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恺　像新首博一样平和

■新首博夜景　■摄影/本报记者　王卫

■崔恺最新得意之作“德胜尚城”，位于德胜门城楼西北200米，采用了传统的围合庭院式格局，由七座现代写字楼构成

崔恺　像新首博一样平和

　　他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是同行们口中的“崔大师”。然而，大师天马行空的艺术构思不断被现实的绳索拉回地面———包括刚刚开张的新首博。在我们一般的观念中，建筑设计的“妥协”是件遗憾的事，但他不这么理解，他不介意“回到地面”，因为他不把建筑当作“纯艺术”，也不以艺术家自居，这使他一直能保持稳健平和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应对各种现实的变动和需求，同时在专业层面上坚持自己对建筑与城市的理解。透过他的声音，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一个城市的变化，有着怎样内在的复杂性。

　　崔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理事。曾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奖作品包括：北京丰泽园饭店、北京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深圳蛇口明华船员基地等。

　　■未实现的创意：在北京的中轴线上，鼓楼和二环路之间，把新首博做到四合院的地下

　　冬日，树木草坪褪去绿意，北京长安街呈现为一种平和的灰色调，在朔风袭人的晴空下安静地舒展着。

　　从复兴门向西，一路走过街两侧比肩接踵的高层的民居、办公楼、商业设施，就那么没有什么突兀感觉地走到了首都博物馆新馆的跟前。仔细打量，它很庞大，它也很耐看，平平伸出的大屋顶、破墙而出的“青铜器”饶富新意。它站在那儿，在局促的周边环境里并不拘谨，但也一点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但我们也希望仍然可以做得比较平和。”新首博的总建筑师崔恺很认同我所描述的上述感觉，“虽然它尺度很大，周围有医院、办公楼、住宅，但是它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安静，比较谦虚，不是特别张扬。当然也跟它本身处的环境有关，因为如果博物馆是伫立在公园里，或一个很开放的场地上，那么它会比较突出，但是它现在放在城市街道的一个片断上，它的位置显然应该服从于整体。”

　　崔恺讲起新首博，流露出满意的心情：“我每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总会重新审视我原本的设想。最开始会先看到它的屋顶从别的楼后伸出来，然后随着你往前走，会慢慢看到这个建筑的立面展开。你会发现这个建筑前面没有很大的广场，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轴线，屋顶是非常平的，主立面又朝北，所以它整个处于灰调。让你觉得，哎，它是在那儿，但又不是特急于想跟你说什么，但当你停下来，你走到它跟前，你会觉得，哗，这么大。它实际是30多米高，比你看到的一般建筑尺度要大得多。”

　　尽管崔恺对新首博很满意，但是对它先天性局促的环境空间还是有些遗憾，他说文化建筑大多选在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或者是公共的公园、绿地、广场等地。“实际上首博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可以选？我个人曾有其他设想，比如在北京的老城，改造一片四合院，在地下做展厅，上面做一些博物馆的服务用房，这不挺好的吗？但是———我估计也有多种因素，决定首博要放在长安街上，北京重要的街道上，凸显文化建筑的重要性。”

　　听起来这个四合院的想法非常吸引人，追问之下，崔恺才叙述了他曾设想的首博方案：“我原先曾经提过，北京的中轴线上，在鼓楼和二环路之间，有一大片四合院，质量也参差不齐。你知道砖木结构过一段时间是需要重新修的，我们叫落架大修。如果结合鼓楼综合整治的机会，利用落架大修把博物馆做到四合院的地下，上面重新恢复修整四合院，来把首博做在这片四合院里，实际上也完全能做得到。”

　　■“乙方”心态：建筑要服从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出发点上，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妥协

　　崔恺的设计生涯里似乎总能碰上这类必须“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难题，比如在西三环7米高的高架桥逼仄的空间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门被遮挡，翻建要把校名露出来，还要兼顾从院里看校门不能高得不成比例。他想出的办法是修成三道门，面桥一侧15米，向内一侧降到9米，三道门的高度层层降低，其门洞也相应变小变矮，于是三道门楣都显露出来，刚好给校徽和中英文校名留出了特定的位置。

　　在建筑设计合约里，作为乙方的设计师，艺术创作的理想总会被甲方现实的规定性打破。总是生活其间，建筑师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呢？

　　崔恺的答案出乎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也看立场也看心态也看事实。就我来讲，建筑师这个行业从历史上来讲就不是一个纯艺术，是对大众对社会提供服务的一个技能，总的来讲是一个服务。跟纯艺术的雕塑、绘画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老把这两个做类比，建筑艺术如何如何。总的来讲建筑服从商业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是自然的。”

　　而他接下来的进一步解释，让我觉得很有生活哲学的意味：“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对建筑师来讲也有一个如何思考、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态度的问题。任何建筑都有商业目的或者使用要求，如果最初设计时不考虑，到后来就非常被动，会被改得特难看，结果就很差。实际上还有一种办法，你当初做设计的时候就想着这些，有机地把使用要求和你的创作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未必这个建筑就做得非常无聊和难看，也可以做得很好。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建筑应该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不叫妥协，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从来不应该把自己放到那么一个高高在上的出发点上。如果你不觉得一做实用的建筑就降低了你的身份，你就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妥协。你的出发点实际上是更平和的更积极的。

　　“我没觉得我每做一个设计都要妥协。当然我们有很多妥协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比方在一些具体设计的手法上，或者我们选择的某一种材料，因为造价的原因、工期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实现不了，要修改，这方面的妥协比较多，确实也是很不舒服的。但从观念上不是觉得那么不舒服，或是有很大的问题。”

　　■建筑误区：很多建筑质量不高，是因为它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它跟城市的关系过于封闭

　　1957年出生于北京的崔恺，童年住在景山旁边机关的院里，深刻印在他记忆里的场景是：“出来是景山东街，胡同里有很多小商店，生活很方便，很热闹。”“现在都是一个一个大楼，周边就是停车场，穿过一个建筑你要走出80米90米，你看不到任何商店，也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这样你就不想步行了，到哪儿去你都想开车、坐车，生活气息没有了。原本城市应该有更多的交流空间，可以积极地使人从街道上走进建筑里，或者从建筑里可以看到城市，营造城市生活和保持城市的活力实际上是建筑很重要的责任。现在大部分的建筑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好的建筑一定是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或工作环境的建筑，这句话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建筑我发现它质量不高，并不是它立面不好看，或者它的材料不好，而是它犯了一些基本错误，就是它跟城市的关系过于封闭。”

　　“原本我们的城市有胡同，有院子，从院子里走到胡同，再走到大街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现在很多建筑前面有大面积的停车场，人要走到建筑里去，要穿过很多的汽车，建筑外面也没有很好的地方让大家出来坐一坐，喝杯咖啡，这在欧美很多经典的城市空间当中都是必备的因素，我们国家建设中这些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这不仅跟建筑师有关系，跟规划也有关系。一定要退红线退多少，一定要留出多少地面停车场，还有消防环路和地下管线的位置等等，很多‘看不见的线’造成了很多的隔阂，把人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拉远了，把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拉远了。”

　　■“看不见的线”：西直门交通枢纽让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准备采访时我发现，跟崔恺名字相关的一个在建大项目是西直门交通枢纽，问到这个，引出了他详细讲述“看不见的线”。

　　“这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政府的意图是在这个地方搞一个交通枢纽，西直门这儿的火车站、汽车站、地铁（计划有两条）、轻轨，再加上社会车辆，希望能有一个换乘的枢纽。我记得当时的任务书是一天的换乘量大概30万人。我们和法国一个做交通枢纽特别有经验的设计院合作，花很多时间讨论如何改善人们在换乘当中的环境，比如应该增加商业，比如应该有一些自然的光线能够照到地下去，不要让人在很长的地下通道里行走，等等。

　　“原来在国内，多种交通工具的换乘条件一直比较简陋，都需要你长距离步行，不是很方便。因为不是一体的，而且势力划分还很清楚，这一段是公交的，那一段归铁路的，广场又归城管的。这里隐藏了好多你看不见的线，这些隐藏着的边界把这些项目都分开了。人在使用时要越过很多看不见的边界，这些边界互相协调也成问题。我们做西直门交通枢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开了不知道多少次联席会议，每次都是各说各话。现在的做法是城铁最先修好了，然后我们在旁边修了西环广场，而公交的总站不在这里了，原来设想修一座高架桥连接到枢纽，同时也能解决西直门立交桥的交通难题，现在也出现了变动。当然现在还没正式运转，还要看到时候的具体情况。

　　“有这个经历，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就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和法国同行交流，他们说这样的问题在法国也一样，非常的复杂，但他们比较有预见性，他们做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项目，二十年三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过程比我们长得多。咱们是要盖的时候才想起研究，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出现。”

　　■个人风格：他说到建筑时最爱用的词，用来形容他其实也很合适

　　崔恺的办公桌上，大玻璃花瓶里插了一大束粉白两色的百合花，于是整间屋都氤氲着花香，显示着这是一间兼具艺术气息的副院长办公室。

　　有百合的写字台在办公室居中放着，尺寸特别大，便于摊开大张的图纸。跟写字台垂直的是长长一溜工作台，两端各放一台电脑，不断变换的屏保是外研社办公楼、水关长城三号别墅等他的得意之作。发现我在注意看工作台上那十几张裱好的建筑照片，崔恺解释一句：“都是我早期的作品，后来的没时间弄。”

　　他真是个大忙人。工作台上粘着黄色的备忘即时贴二三十张，写着各种各样的事。我的采访也不断被电话打断，其间还有两名设计师拿着四五张图纸来找他签字。崔恺说这是他主持的拉萨火车站的项目，现在正在施工中，设计师拿来的图纸是广场的景观设计。同时还在进行的有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施工图等，“一般状态下，同时在做差不多20个项目，当然各在不同的阶段。”

　　我问他，大概两年前您就表示过，项目太多，疲于奔命，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态？

　　“这和我们院的管理办法有关系，很多项目都是以我牵头做。还有就是社会方面比较认同，希望要大师亲自做，所以我就不得不如此。”

　　“当然如果能做一两件或两三件，慢慢做，把它做好，这是最理想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作用不是这么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建筑师。我是大院的总建筑师，带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这儿年轻的建筑师非常愿意跟我做项目，我们院的设计师有200多人，跟我合作过的有一半以上。实际上我接的项目都是带着大家一起做。所以如果项目少了显然没有那么多机会给那么多年轻人来做。在合作中让年轻的建筑师更好地更快地成长，也是做建筑设计的另外一个成果———培养建筑师。”  

　　他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实在而且低调，他说到建筑时最爱用的词：“平和、谦和、收敛、不要太张扬”，用来形容他的心态乃至他这个人其实特别合适。

　　崔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年后研究生毕业，到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他说他成为总建筑师，是“因为‘文革’后缺失了一代人才，造成我们这些人过早地挑起这个担子。而且我们这代人流动挺厉害的，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转向其他方向了，而我是一直在国内做到今天。”

　　问到他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事，他的讲述也是轻描淡写，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谈及“设计大师”话题，他说：“我没有把我自己看得特别高。对自己，我是没给我自己太多的压力，我不是一定要做成什么，是大师就一定要做什么。平常就把手上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好，也是一种满足感。这么说也可能让人觉得是不是好像很消极。我不觉得，因为我做每一个普通项目的时候，我是相当相当的积极。”“对一个城市来讲，大量的建筑还是背景建筑，还是普通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的质量直接构成这个城市的质量。”

　　是性格使然，或是他的角色身份使然，采访中崔恺的表达和思考方式沉稳，周全，总是让我感到他深得“中庸”的精髓，所谓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倚的人生哲学。

　　是他那些平和风格的建筑设计强化了他的个性，还是他的性格主导了他的建筑理念？

　　为里程碑式建筑多花点钱，干吗不呢？

　　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鸟巢”、“水立方”，这些国外设计师的创新之作，是近年来热议的建筑话题，从学术争议直至社会议论。早前，和很多建筑师一样，崔恺也曾从艺术、技术等角度对其中一些项目的设计提出过一串具体的问号。现在，接受本报采访的时候，他更愿意超脱出来一些看待这些“超级建筑”———

　　我觉得如何判断一个建筑本身的价值，需要从技术层面上、经济层面上、功能层面上，甚至从政治层面上，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时候在这个层次上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是合理的，就看哪个显得更重要。

　　对这些建筑的议论现在也很多了，有时候从某一方观点来讲都说得很对，我觉得呢，有时候要稍微跳出来一点想。我也跟艺术家、文化界人士聊，他们因为没在这个行当里，他们会跳出来想，我有时候也会试着跳出来想。

　　比如拿一半的钱甚至更少的钱盖一个普通的体育场，也够用，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让一个很有争议的或者说很吸引人的建筑出现在中国，甚至它可能成为中国这个时期在世界建筑史上有价值的一个建筑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可以多花点钱？为什么不可以做得特别一些？特别到让人觉得这非得进建筑史不行？那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可以考虑的一条思路。是吧？

　　我觉得历史上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建筑恐怕都不是用很平和的心态或者是用很低廉的造价就把它建成的，都是有相当高的追求。比如像巴黎圣母院这些大教堂，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盖了，一个教堂需要盖上百年。如果不是普通建筑，真正说起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建筑，有时会超出“经济合理”这个层面，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能做呢？就像我们今天在首博展出这么多精美的展品，很多都不是老百姓日常实用的。你可以联想，对建筑来讲也有不同的判定。对大量的建筑来讲，我觉得需要很朴实，完成它的功能性，取一种很安静很和谐的心态。而对某些特别的建筑来讲为什么不能做的有创意一点呢？虽然这些创意有些人可能看着不习惯，但它仍然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 

　　对这些重大项目的讨论，除了从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之外，我觉得应该从文化层面多讨论一些，可能会跳出一些框框看待其价值。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过了五十年一百年，我们城里的很多房子变得非常难看，但我想如果好的话，鸟巢应该在那儿，大剧院应该在那儿，中央电视台也应该在那儿，这些都可能变成北京的当代建筑文化遗产，尽管它是外国人设计的。

　　悉尼歌剧院也不是澳大利亚人设计的，柏林议会大楼也不是德国人设计的。从这些世界最顶级建筑设计的技术挑战来讲，国外有名的建筑师确实有他们的创造性和技术实力。他们本来就是在世界各地做设计，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

　　翻开史册，看20世纪全世界的重要建筑，会发现大多数是在欧洲、美国，很少的一小部分在日本。那，21世纪的时候，因为有这几件建筑，世界建筑史会提到中国，提到北京、上海。不是什么坏事。当然，更好的是再过一些年，中国建筑师为中国做最好的建筑，再过20年30年，可能有更好的中国的天才建筑师，在美国在欧洲盖最好的建筑。需要这样的过程。对我们来讲，这个过程急不得。

　　他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是同行们口中的“崔大师”。然而，大师天马行空的艺术构思不断被现实的绳索拉回地面———包括刚刚开张的新首博。在我们一般的观念中，建筑设计的“妥协”是件遗憾的事，但他不这么理解，他不介意“回到地面”，因为他不把建筑当作“纯艺术”，也不以艺术家自居，这使他一直能保持稳健平和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应对各种现实的变动和需求，同时在专业层面上坚持自己对建筑与城市的理解。透过他的声音，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一个城市的变化，有着怎样内在的复杂性。

　　崔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理事。曾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奖作品包括：北京丰泽园饭店、北京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深圳蛇口明华船员基地等。

　　■未实现的创意：在北京的中轴线上，鼓楼和二环路之间，把新首博做到四合院的地下

　　冬日，树木草坪褪去绿意，北京长安街呈现为一种平和的灰色调，在朔风袭人的晴空下安静地舒展着。

　　从复兴门向西，一路走过街两侧比肩接踵的高层的民居、办公楼、商业设施，就那么没有什么突兀感觉地走到了首都博物馆新馆的跟前。仔细打量，它很庞大，它也很耐看，平平伸出的大屋顶、破墙而出的“青铜器”饶富新意。它站在那儿，在局促的周边环境里并不拘谨，但也一点没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但我们也希望仍然可以做得比较平和。”新首博的总建筑师崔恺很认同我所描述的上述感觉，“虽然它尺度很大，周围有医院、办公楼、住宅，但是它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安静，比较谦虚，不是特别张扬。当然也跟它本身处的环境有关，因为如果博物馆是伫立在公园里，或一个很开放的场地上，那么它会比较突出，但是它现在放在城市街道的一个片断上，它的位置显然应该服从于整体。”

　　崔恺讲起新首博，流露出满意的心情：“我每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总会重新审视我原本的设想。最开始会先看到它的屋顶从别的楼后伸出来，然后随着你往前走，会慢慢看到这个建筑的立面展开。你会发现这个建筑前面没有很大的广场，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轴线，屋顶是非常平的，主立面又朝北，所以它整个处于灰调。让你觉得，哎，它是在那儿，但又不是特急于想跟你说什么，但当你停下来，你走到它跟前，你会觉得，哗，这么大。它实际是30多米高，比你看到的一般建筑尺度要大得多。”

　　尽管崔恺对新首博很满意，但是对它先天性局促的环境空间还是有些遗憾，他说文化建筑大多选在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区，或者是公共的公园、绿地、广场等地。“实际上首博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可以选？我个人曾有其他设想，比如在北京的老城，改造一片四合院，在地下做展厅，上面做一些博物馆的服务用房，这不挺好的吗？但是———我估计也有多种因素，决定首博要放在长安街上，北京重要的街道上，凸显文化建筑的重要性。”

　　听起来这个四合院的想法非常吸引人，追问之下，崔恺才叙述了他曾设想的首博方案：“我原先曾经提过，北京的中轴线上，在鼓楼和二环路之间，有一大片四合院，质量也参差不齐。你知道砖木结构过一段时间是需要重新修的，我们叫落架大修。如果结合鼓楼综合整治的机会，利用落架大修把博物馆做到四合院的地下，上面重新恢复修整四合院，来把首博做在这片四合院里，实际上也完全能做得到。”

　　■“乙方”心态：建筑要服从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出发点上，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妥协

　　崔恺的设计生涯里似乎总能碰上这类必须“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难题，比如在西三环7米高的高架桥逼仄的空间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门被遮挡，翻建要把校名露出来，还要兼顾从院里看校门不能高得不成比例。他想出的办法是修成三道门，面桥一侧15米，向内一侧降到9米，三道门的高度层层降低，其门洞也相应变小变矮，于是三道门楣都显露出来，刚好给校徽和中英文校名留出了特定的位置。

　　在建筑设计合约里，作为乙方的设计师，艺术创作的理想总会被甲方现实的规定性打破。总是生活其间，建筑师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挣扎呢？

　　崔恺的答案出乎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个也看立场也看心态也看事实。就我来讲，建筑师这个行业从历史上来讲就不是一个纯艺术，是对大众对社会提供服务的一个技能，总的来讲是一个服务。跟纯艺术的雕塑、绘画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老把这两个做类比，建筑艺术如何如何。总的来讲建筑服从商业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是自然的。”

　　而他接下来的进一步解释，让我觉得很有生活哲学的意味：“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对建筑师来讲也有一个如何思考、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态度的问题。任何建筑都有商业目的或者使用要求，如果最初设计时不考虑，到后来就非常被动，会被改得特难看，结果就很差。实际上还有一种办法，你当初做设计的时候就想着这些，有机地把使用要求和你的创作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未必这个建筑就做得非常无聊和难看，也可以做得很好。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建筑应该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不叫妥协，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从来不应该把自己放到那么一个高高在上的出发点上。如果你不觉得一做实用的建筑就降低了你的身份，你就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妥协。你的出发点实际上是更平和的更积极的。

　　“我没觉得我每做一个设计都要妥协。当然我们有很多妥协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比方在一些具体设计的手法上，或者我们选择的某一种材料，因为造价的原因、工期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实现不了，要修改，这方面的妥协比较多，确实也是很不舒服的。但从观念上不是觉得那么不舒服，或是有很大的问题。”

　　■建筑误区：很多建筑质量不高，是因为它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它跟城市的关系过于封闭

　　1957年出生于北京的崔恺，童年住在景山旁边机关的院里，深刻印在他记忆里的场景是：“出来是景山东街，胡同里有很多小商店，生活很方便，很热闹。”“现在都是一个一个大楼，周边就是停车场，穿过一个建筑你要走出80米90米，你看不到任何商店，也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这样你就不想步行了，到哪儿去你都想开车、坐车，生活气息没有了。原本城市应该有更多的交流空间，可以积极地使人从街道上走进建筑里，或者从建筑里可以看到城市，营造城市生活和保持城市的活力实际上是建筑很重要的责任。现在大部分的建筑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好的建筑一定是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或工作环境的建筑，这句话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建筑我发现它质量不高，并不是它立面不好看，或者它的材料不好，而是它犯了一些基本错误，就是它跟城市的关系过于封闭。”

　　“原本我们的城市有胡同，有院子，从院子里走到胡同，再走到大街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现在很多建筑前面有大面积的停车场，人要走到建筑里去，要穿过很多的汽车，建筑外面也没有很好的地方让大家出来坐一坐，喝杯咖啡，这在欧美很多经典的城市空间当中都是必备的因素，我们国家建设中这些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这不仅跟建筑师有关系，跟规划也有关系。一定要退红线退多少，一定要留出多少地面停车场，还有消防环路和地下管线的位置等等，很多‘看不见的线’造成了很多的隔阂，把人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拉远了，把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拉远了。”

　　■“看不见的线”：西直门交通枢纽让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准备采访时我发现，跟崔恺名字相关的一个在建大项目是西直门交通枢纽，问到这个，引出了他详细讲述“看不见的线”。

　　“这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政府的意图是在这个地方搞一个交通枢纽，西直门这儿的火车站、汽车站、地铁（计划有两条）、轻轨，再加上社会车辆，希望能有一个换乘的枢纽。我记得当时的任务书是一天的换乘量大概30万人。我们和法国一个做交通枢纽特别有经验的设计院合作，花很多时间讨论如何改善人们在换乘当中的环境，比如应该增加商业，比如应该有一些自然的光线能够照到地下去，不要让人在很长的地下通道里行走，等等。

　　“原来在国内，多种交通工具的换乘条件一直比较简陋，都需要你长距离步行，不是很方便。因为不是一体的，而且势力划分还很清楚，这一段是公交的，那一段归铁路的，广场又归城管的。这里隐藏了好多你看不见的线，这些隐藏着的边界把这些项目都分开了。人在使用时要越过很多看不见的边界，这些边界互相协调也成问题。我们做西直门交通枢纽这个项目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开了不知道多少次联席会议，每次都是各说各话。现在的做法是城铁最先修好了，然后我们在旁边修了西环广场，而公交的总站不在这里了，原来设想修一座高架桥连接到枢纽，同时也能解决西直门立交桥的交通难题，现在也出现了变动。当然现在还没正式运转，还要看到时候的具体情况。

　　“有这个经历，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就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和法国同行交流，他们说这样的问题在法国也一样，非常的复杂，但他们比较有预见性，他们做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项目，二十年三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过程比我们长得多。咱们是要盖的时候才想起研究，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出现。”

　　■个人风格：他说到建筑时最爱用的词，用来形容他其实也很合适

　　崔恺的办公桌上，大玻璃花瓶里插了一大束粉白两色的百合花，于是整间屋都氤氲着花香，显示着这是一间兼具艺术气息的副院长办公室。

　　有百合的写字台在办公室居中放着，尺寸特别大，便于摊开大张的图纸。跟写字台垂直的是长长一溜工作台，两端各放一台电脑，不断变换的屏保是外研社办公楼、水关长城三号别墅等他的得意之作。发现我在注意看工作台上那十几张裱好的建筑照片，崔恺解释一句：“都是我早期的作品，后来的没时间弄。”

　　他真是个大忙人。工作台上粘着黄色的备忘即时贴二三十张，写着各种各样的事。我的采访也不断被电话打断，其间还有两名设计师拿着四五张图纸来找他签字。崔恺说这是他主持的拉萨火车站的项目，现在正在施工中，设计师拿来的图纸是广场的景观设计。同时还在进行的有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施工图等，“一般状态下，同时在做差不多20个项目，当然各在不同的阶段。”

　　我问他，大概两年前您就表示过，项目太多，疲于奔命，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态？

　　“这和我们院的管理办法有关系，很多项目都是以我牵头做。还有就是社会方面比较认同，希望要大师亲自做，所以我就不得不如此。”

　　“当然如果能做一两件或两三件，慢慢做，把它做好，这是最理想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作用不是这么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建筑师。我是大院的总建筑师，带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这儿年轻的建筑师非常愿意跟我做项目，我们院的设计师有200多人，跟我合作过的有一半以上。实际上我接的项目都是带着大家一起做。所以如果项目少了显然没有那么多机会给那么多年轻人来做。在合作中让年轻的建筑师更好地更快地成长，也是做建筑设计的另外一个成果———培养建筑师。”

　　他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实在而且低调，他说到建筑时最爱用的词：“平和、谦和、收敛、不要太张扬”，用来形容他的心态乃至他这个人其实特别合适。

　　崔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年后研究生毕业，到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他说他成为总建筑师，是“因为‘文革’后缺失了一代人才，造成我们这些人过早地挑起这个担子。而且我们这代人流动挺厉害的，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转向其他方向了，而我是一直在国内做到今天。”

　　问到他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事，他的讲述也是轻描淡写，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谈及“设计大师”话题，他说：“我没有把我自己看得特别高。对自己，我是没给我自己太多的压力，我不是一定要做成什么，是大师就一定要做什么。平常就把手上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好，也是一种满足感。这么说也可能让人觉得是不是好像很消极。我不觉得，因为我做每一个普通项目的时候，我是相当相当的积极。”“对一个城市来讲，大量的建筑还是背景建筑，还是普通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的质量直接构成这个城市的质量。”

　　是性格使然，或是他的角色身份使然，采访中崔恺的表达和思考方式沉稳，周全，总是让我感到他深得“中庸”的精髓，所谓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倚的人生哲学。

　　是他那些平和风格的建筑设计强化了他的个性，还是他的性格主导了他的建筑理念？

　　为里程碑式建筑多花点钱，干吗不呢？

　　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鸟巢”、“水立方”，这些国外设计师的创新之作，是近年来热议的建筑话题，从学术争议直至社会议论。早前，和很多建筑师一样，崔恺也曾从艺术、技术等角度对其中一些项目的设计提出过一串具体的问号。现在，接受本报采访的时候，他更愿意超脱出来一些看待这些“超级建筑”———

　　我觉得如何判断一个建筑本身的价值，需要从技术层面上、经济层面上、功能层面上，甚至从政治层面上，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时候在这个层次上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是合理的，就看哪个显得更重要。

　　对这些建筑的议论现在也很多了，有时候从某一方观点来讲都说得很对，我觉得呢，有时候要稍微跳出来一点想。我也跟艺术家、文化界人士聊，他们因为没在这个行当里，他们会跳出来想，我有时候也会试着跳出来想。

　　比如拿一半的钱甚至更少的钱盖一个普通的体育场，也够用，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让一个很有争议的或者说很吸引人的建筑出现在中国，甚至它可能成为中国这个时期在世界建筑史上有价值的一个建筑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可以多花点钱？为什么不可以做得特别一些？特别到让人觉得这非得进建筑史不行？那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可以考虑的一条思路。是吧？

　　我觉得历史上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建筑恐怕都不是用很平和的心态或者是用很低廉的造价就把它建成的，都是有相当高的追求。比如像巴黎圣母院这些大教堂，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盖了，一个教堂需要盖上百年。如果不是普通建筑，真正说起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建筑，有时会超出“经济合理”这个层面，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能做呢？就像我们今天在首博展出这么多精美的展品，很多都不是老百姓日常实用的。你可以联想，对建筑来讲也有不同的判定。对大量的建筑来讲，我觉得需要很朴实，完成它的功能性，取一种很安静很和谐的心态。而对某些特别的建筑来讲为什么不能做的有创意一点呢？虽然这些创意有些人可能看着不习惯，但它仍然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

　　对这些重大项目的讨论，除了从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之外，我觉得应该从文化层面多讨论一些，可能会跳出一些框框看待其价值。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过了五十年一百年，我们城里的很多房子变得非常难看，但我想如果好的话，鸟巢应该在那儿，大剧院应该在那儿，中央电视台也应该在那儿，这些都可能变成北京的当代建筑文化遗产，尽管它是外国人设计的。

　　悉尼歌剧院也不是澳大利亚人设计的，柏林议会大楼也不是德国人设计的。从这些世界最顶级建筑设计的技术挑战来讲，国外有名的建筑师确实有他们的创造性和技术实力。他们本来就是在世界各地做设计，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

　　翻开史册，看20世纪全世界的重要建筑，会发现大多数是在欧洲、美国，很少的一小部分在日本。那，21世纪的时候，因为有这几件建筑，世界建筑史会提到中国，提到北京、上海。不是什么坏事。当然，更好的是再过一些年，中国建筑师为中国做最好的建筑，再过20年30年，可能有更好的中国的天才建筑师，在美国在欧洲盖最好的建筑。需要这样的过程。对我们来讲，这个过程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