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年：绿色并不代表生态

佘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共用事业管理局高级环境工程专家，美国环境工程师协会低影响开发委员会主席。
 

　　景观设计学（LA）：“设计的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工的生态，它强调的是人在生态学原则的指引下创造环境。您觉得人工设计的生态能够代替自然本身的生态环境吗？您怎样看待人工的生态？

　　佘年（以下简称佘）：国内现在的“生态”口号提得很响，特别是建设生态城市，我现在想反问你一个问题，生态城市的定义是什么？用哪些指标可以去衡量？

　　LA：通常的指标有绿量、生物多样性、空气的质量、水的质量……

　　佘：对。所以要建设生态城市，至少要在一定的标准上界定生态城市的定义。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自然、人工环境不一样，许多标准就要制定得很具体。比如绿量，在北京、大连这样的北方城市，绿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与植物争水！在北方这种水资源特别缺乏的城市，绿量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所以在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城市绿量不是单纯的越大，就越能解决城市雨洪问题中的积水问题。比如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万泉河一带，城市开发密度已经相对较低，而且植被覆盖面积很大，但经过暴雨后，路面的积水依旧很多。这是为什么？原因还是我们对生态的理解有偏差，很多人认为绿色就是生态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把北京现有的景观、空间都真正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设计，我们这个城市可以变得健康得多。

　　我对广东佛山市桂城从事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政府领导说，请不要提“森林城市”这个概念，因为要做成森林城市要符合林业部的森林城市标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的；但是可以提供建造一个“像森林覆盖的城市”的概念，这就是功能和作用的问题了，因为具有森林功能的城市是可以通过工程和科学的手段达到的。森林的作用主要有两个：吸收CO2和减少暴雨径流。城市的地表界面和森林的地表界面相比，暴雨径流量是森林的9倍，所以才有北京这样的城市无法承受暴雨带来的内涝的问题。

　　我在研究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 Modeling，LID）的时候，就认识到城市是无法逆向开发成为原始森林的，因为不可能把城市里的人赶走，把土地拿来种树。但却可以通过科技手段，使这个城市如森林般，LID概念的起源就在于此。美国华盛顿州已经就LID立法，法规的内容包括将城市开发前后的暴雨径流量的差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等。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是生态城市？什么叫真正的生态？我们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来定义它。大自然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逐渐达成一个平衡，现在的开发行为已经将这种平衡打破了。我们要将城市完全恢复成大自然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要知道原始的环境状况，通过科学的、人工的手段去接近当时的状态。但是现在的北京，还能看到多少乡土的植物？现在的北京，既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公园，又有人造的湿地公园，它的街道很漂亮，有很多的绿地，但是它真的很生态的吗？！为什么在一场暴雨中它显得那么的脆弱？！

　　LA：所以您认为人为制造的问题和困难，还是必须要用人工制造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佘：没错，人工制造的景观是可以恢复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但不可能完全达到自然的状态。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造景观对生态的理解完全是一种错误。

　　LA：您认为中国哪个城市可以作为“生态城市”的代表？

　　佘：从2005年我就在国内开始呼吁，但从目前来说，国内还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生态城市”。比方说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觉得深圳的深南大道很美，一条32km长的大道代表了我们国家的脸面。景观行业把它作为一个金科玉律，全国风行，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浪费资源。32km的深南大道全部都是靠昂贵的人工来维护。它没有对雨洪进行渗透，而是全部排走了。因此可以说我们在整个城市最初的发展理念上、规划上，就没有把生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考虑进去。

　　在中国，有很多观念都是本末倒置的。比如在美国，城市开发项目是由环境工程师确定指标，景观设计师来执行。环境工程师制定地面雨水径流的指标之后，就由景观设计师设计适合的植被来满足制定的目标。做到既漂亮又能达到环保的要求，这对景观设计来说是一种挑战。而中国则是设计好了景观，至于有多少氮、磷、钾渗到环境中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真正改善了环境吗？没有。很多地方为了所谓的景观花费是多少？带来的所谓的生态效应又是多少？这笔账算过没有？

　　LA：所以好的景观应该是美和生态的平衡。

　　佘：没错。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一个误区—生态恢复是赔钱的买卖—实则不然。在美国，很多被污染的环境经过治理，成为了非常高档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或者高科技园区。对于这类项目，我们都要考虑3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效益，第二个是社会效益，第三个是生态效益，这是三条底线。不能因为经济效益，就放弃或压低社会和环境效益。此外，生态恢复的行业发展能带来很多就业机会，消化很多农民工，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平衡的导向性行业。

　　在美国任何地块开发，首先要做环境评价，中国现在也已经开始。再次会考虑当地的老百姓是否支持此次的开发行为。在公众如何参与这方面，咱们国家目前还做得很少。其实，民众会给设计者和决策者提供很多看不到的信息。我曾经参与过美国的一个项目，当地的民众中有长期观察濒危动物的团队，他们指出需要修建的新污水处理运输道路影响了猫头鹰的生活，于是设计方就把运输线路由陆路改成了水路，既降低了运输费用，又保障了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这就是良性互动的很好的例子。当民众具备了环保意识以后，会对政府、对企业形成监督。但很多情况下，民众对科学的理解是很有限的，会提出很多我们认为所谓的无理问题，这时候需要设计师与公众沟通，这个过程就会相当的漫长。在中国，一个工程因为这样的原因拖三五年再开发，是不可能的。

　　LA：相较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有没有自上而下的支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案例？

　　佘：在美国华盛顿州已经立法增收暴雨管理费，按照各家/单位硬质路面的面积大小来征收，这表明对暴雨的管理是人人都有责任的，不是全社会来买单，而是谁使用谁买单。凡是300m2以上的开发项目就必须做径流控制。这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励措施，而且刺激了新的产业链发展。

　　LA：您刚才多次提到雨洪管理，能解释一下怎样的雨洪管理才是积极有效的么？

　　佘：首先要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地表径流，将雨洪水径流峰值降低，持续时间拉长。中国的城市雨水管道基本上是按1~2年一遇的暴雨设计的，有些老城区雨水管和污水管是同一个管道，所以一场暴雨袭来，管道压力特别大，不能迅速排水而导致城市内涝。相信这段时间北京等城市的居民能够很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单纯的加大管道的建设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很多国外的案例就能说明。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有效削减和延后径流峰值是关键，方法有很多种，绿色屋顶就是一个。它像海绵一样，通过它的过滤，能够延长雨水流入地下管道的时间，有效地减少管道排洪的压力。当然绿色屋顶还有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社会问题等其他方面的好处。
　　
　　绿色屋顶起源于德国，目的是为解决楼房顶层的绿化问题、增加城市绿色、减缓城市热岛效应，但推广得并不广泛。但绿色屋顶传播到了美国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原因就在于美国不仅肯定了绿色屋顶所有的好处，还增加了一条绿色屋顶对于城市雨洪管理的益处。在美国需要征收暴雨管理费的地方，如果有建设绿色屋顶，就能抵消一部分暴雨管理费用。政府以此来鼓励大家建设绿色屋顶的行为，因为只有绿色屋顶的面积足够大，才能起到真正的环境效益。不过，这个在中国很难施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美国人会考虑自己房子100年以后的事，建绿色屋顶或是交暴雨管理费的经济账目很容易算清，但中国人很少考虑30年以后的事。

　　LA：因为绿色屋顶的环境很特殊，日常维护是否会产生新的环境压力？

　　佘：这就是对景观设计的要求了。其实，绿色屋顶只需有15cm的土层就足够了，所以要求景观设计师能够挑选出又耐旱又耐涝的植物，并配植出具有美感的效果。并且我们对绿色屋顶的要求是一年的维护不能超过两次。

　　LA：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在国内推广LID的理念，在这种尝试中有怎样的一些困难？

　　佘：LID的一些理念与现行的规划规范是相违背的，比如，规范要求城市路面是低于路边的景观带的。雨洪水来了，通过道路的排水设施将水排走。但如果把路面建设得比周边高，排水设施在路边的景观区域内，雨洪因为可渗透的地面而减缓流速，峰值就自然错开了，而城市地下水又因为地表的渗透而得到了很好的补给。我们现在正为深圳市做这样一个全市范围内的低影响开发指南，希望能成为中国城市的样本。

　　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工程团队和景观设计事务所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例如我们与SWA从美国一直合作到中国，在中国的云南滇池、宁波、上海、广州的项目中我们都有过合作。在云南滇池西亮塘生态湿地，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包括采用新材料改良土壤结构，来提高土壤的渗透能力，以及增加菌落来净水。这些材料并不是所谓的诸如纳米的高科技，而是实用、高效、易于推广的科技，同时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要改善水环境，光靠植物是不行的，还需要将生物技术、物理技术容纳进来。在国内，每每遇到生态湿地就做浮岛，但有几个浮岛真正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管理不当反而成了污染源。国内在这类环保型材料的研究方面还落后国外很多，希望我带回的这些理念和技术能够在国内得到很好的应用，造福于环境。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1，（04）：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