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恺：建筑是城市的背景

首都博物馆

崔恺教授近照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是崔恺设计的一个下沉的博物馆。在地面上看不到博物馆的形状，只有一堵方形的青铜做成的墙，露出地面一米多高。

虽然在外研社之前，崔恺也设计过其他建筑，也获过大奖，但是他说外研社是他个人设计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首博设计师回顾个人设计历程

　　建筑档案

　　首都博物馆新馆:2001年，前期工作全面展开。历时4年建设，在2005年底正式建成并试运营。新馆建筑用地2.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建筑高度40米，地上五层、地下两层。内部分为三栋独立的建筑，即：矩形展厅、椭圆形专题展厅、条形的办公和科研楼。三者之间的空隙则为中央大厅和室内竹林庭院。自然光的利用、古朴的中式牌楼、下沉式的翠竹庭院，营造了一个兼具人文、自然的环境。

　　人物名片

　　崔恺，1957年生于北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获“国家设计大师”称号。主要设计作品有外研社、首都博物馆新馆、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西安阿房宫凯悦酒店、北京德胜尚城等。

　　外研社　个人设计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建设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大，标志性建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外研社这个小房子大家还比较关注。一个出版社的办公楼，能得到许多认可，我挺高兴的。1993年开始设计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有很多分析，包括对城市环境的分析，对学校这样的文化机构的分析，出版社又担负中外文化交流这么一个功能，在建筑形态上应该如何表达？当时北京的建筑在往两条路上走，一条路是把建筑装扮得与历史有关，给它加个飞檐、琉璃瓦，保留古都遗风；另一条路是向西方靠，欧陆风格。其实建筑的本土性与现代性，有点像两层皮，很多手法是可以做到，但思路上还没有把建筑看成环境的延续。在外研社这个项目上，我想要回到建筑的本体———从室外到室内，从城市到校园，要有层次感和连贯性，创造优质的、同时具有城市意味和文化意味的空间。

　　当年在北京，用这样深红色的又很粗糙的外墙面，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的材料也就是在上海和江苏的一些近代历史建筑上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业内的一些老专家、老领导都曾经跟我说，这个颜色是不是太重了，要不要改一下。我当然有压力，就反复做一些样板模型给他们看，最后我还是坚定了信心，也得到了业主的支持。在它之前，我做过西安的阿房宫凯悦酒店，做过北京的丰泽园，这些建筑也获过奖，但主要是考虑业主的要求和地方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外研社是我个人设计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外研社实际上是南北两栋楼，进深都不很大，南北朝向便于自然通风，也符合外研社提出的任务书的要求。中间有一些公共空间，在草图阶段有很多设想，我们需要权衡里面的布局。最后我把两栋楼中间的院子划出一半，给了一个大厅，然后还有一些用来做图书馆和职工健身娱乐的用房。这两栋楼朝向城市的角度，是一个开敞的立面，这个立面呢，我就在想，弄两个山墙不太好看，我给它做成一个总体的立面，中间用一个廊桥把两个建筑连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三角形？仔细看会发现，从城市道路的路口，走到学校方向，两个入口之间是45度的一条线，这就把矩形的平面变成了动感的三角形。

　　因为这个建筑的门厅并不大，门厅里又有一些柱子，这样在施工中，完成度不高的时候，看起来就不够开阔。社长就提出修改，说要么把门厅突出来，在外面做大，要么你就把这些柱子砸了，把内部空间扩大。我就慢慢解释沟通，还是把原来的设计保留下来。建成以后他们觉得这个门厅虽然小，但是有它的意思在里面。

　　我比较注重建筑与外部的沟通，建筑不是孤立的。一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办公建筑，它不像住宅那样需要私密的隔离的空间，它应该是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本来不希望外研社前面的小广场停这么多车，我想它应该是安静的院子，有很多树，不设栏杆，跟城市的街道有很方便的沟通。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给人设计建筑，要考虑人的行为模式和使用方式。人是在城市当中游走的，我们从一个非常封闭的室内空间一下子走到大街上，会嗡的一下，有很强烈的环境变化带来的反差感。某些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人会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不舒服。设计师需要关注人的这种感觉。

　　1997年外研社落成，到现在十年了，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外研社印刷厂改建　第一次做工业建筑

　　外研社印刷厂的改造，涉及到如何理解工业建筑的问题。1998年做这个设计，因为外研社建成以后，形成了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办公场所，除了出版社自己用，还出租给一些文化机构。所以社长提出来，说后面那个印刷厂太小了，没法发展，希望改成办公楼。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办公建筑都是在工业建筑的基础上做出来的，记得798也是当时刚刚开始改造。

　　在城市的生长过程中，在每一次的城市更新中，有一些建筑需要拆除，有一些则可以留下来利用。不仅仅是文物建筑，而是所有的城市资源，当我们要拆除它的时候，都要问一句为什么。拆除它要产生大量的垃圾，还不见得就能增加多大面积，这时候拆除它是不是值得？外研社印刷厂就是这样，因为周围面积很紧张，不可能把它变得很大，而社长的计划是把原来两千多平米的使用面积增加到三千多平米。我们经过测算，觉得可以在不花很多钱又不拆房子的基础上，给它多加两层。

　　原来的印刷厂前面很混乱，有卸货台，有很多自行车堆在那里，整个环境里最珍贵的是几棵很大的松树，挂牌保护的那种。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工厂改成办公楼，可以把它和已经建好的外研社办公楼连起来，这些松树就是一个共享的环境。所以就觉得应该架一座桥，架在什么位置呢？社长和我们很多人一起，围着那个楼转圈，转了半天我们发现树丛中有一棵小的柏树，在它上面刚好可以从三层的高度接过去一个桥。最后就选了这里，两边有大树，中间有小树，厂房的空间就打开了。

　　这个项目是我第一次做工业建筑，也是第一次做旧项目的改造，这之后我又做了民航总局办公楼的改造。总的感觉是，改造旧项目要花更多的时间，不仅要做新的设计，还要考虑老的改造，对施工来讲也很麻烦，花钱甚至可能比盖一个新的还多，所以通常业主和施工单位都会反对保护老的建筑。但是从整体的环境来看，改造旧建筑可以减少城市垃圾，充分延续建筑的寿命。建筑师应该更有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从趣味出发。

　　首都博物馆 本想建在四合院地下

　　建筑师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你极力坚持你的设计，从头到尾非常完整地实现你的想法，这是理想的状况。但是现实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你的理想碰到障碍。有些建筑师的处理方法是随便你去改，我不管了，这个房子跟我没关系了，爱怎么改怎么改去吧。另一种就是面对现实的问题，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调整我们可以调整的。

　　首博选址初期，我跟一些老同志私下交流，我说为什么不能选在鼓楼跟二环路之间？那里有一片四合院正面临改造，不如把首博建在四合院下边，利用地下空间，这在像罗浮宫等许多著名建筑当中都有类似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博物馆和周边的历史文化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我相信是一种双赢———既保护了古城，改善了环境，又把文化注入进去。历史的环境中隐藏了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设想。

　　博物馆在四合院下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面看起来是四合院，走过去会发现一个入口。我设计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就是一个下沉的博物馆。在地面上你看不到博物馆的形状，只有一堵方形的青铜做成的墙，露出地面一米多高。走过去发现墙后面是个院子，院子里有通道，慢慢走到下面去。这是把现代化建筑与历史遗址衔接起来的特定做法，为的就是不破坏遗址的环境。

　　现在这个位置，虽然在一条主要的大街上，但是周围缺乏文化环境———它旁边是很多酒店、住宅，还有医院，从这一点来说，现在的首博从文化承接上好像有点断裂。假如靠在国家大剧院旁边是不是好一点？很多绿地之类的公共资源可以共享。现在这个位置，只能开车过去，车一停就进首博，出来就是大街，开车就走了，没有其他相关的地方可去。但是城市规划是非常复杂的决策过程，很多条件是不具备的，我们建筑师对这个层面能参与的就很少了。

　　首都博物馆用地比较紧张，跟上海博物馆的情况不一样。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上，外部环境比较大，而首博外面很小，所以我们采用的策略是把里面的空间做大。换句话说，首博里面有一个城市的客厅，城市的广场，一千多平米，从这个尺度来说，上海博物馆的门厅就很小了。之所以做这么大，我的策略仍然是，它应该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从城市的人行道到博物馆里边的大厅，我们做了一个斜坡，人能够很自然地从城市走到大厅当中。而材料也是延续的，都是北京传统的青白石，一直铺到里边去。而且我们把玻璃都做成通透的，人的视线也是通透的，从外边可以看到大厅里边。如果一千多平米放在外面，并不是很大的广场，可放在里面就变成很大的大厅，刚好利用人的感觉转换，在一个不太大的环境中营造出和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的气度相匹配的公共空间。

　　采访手记

　　崔恺是喜欢讲艺术的。1977年考上天津大学建筑系，邻居家孩子问他，你要学什么专业啊？崔恺的回答是“建筑”。邻居孩子说哦就是盖房子呗，他马上纠正，不对，和盖房子不一样，建筑，需要艺术感。

　　他却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艺术家，建筑师的思维，往往从实用和环保的角度出发，把建筑做成自然延伸的城市背景，低调，平和，不急于宣泄自己的想法。外研社被评为上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他也不觉得这是地标———标志性建筑不是这样的，有些建筑需要张扬，有些不需要。他总是好脾气地笑着，语速适中，音量与到录音笔的距离成正比，尽量避免激烈的用词，深得中庸之道。

　　尽管拿过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还有亚洲建筑协会金奖，北京人崔恺，依然被看作当今中国本土建筑师的代表。他说和海归派相比，自己的视野会有局限，但关键还是看实际工作中的立场，也许很现代，也许很中国。
　　（信息来源：新京报　崔恺/口述、记者武云溥/采写、记者郭延冰/摄影、建筑图片由崔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