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华：生态建设切忌成为运动式改革

吴昌华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精彩观点：

　　从被动的角度看，制约可能意味着艰难，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来实现的，而制约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动力。

　　如何创新呢？政府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使用好它无形的手。消费者则应当利用好手中的购买力，引导企业生产出所需要的产品。如果这两者都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企业则无法避免的必须动起来创新，否则将无法生存。

　　制度的建立是漫长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过去曾经发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的改革，规定时间节点，花费极大资源，不计人力成本，但最终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决策者应当要反思的问题是在大力度强调改革的同时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7月10日-12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在贵阳举行。凤凰城市进行了全程报道。

　　三天的年会里，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女士可谓最忙碌的人之一了。在大大小小的分论坛里吴昌华奔走呼吁，在她看来，尽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已被本届政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对于环境治理模式、体制机制建设显然还未形成共识。

　　尤其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饱受环境污染侵害的语境下，面对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生态建设对于城市主政者而言究竟应置于何等层级，艰难的治污之路是否又可能带来新的机遇，无疑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尽管论坛现场喧闹，忙碌的吴昌华女士还是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并不不浮躁的对话。 从积极的角度她认为，尽管环境治理之路艰难，并且生态制约使得地方政府未来很难再无偿享受环境红利，但也提供了一个之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激励环境。并且，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特殊国情比之国外也具有更大的治污能力。

　　同时，吴昌华也提出了她的担忧，环境治理切忌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改革，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有可能换不来理想的预期，甚至会变得矫枉过正。

　　环境制约提供创新激励环境

　　凤凰城市：当前中国正走在一条调结构、稳增长、保生态的钢丝绳上，难度系数不小。你的观点？

　　吴昌华：我认为钢丝绳这个比喻稍微有些夸张。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有一定原因的。最大的原因在于过去我们没有考虑到环境与资源的制约，用短视的思维方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造成的后果呢？环境被污染，资源迅速濒临枯竭，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成本的增加。

　　环境和资源都是生产要素，所以保护生态其实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让人回归到自然界生态系统当中，求发展也好，求生存也罢，人类活动都是受到生态环境系统的客观制约的。

　　今天我们感受到环境与资源制约的痛，除了成本增加外，还体现在企业。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企业生产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资源、水等要素的成本代价增长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创新，地方不出台相应政策激励的话，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容量固定的前提下，经济想要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资源枯竭的时候企业不研发新技术来减少资源消耗，是没法继续创造效益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逻辑问题。

　　国际社会今天集体的苏醒和反思，不论是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还是其他国家谈论的可持续发展，其实都是人类社会终究要回归大自然的标志。

　　中国提出的生态红线，本质上讲意味着制约。从被动的角度看，制约可能意味着艰难，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来实现的，而制约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动力。谁来创新呢？当然是企业。一个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创新作为它的竞争力，不可能走很远。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留给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同样要承担这种责任。比如大家都爱谈论的雾霾，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魁祸首之一，有义务共同对抗治理。

　　这种情况下形成一种共识，即在生态制约前提下，政府、企业和社会要携起手来一起创新。这是今后几十年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都需要面临的共同趋势。

　　凤凰城市：在环境制约下的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昌华：政府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过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使用好它无形的手。消费者则应当利用好手中的购买力，引导企业生产出所需要的产品。如果这两者都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企业则无法避免的必须创新，否则将无法生存。

　　谈到创新，有几个很关键的要素，比如技术。技术不是一个真空的东西，要体现在产品上，要去制造出来变成产品和服务，技术的更新要呈现在产业的发展上。而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投入，资本是依附于市场的，他的嗅觉非常灵敏，可以嗅到市场的趋势，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做好激励者的作用，助它一臂之力，资本才有充足的信心和确定性，自然而然会投入到相关的技术研发中来。如此一来就能形成一个比较正向有机的生态系统合作关系。

　　凤凰城市：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企业把成本投入到清洁技术的研发上，更多情况是像是政府在后面用鞭子抽打一样。对企业自身而言，中国目前还没有正向激励的机制。

　　吴昌华：我觉得这个结论有些过于绝对了。国家现在有一些研发基金来引导，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创新研发不能全丢给企业去做，毫不公平，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同时它还在不断制造就业机会，所以政府的研发机构、大学乃至全社会的资源都要充分利用起来，而不是单单依靠某些个体来完成创新。

　　同时，我也很理解你刚刚谈的现象。在中国今天的大环境下，创新能力和效果和其他国家的差距确实很大。所以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在外的论调还是国内的政策导向都已经在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把创新真正做起来，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如今的社会制度和氛围，是否真的有利于创新呢？我经常参加各种论坛，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整个制度对创新不利，比如清洁技术领域，由于大国企的进驻留给小企业发展的空间变小了，而创新更多需要依赖中小企业。

　　再比如创新的主要生力军是创业的年轻人，而中国目前并没有多少真正像美国的乔布斯那样创业的人，并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营造出这样一个氛围，留更多空间鼓励年轻人创业。现在就业情况不好，依然没有太多人选择创业这条路，就是因为氛围问题没有解决好。如何让大家齐心协力营造一个激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

　　生态建设切忌成为运动式改革

　　凤凰城市：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想通过制度和技术革新来减少环境的污染，显然需要一定周期来孵化成熟。然而中国严峻的环境治理局面似乎使我们无法耐心走完这个周期。

　　吴昌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家常常把中国模式与西方进行比较，发现今天中国在做的很多事情无法在西方找到相似案例。同理，有时候西方的东西拿到中国很难实现，这是体制不同造成的。中国想在短时间内使污染治理问题出现一个大的转机，这在西方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它走过的路是一边污染一边治理，通过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相对完善的状态。

　　而中国，既不具备西方社会的法律法制体系，又不具备西方社会的民主普及程度。外国人可以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环境质量，中国则更多是通过社会媒体呼吁。比如现在很多人在谈论PM2.5，讨论的声音无处不在，显示出中国公众已经有非常强烈的诉求，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独特的制度使得有些在西方社会无法短时改变的问题，放到中国社会可能可以快速解决。

　　制度的建立是漫长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过去曾经发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的改革，规定时间节点，花费极大资源，不计人力成本，但最终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决策者应当要反思的问题是，在大力度强调改革的同时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凤凰城市：目前来看，中央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您怎样看待未来五年之内中国的生态制度建设？

　　吴昌华：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改革中，贵阳是走在最前面的。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比如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法庭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贵州省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这种探索一定会对国家级的政府部门提供参照。

　　尽管这不意味着要完全按照贵州模式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总的来说现在还在探索中，很多政策还在研究，如何明确政府机构的分工，是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生态文明委来统筹规划，还是让现存的政府部门来主导，或者由多个部门共同分担这项任务，这些现在都没有定论。

　　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环保部门也是弱势群体，因为它并不掌控实权，所以成立国家生态文明委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效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几个重要指标，比如生态红线的确定，比如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它们都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但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