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若冰（Robin Visser）：中国的生态城市和城市化规划

魏若冰（Robin Visser）

　　11月6日－8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为主题的北京论坛（2015）新型城镇化专题论坛在京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官、产、学、媒体领域的精英以及社会人士参与了此次会议，共同商讨此次论坛主题——新型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就以下五个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欧美国家城市化道路的教训与借鉴意义；城市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经验与途径；中国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模式反思；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机制与途径；新型中国城市化建设途径。

　　魏若冰（Robin Visser）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研究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视觉文化、城市研究及现代文学，她的报告主题为《中国城乡统筹政策下的生态城市——以通州、临港和都江堰为例》。Visser指出，2005年中国的“生态文明”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始进入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她从自己的新作《城市包围农村》出发，陈述了自己对中国城镇化历程的理解及案例选取的缘由，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因素错综复杂，在高速发展、高度现代化的背后隐藏着诸多问题。Visser的报告更多地从不同的中国人对高速城镇化的感受出发，列举了大量照片、采访、当代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多元、真实的中国现状。面对这些问题，她指出，城乡统筹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并根据通州、临港和都江堰作为卫星城、新城和灾后重建等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情况作出了相应阐释，据此对未来中国生态可持续城市发展做出了展望。

　　以下是魏若冰在北京论坛（2015）新型城镇化专题论坛发言全部内容：

　　今天，我想就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看法，谈一谈中国的生态城市和城市化规划。

　　中国从2005年开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如何让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策略如何制定以及达到的目标？如何通过快速发展城镇化规划建造城市？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每一分钟都在面临很大的挑战，随之产生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国有一个理论家在7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城镇化变革的书，特别提到了中国，提到了世界人口大国之一的中国，如何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当时这位学者提出了降低城乡差别的理念。

　　我也非常关注如何通过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并且加以一定的规划，建造好我们的生态城市。我会从文化传承的视角看待生态城市和城市规划中遇到的问题。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改革开放，随之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结构改变，在2005年以后到现在，中国非常强调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城乡差距不断的增长，也有腐败的问题，城市人们享有比较好的安全网，有很好的保障，农村的人就不同了。中国确实是要综合性地考虑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情况太复杂，有各方的利益涉及在其中。

　　二十一世纪，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都城市化了，那个时候中国大概是50%城镇化，现在大部分城镇化增长是比较散漫的。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是在2003年开始实施，在2007年进行了修整，最后变成了一种机制、一种体制。

　　我会分享三个案例：上海临港生态城、北京通州新城、成都都江堰灾后重建实验区。来说一说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上海临港生态城，占地面积大约八十万平方公里，这是沿海生态城的一个模型。项目预计2020年完工。概念很好，景观方面做了可以媲美杭州西湖的人造湖，各个分区都进行了生态设计，打造了一批标志性建筑。很多人对这个项目持有批评的态度，因为大家担心这会变成一个鬼城，目前还是一个开放性的争论，没有一个结论。

　　第二个案例在北京的通州区，2004年北京在做2020年总规划方案的时候，通州特别受到关注，其特点就是推出了许多低价房，限价房和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大家都蛮熟悉的，从经济上来看是很吸引人的，它低廉的价格吸引了更多人在这里租房子，尤其是当地人建了小产权房出租给外来的务工人员。但事实上，这与2020总规划方案是有冲突的，人口的急剧增加对于环境上的影响限制了生态城的发展。

　　最后一个案例是成都都江堰灾后重建区，这是第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区，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其重建的速度是全球罕见的，四川有其独特的地貌特征，但是在规划的方案中，看到了与上海、北京等城市极其相似的新城方案。四川的地形特殊，应建造低层住宅，有助于充分利用地表水源进行土地灌溉(扁平式的灌溉系统)，新城的规划中，全部盖成了高楼，破坏了原有的结构。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我还想说，就是中国的户口体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有巨大的不利，这个问题现在依旧存在，政府应予以重视。

　　生态城市、小型城市、精致的城市，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全球许多国家也设计了很多小型的城镇化城市，很多设计是从可持续的需求为出发点的，有时候中国政府制订政策确实对经济发展考虑太多，对于社会问题的考虑有所欠缺，在农村建造新城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需求，背后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