然的道路，所以政治运动和决策改变是必要的。为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写信给决策者，包括国家高层领导，出版面向中国数千名市长的书籍和文章^[4]；并且为城市决策者和部长们做了350多场讲座；以及通过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大众媒体向公众传播这一理念。

在项目委托和施工之前，向市政府官员传授理念是获得项目设计的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针对那些长期项目，项目陈述是关键。我们认识到，陈述需要根据所面对的对象加以调整；在有来自西方的竞争对手时，“民族自豪感”是个利器；在阻止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无限扩张的情况时，我们需要表达“农民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和农民自豪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动力，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Q：这种方式能否对全球城市模式发挥关键作用？您是指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每个地方的需求和它的根源么？

A：是的，生态和环境可持续性与文化认同是全球化的对应，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有之道路。

全球眼光、在地行动，或者用我的话说：”思如国君，行若农夫“。如果各国各地都能够根据自然与文化遗产，利用古老的智慧顺应自然，地球将走向更健康的境地。^[5] 文化认同，即民族或农民自豪感，和生态可持续性密切相关，因为文化认同往往是适应当地自然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文化认同和基于自然的设计需要齐头并进的原因。^[6]

^{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全市领导干部带来关于城市生态环境提升的讲座，包括高层在内超过2000名领导干部参与了讲座。© 俞孔坚，土人设计}

Q：您是贵国的专业人才，并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您如何描述欧洲、美国、南美洲、南非、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景观设计职业？

A：首先，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将这个行业团结起来，并形成一种新的设计职业，我称之为生存的艺术，或气候适应设计师，这就是行业的第二次革命。孕育欧洲传统景观设计的是温和的气候条件，这样的自然气候使其发展了丰富的园艺、建筑和城市设计艺术，这些艺术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景观设计之母体。

然而，这一景观设计的传统在欧洲本土几乎没有空间得到更独立和本土化的发展。如果该行业想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应该通过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来突破他现有的地位。希望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全球的积极响应，引起一场变革。在美国，景观设计行业的第一次革命因此而发生，它把传统的欧洲园艺和风景园林发展成为现代的景观设计专业。

美国景观设计专业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独立的专业，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孕育发展，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满足了工人阶层的需要。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专业化，景观设计在美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奥姆斯特德（Olmsted）和麦克哈格（McHarg）等前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涵盖了生态及人类在应对未来气候变化中的基本需求。但是，以陆军工程兵为首的土木工程专业的垄断性地位，以及社会的资本化、私有化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景观设计专业的实践空间，相反，景观设计在理论和教育方面的发展远远超前于实践。

我认为南美洲、非洲、印度、孟加拉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潜力可以从景观设计的第二次革命中收益，它将重新定义景观设计，并将其作为一种生存的艺术。这些地区往往面临着生存挑战，包括水和粮食短缺、洪水和自然灾害。在这些领域，景观设计作为一种生存的艺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校以及教育资源。这些地域都可以进行景观设计的探索，并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定义这一职业。而欧洲国家将受益于第二次景观设计专业的革命，以应对气候变化。欧洲的景观设计专业人员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得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洪水问题的解决思路。面对这些共同的挑战，世界上的景观设计行业将团结一心拯救地球，适应气候变化。

中国将是第一个经历环境和气候变化危机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景观行业的第二次革命——生存的艺术——必将在中国孕育而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这还仅仅是覆盖了3%国土上的道路、渠化硬化了大部分穿城而过的天然河流，而结果却是每年有400多个城市被洪水淹没。以后，会有多少水泥来用于这些季风气候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同样的建设？多少城市将被建设成没有弹性的混凝土城市？显而易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重新思考以灰色基础设施和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城市建设方式。而基于自然的途径才是缓解气候变化的最有效、低成本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大量减少碳排放。

这种方式也是对气候不断变化的一种适应，将实现人与自然长期而深刻的和谐关系。它源于古代长期考验和失败积累下来的智慧。对人类来说，气候变化并不是新鲜事。新的是世界对所谓的高能耗技术已经迷失了方向，一味试图利用高科技修复生态系统，只会使整个生态系统恶化。值得一提的是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就像硬币的正反面。这一变化将会挑战建成环境设计的理论、美学及技术。它需要创新的设计语言和设计形式——不仅能够缓解气候变化的速度，同时还能为人带来愉悦的享受。

它呼吁的是创新的绿色技术，并且这些技术利于低成本复制，方便大规模实施，以缓解不断恶化的气候，治愈这个正在衰变的星球。土人的实践通过重新设计生态系统来应对这些挑战，并创造深邃之形，使设计的景观具有抵御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能力。

^{基于自然的生态基础设施提供了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替代基于工业化技术的灰色基础设施。景观设计的核心是规划和设计生态基础设施。© 俞孔坚，土人设计}

Q：您经常提到“大禹”——传奇的中国先王。据说他了解河流的变化，而不是一味与它们抗争，他把水域纳入到城市的规划设计和生活中。我们注意到，这个战略也是您设计的重要理念之一，在不同类型的项目和规模中都有使用它，并且得到了民众和领导人的高度认可。您认为工程“决策者”为什么逐渐忘记了传统的方式？

A：中国的工业文明牺牲了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农业、水管理和栖息地建设所使用的那些基于自然法则的途径。

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技术的殖民，由不同的专业、不同层级的职业、土木及水利工程规范所构建的学术基础进行推广和发展，并由政府行政机构所设立，负责中国生态系统不同方面的各自独立的部委所保障和执行。

这些管理当局将整个生态系统划分成完全隔离的不同的部分，例如：水、土地、野生动物和城市是分开的；雨水排放和供水系统是割裂的，防洪与林业也各自独立。整个知识基础和体系无法支持基于自然的系统方法，传统知识尚没有被法程序化、标准化的，也不能像工业灰色基础设施那样去复制，与行政基础设施也较难融合。

Q：在您的土人设计的项目，从国家规模到区域、城市、甚至更小的尺度，例如建筑等，您已经能够在各种尺度中推动生态建设。设计是否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A：生态学在多个尺度的规划（基于区域和景观生态学）、设计（基于更多的场地生态和种群生态学）和人类行为（生活方式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系统生态学）中，都是一个共同的理念。

从区域生态、景观生态到场地生态，种群生态以及生态系统，其中关键词是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模式。规划是将自然和人类活动之间划出一条线以此保护自然，并利用最小的土地定义最有效的生态模式；设计应该通过生态过程改变现有景观，创造一种有适应能力的深邃之形。

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意味着能量、材料和物种的使用和循环，这会对自然过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设定人类对自然的开发界限是关键。在国家和区域的尺度上，生态学是关于城市和区域开发对气候和自然过程的适应；基于气候和地理进行区域划分，以保护水和生物多样性；基于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对城市化发展进行布局。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作为保护和恢复中国生态、美丽中国运动中的国家和区域空间战略，是国家规划的科学依据之一。© 俞孔坚，土人设计}

Q：在政策层面，国家及区域的优秀的规划意味着确保有明确划定的生态安全格局，并将其作为健康美丽国家和区域的战略框架。您是如何理解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呢？

A：生态是自然的经济。大自然自有循环系统，健康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地产生“净利润”和负熵，不断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提供福利。在城市中，健康的生态景观也意味着更高的货币意义上的财富价值，更少的医疗成本，更少的耗能成本，更多的福利，所以基于生态和自然的途径意味着低成本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生态设计的最小尺度：俞孔坚公寓里的低维护生态墙，可以循环雨水，净化加湿室内空气，降低建筑温度。© 俞孔坚，土人设计}

Q：西方的一些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目前正在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环境、土壤、海洋、生态科学等）。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宏观角度设计规划，提出了能源过渡、城市水产养殖、垃圾管理、粮食产能不足等区域计划。除了那些与水和农业相关方面外，您还对哪些方向有所研究？

A：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有两种方法，一是缓解，二是适应。你提到的只是缓解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基本原理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对两者都很感兴趣。如何打造水韧性城市？如何适应海平面上升？如何减缓城市热岛效应？如何高效地回收利用废水？这些都是我在规划设计环境方面所感兴趣的话题。在改造后工业城市景观时，我思考了很多不同层次的景观服务，包括休闲、教育、健康、社会公平和经济价值，以及美感、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等。

^{基于自然的土壤修复方案：收集雨水，进行植物群落恢复，解决土壤碱性问题，并创建一个休闲城市公园。前后对比图（天津侨园，中国天津）© 俞孔坚，土人设计}

^{基于自然的雨洪管理方案：移除混凝土防洪墙创造多功能的水弹性走廊。前后对比图（黄岩江北公园，中国浙江省台州市）© 俞孔坚，土人设计}

Q：您目前正在研究什么解决方案？您认为它未来应该怎样运行？

A：我正在推广和实验用基于自然的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洪水问题并测试防洪和雨水管理的生态方式，即“海绵城市”和“海绵国土”。我试图拆除混凝土防洪墙给水更多的空间，通过造更有韧性和生产性的美丽景观，把灰色基础设施变为绿色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我也试图通过同样的原理解决大规模来自农田和城市径流的面源污染所造成的水污染问题。

^{基于自然的景观净水方案：将混凝土水渠的灰色基础设施改造成植被茂盛的梯田河流走廊。前后对比图（海口美舍河凤翔公园，中国海南省海口市）© 俞孔坚，土人设计}

^{基于自然的气候恢复方案：河岸线红树林修复。前后对比图（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中国海南省三亚市）© 俞孔坚，土人设计}

Q：我们观察到在工作中，您有一个清晰的设计愿景。然而，设计工作是包含多种学科的，比如设计工程师、城市规划师、植物学家等。您与其他学者的关系如何？

A：我尊重所有其他学科的学者，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但在中国，跨学科的合作总是有一定困难的。在大部分项目中，他们不愿意合作还会提出一定反对意见。我经常和水利工程专业的工程师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我认为传统的工程水利学科有机会变得更具有生态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探索改变工程水利带来的生态问题、拆除不必要的防洪墙和改变过度使用管道、水泵以及混凝土的传统土木工程的现状。

我呼吁进行一场大脚革命，并让大家意识到现有的设计是需要改变的。我在中国，曾发表过一个公开演讲——“大脚革命”，呼吁拆除混凝土防洪墙和水坝，播放量已经达到一亿多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开始时往往忽视生态建设。因此，我在20年前就提出了“反规划“，试图扭转城市扩张优先的规划过程，转而优先考虑生态和景观。虽然这在城市规划者中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是时代的必然，现在生态优先规划已经被国家正式认可。

传统的园林设计以观赏为主，于是我发起了一场名为“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运动，完全改变了对于景观与环境美的定义标准。我让雨水淹没城市公园，这惹怒了一些传统园林人士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土人设计在质疑声中幸存下来并蓬勃发展，现在”海绵城市“已经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目前我们很难与其他传统学科保持一致，因为我们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原来的维度。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土人设计建设成为一个综合团队的原因之一，公司中包括了有生态思维的其他学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需要一个500多人的团队。我们需要一场从理论到规范到实践的彻底变革。

Q: 现在，土人已经具备了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土地规划等资格，这允许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基于自然的设计方案。GIS数据收集系统与景观设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GIS包括生态学、自然和人文地理学、矿产资源、地形学、植被、动物群落等，这些奠定了全面规划的基础。这是在您公司的项目中可以实现的么？

A：是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更多基于可用数据和科学理解从而进行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已经有很多人遵循我的理论框架，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以及场地分析中来分析和划定国家和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Q：您认为可能研究出完整的国家地图学吗？您觉得这张地图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吗？或者您认为当前对领土信息的管控会对您的研究造成困难么？

A：是的，我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地理信息是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中国，我不认为这些数据将来会公开使用。事实上，具有详细地形数据的地图应该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管控级别的保密资料。

Q：您的专业素养使您被邀请成为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成员，就能够看到客户或城市管理者的真正目的。城市发展是一个赚钱机器，一些人利用它从农民那以低价购买土地，并通过城市化再高价出售。在高密度的城市发展策略中，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如街道、设备等投资可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种“四处扩张”的城市化策略可能会过渡消耗领土，并占用农业用地、城市旧区或储备淡水的肥沃土壤。您认为景观设计师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样的主题下，中国的城市规划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在过去的四十年，你所说的事情曾在中国发生。城市规划成为帮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征用周围土地的工具，导致城市无序扩张。当我1997年回到中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反规划”。^[7]

所谓的“反规划”是优先确立和建设一个生态基础设施，用来控制城市增长，以便能够保护关键的生态和文化遗产，同时又可以满足土地开发的需要。这种逆向的方法现在已经被中国当局正式采纳。规划职能已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并加入新成立的部门：自然资源部。它的主要作用是保护、修复自然资产以及代表公众对自然资产的多目标使用和管理，而非地方政府。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景观设计的作用是界定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界定城市形态，提供多元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基础设施。

^{望山生活项目：在婺源巡检司，重建了被废弃的农民住房，为寻求新生活方式的城市居民带来了新的景观房：经历完新冠疫情后，一种完全依靠自然服务、拥有天然的食物、干净的水，可以和当地村民一起相处的生活方式。© 俞孔坚，土人设计}

Q：北京大学正在制定哪些教育计划？您在培养怎样的景观设计师？您认为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景观设计师？

A：正如我所定义的，景观设计是生存的艺术。它是关于如何拯救地球，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如何进行雨水管理，如何解决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多重问题的学科，包括防洪和治愈退化的土地，治理污染的水和土壤，以及创造宜人的栖息地。景观设计与其他工程专业——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环境工程等——的区别，在于景观设计是以基于自然的途径为核心的，不是单一功能为导向的。景观设计的目标是规划和设计为人类提供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和社区建设方案。

该专业的核心是规划和设计生态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健康的生态系统来建立的，以便在各种尺度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Q：您能谈谈中国以外您感兴趣的景观设计师么？

A：我一直被各个国家的生产性景观所吸引：墨西哥古老文化中的梯田和漂浮的花园、法国的葡萄园、英国的牧场景观、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橄榄园、荷兰的郁金香花田、印度尼西亚的稻田和水分配系统、非洲的种植园等等。这种生产性景观不仅景色优美，也是人们适应独特气候和环境的生存方式。

至于景观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在美国和欧洲，我敬仰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大师，他们的作品总是激励着我，包括彼得·沃克（Peter Walker）的极简主义设计；迈克尔·冯·瓦尔肯伯格（Michael Van Valkenburgh），他利用洪水和火的生态过程来进行生态设计；理查德·哈格斯（Richard Haggs）和彼得·拉茨（Peter Latz）在棕地修复和后工业景观设计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伯纳德·丘米（Bernard Tschumi）的建筑和城市主义方法来塑造的景观；劳里·奥林（Laurie Olin）具有优雅艺术性的作品；玛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的色彩斑斓和创意；詹姆斯·科尔（James Corner）对城市景观的戏剧性展示等等。

除了美国和欧洲，我也钦佩那些植根于他们祖国深厚文化遗产和生态的人。他们的作品给我带来很多灵感，比如墨西哥的马里奥·施杰南（Mario Schjetnan），以色列的什洛莫·阿隆森（Shlomo Aronson），澳大利亚的泰勒·库利蒂·莱赫莱恩（Taylor Cullity Lethlean）。除了现代实践，我认为许多当代学者是我的导师。他们的写作启发着我，包括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和卡尔·斯坦尼茨（Carl Steinitz）的不同的景观和区域规划思想，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和安妮·斯皮恩（Anne Spirn）的景观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的写作，简·雅各布（Jane Jacob）对现代城市的批判，J.B.杰克逊（J.B. Jackson）的白话景观思维，查尔斯·沃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的景观都市主义思维，杰伊·阿普尔顿（Jay Appleton）和瑞秋（Rachel）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的景观感知和美学研究，琼·纳乌索尔（Joan Nausauer）和埃莱比·梅耶（Elebethe Mayer）的美学和可持续性思想，埃尔文·祖贝（Ervin Zube）关于景观评估的写作。

Q：由于COVID-19，这本杂志在全球范围的旅行遇到限制时编辑出版， 你如何看待此次大流行病？你认为你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A：我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瘟疫有若干思考。首先，虽然人类已经可以创造新物种并到月球旅行，但我们永远都无法控制自然。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不是通过控制自然的能力来证明我们是多么文明。我们应该更好地维护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由于地球上的病毒比天空中的星星更多，我们必须能够与病毒一起生活，并留给大自然足够的空间不被干扰。

第二，五个月的隔离告诉我们，人类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可以与自然的接触有多少。我们需要与大自然有沉浸式的接触，享受大自然的各种服务，我们离不开大自然啊！当然，面对自然灾难，安全是景观规划和设计的核心。

第三，考虑到社会隔离和保持距离，我们的现代城市在许多方面都是失败的。我们如何才能设计一个更好的城市得到更好的生活，这对设计行业来说是极具挑战的；

最后，线上远程教学和讲课经验使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种不同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一种后疫情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城市主义。^[8]事实上，我最新的兴趣之一是创造和测试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后疫情生活方式和城市形式。因此我创立了“望山生活”，一种基于自然的新生活方式，一种乡村都市主义：收获生态系统的服务，在满足现代城市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同时，振兴乡村，回馈自然。

本文原标题：

俞孔坚和中国文化景观的再定义

编译来源：

KONGJIAN YU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CHINA’S CULTURAL LANDSCAPE,ZARCH 15 (2020 12月): 166-187. ISSN 印刷版:2341-0531/ISSN 

https://doi.org/10.26754/ojs_zarch/zarch.2020154931

作者与采访者：

玛格丽塔·乔弗·比布姆（MARGARITA JOVER BIBOUM）

鲁本·加西亚·鲁比奥（RUBÉN GARCÍA RUBIO）

卡洛斯·阿维拉·卡尔扎达（CARLOS ÁVILA CALZ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