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我只干盖房子一件事

　　非常建筑，一个15年前的新生事物——独立建筑设计工作室，今天已是一家成熟的建筑事务所，承担着一系列挑战性项目；张永和，曾经苦苦探寻当代建筑的本质，现在仍然继续着他的探寻，乐此不疲。

非常建筑缘起

　　1993年，张永和和夫人鲁力佳要在美国开设一间建筑设计工作室。两人在跨入注册机构门槛的那一瞬间想起工作室要有个名号，鲁力佳说就叫非建筑吧。此前，张永和和鲁力佳已有若干个项目未有建成，很挫折，“非建筑”算是自嘲。当时张永和说那样的话还有人再来找我们盖房子吗？还是叫非常建筑吧。于是，花7.5美元注册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开张了。 

     “15年了，我也记不清楚当时非常建筑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到底有个什么含意。只是当时中国很不习惯和个人打交道，因此我们决定注册一家公司，叫做非常建筑。
      “当时我觉得中国的许多建筑盖得不建筑，关心的不是建筑的实质性问题，比如结构、使用，想的都是怎么把外形做得张扬。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比较本质性的建筑。如果注重建筑外形的建筑算是主流建筑的话，那我们做的本应该是正常的建筑就成了不正常的建筑。非常建筑的名字也许可以从这两方面模糊地解释。
      “其实，即使到了今天，对建筑形象的消费远比建筑本身厉害，建筑好象走偏了。我们从15年前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发展到今天的非常建筑事务所，一路颠簸，尽管有所建树，感觉还是举步维艰。”

寻找盖房子的机会

　　1993年，张永和开始奔波于大洋两岸。1996年放弃了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之前，他的许多设计和竞赛获得国际奖项，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休斯敦的莱斯大学他是成绩斐然的年轻教授……然而，他选择回到北京，一干就是十几年。辗转多处后，如今，非常建筑事务所坐落于圆明园附近。
　　早年工作室的日子里，张永和对同事说：“如果有人想找我盖房子，即使是个很小的房子，我也要尽心尽力。如果房子盖成后有人看了喜欢，觉得这房子盖得还不错，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也许因此会有下一个房子需要我来做。”
　　1998年，非常建筑工作室出了第一本作品集，叫《非常建筑》，收录的作品中只有两个是建成的。
　　“为什么到北京做工作室？很简单，我是建筑师，我想盖房子，美国没有机会。即使现在，美国建筑市场也不好。
     “我们从1996年开始有房子盖起来。《非常建筑》里是只收录了两个建成的，因为其他的没有盖出来。我们当时想的和中国对建筑师盖房子的认同标准不一样，要让每一个人理解是很难的。由于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的学校任教，对建筑实践并不熟悉，不知道一个房子的产生有一系列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闹不清楚。别人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别人在想什么，所以盖房子的过程曲折、艰难。”

最基本的两个问题：
建筑构造和城市研究

　　1999年，张永和主持设计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落成，这是非常建筑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一个建成的建筑设计项目。房子落成的开幕庆祝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永和在这里意外地见到北京大学校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北大校长注意到了这个在建筑主流边缘的执著者。事后他找到张永和，请张永和来北京大学创建并主持建筑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教学方向有两个：建筑构造和城市研究。
      “自始至终，中国建筑就缺乏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建筑最基本的是材料和结构，好比一个人画画，需要颜料和工具，他必须对它们很熟悉。建筑师要用建筑材料。直到今天，学建筑的学生都常常接触不到材料本身，就是看材料照片画图，对自己要使用的材料和工具很陌生；有的同学没有去过工地，甚至没见过钢筋。这样的学生考虑的建筑就是画图，而且学校告诉他画图就是练基本功。他的图画得相当漂亮，其实和建筑根本没有关系。
　   “建筑是个实用的东西，做建筑是个很社会的事。社会性不抽象，具体体现就是城市。建筑师不仅仅考虑建筑的外在表现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要考虑城市中多栋建筑怎么把人的生活组织起来。今天，地球出现了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建筑和城市的关系更加紧密，建筑要放到城市中看。建造是建筑的基本，城市构成建筑的问题框架。现在的建筑教学中，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

实验与主流，孰是孰非

      早年，有人把张永和及一群另类的建筑师称为实验建筑师，而相对应的另一方就是主流建筑师。何为主流？何为实验？
      “建筑师被分为主流建筑师和实验建筑师，其实这样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建筑设计行业，有人把它作为职业来对待，并不太关心领域的命运究竟如何，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做得还不错；但有人关心领域的现状和发展，甚至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这是建筑师之间真实存在的差距。
      “就拿我来说，我是出于兴趣作建筑设计，不会因为其他行业挣钱多而转行，因为我对其他行业没有兴趣。
     “之所以实验，传递出的信息是，建筑师在一个系统里操作，有些建筑师会质疑那个系统，当他们不愿意再在那个系统里厮守下去的时候，实验是一个要‘造反’的由头。如果要这么追溯，当时称我为实验建筑师未尝不可。当时的系统起码不适合我，那个系统出来的东西从我对建筑的认识来说是有问题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系统是惟一的系统，当时它是主流、铁板一块，如果把这个主流放在现在，绝对称不上主流，现代的主流就是五花八门。‘主流’和‘实验’这两个词到现在已经没法用了。现在到街上看房子，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谁做的——设计院？事务所？还是工作室？建筑教育在一点点地变化，市场在很快速、大幅度地变化，这个时候再说主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当代文化正在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包括建筑文化。对于一个建筑，没有人敢说它就是我现在的建筑，是我20年后的建筑，是几代人传承的建筑，没有人敢说我不离开这个建筑。对建筑历史性的认同感很弱。市场主导下，什么都可以消费。人们因开放的态度习惯了任何形式的建筑。现在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
      “20年前，就以我为例，我做建筑很容易形成一个针对性，实际上质疑了他人。今天相反，因太多的开放而少了很多对立面，缺乏针对性，就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师做的工作，你已经很难感觉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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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与非常之问题所在

      2002年，非常建筑的新项目专辑《平常建筑》出版，收录了21件作品。
      在非常建筑工作过的建筑师说：“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待房子的态度变了，和以前截然不同。而后我发现，我很难再融入其他设计机构，因为我和它们的价值观已然不能锲合。”
　　“从《非常建筑》到《平常建筑》，期间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非常建筑’的提出是偶然，别人也不知道我认为满街都是怪房子。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工作室的名字不能改，改了怕别人找不到我们。可是，我们一直抱的是做平常建筑的态度，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态度，平常就是基本。
      “在国外，我们看建筑是以一个旅游者的姿态。但在北京，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城市是怎么组织的，沿街的建筑和内里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建筑的基本质量如何，这是平常建筑。现在我们看到的赫尔佐格的建筑，那算是最好的不平常的建筑。
     “现如今看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和欧洲有些国家建筑师的好象差不多，有的还有荷兰的味道。但目前中国建筑教育体系没有大的改变，大家对建筑的认识仍然没有大的进步，更多的还是审美趣味的改变。在非常建筑工作，感觉会不一样，看似都是基本问题的考虑：材料问题，空间结构，对材料、能源、整个技术和城市的关注。今天的非常建筑事务所和其他设计机构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比当年更大，在这里工作过的建筑师可能更不习惯别的建筑机构。
     “这也正是在非常建筑待过的建筑师感受的根源，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非常建筑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其实我对美国的教育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对欧洲一些国家的教育我是肯定的，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的建筑教育非常扎实。西班牙把建筑学的学生是既当作建筑师又当作工程师来训练的。我们国家和法国比较像。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教学体系的产物，是一个残疾建筑师，现在我有关注工程的态度，但我过去没有这种知识和思考能力，只能通过日后的经验积累和与不同的专业合作以此弥补这种缺憾。
      “现在有些欧洲和日本的建筑师，他们卓越的工作能力不是因为常有灵感的火花迸发，而是因为曾经一个相对好的教育体系成就的。”

 大家都有扛不住的时候

　　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大量的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它们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然而，相对于中国的主流建筑，它们却少有话语权。很多建筑师正如当年的张永和，挣扎在生存与梦想之间。何去何从？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成熟的市场经济把建筑师分门别类，会要求出现越来越多的专项建筑师，建筑师没有第一个专项就不会有第二个或者更多。
      “中国现在是建筑师最后的机会了，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已经很难了，但还是有机会，例如可以通过竞赛、特殊的机会取得中小型建筑的设计项目。个人很难突破这种困境，除非制度首先突破。对于最后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赶末班车。
      “非常建筑算是上了末班车的乘客，争取到了较多的大项目，过程相当费劲。我估计再过10年，全国事务所的规模就会成为定局。库哈斯为什么来中国？不就是为了赶中国建筑设计的末班车吗？来中国的不少国外建筑师和设计事务所大抵也是这个目的。
 　  “现在是中国社会价值观最混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建筑师能不能顶得住压力，只要你不在意，就无所谓。所谓建筑上的成功不在于建筑的大小，2009年的普利滋克奖得主皮特·卒姆特一直只盖小住宅。在中国，只盖小建筑的建筑师可能有压力。生活有压力，要改善就要妥协。建筑师能不能顶得住，没有答案。你要问我能不能顶得住，今天没有问题，但几个月前还有顶不住的感觉。
      “一个优秀的建筑师有顶不住的时候，这不奇怪。多年前，我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教书的时候，认识一位来自瑞士的建筑师。这样好的建筑师为什么来学校教书呢？他说因为没活干。比如库哈斯，现在这个名字星光闪耀，其实CCTV新台址以前他还在大量裁员，他把自己事务所的空间分隔出租，关闭了在纽约的办公室。这都是没几年的事情。大家都这样，起起落落，很正常，正常就无所谓了。”

没有新的结构体系
难以创造出新的建筑

       2005年，张永和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任建筑系主任，位于北京的非常建筑事务所仍然在运营。2009年，非常建筑15岁。
　　现今，搭上中国建筑大潮末班车的非常建筑事务所仅一年就接手了10多个项目。张永和说事务所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们很明确，但怎么做生意，是门学问，他们还需要慢慢学习。
      “现在中国的建筑还是一种欢庆式的建筑，缘于时代的发展。但再往下，我们可能要面临很多的问题，其中主要一个问题：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和建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材料没有被利用。如果不研究这种问题，不作工作，那建筑也不会自己就先进起来。
      “中国过去的20年，在建筑的发展上恐怕是很有限的，那就意味着中国建筑的趣味改变很大，但建筑并没有什么大发展。没有新的结构体系就难以创造出新建筑。
    “我们要清楚的是建筑和城市的问题到底在哪？比如城市街区，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方便？还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一个地方居住、一个地方购物？你要知道问题之所在就能和业主说清楚。再比如北京，怎么盖都盖不出香港那种城市肌理来，后者的魅力不在于建了多少高楼，而在于很好的城市密度组织，它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
      “我自己不幸的是一根筋，就是要盖房子，房子盖得好与坏，是我最在乎的一件事情。要盖好房子，就要对技术有深入了解。非常建筑盖房子都是从材料研究入手。非常建筑对城市有个简单明确的认识：适当密度、尺度，混合使用，强调步行，强调公共交通和之间的连接，但做起来很难。除去建筑、规划、景观及室内设计这些主业，家具甚至产品设计非常建筑也时有涉猎。我们刚刚完成了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设计，现在为北京前门地区进行城市改造和为瑞士诺华制药这种国际500强的公司在上海规划和设计低碳生物研发基地，最近在设计的深圳摩天楼考虑了地域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非常建筑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成为中国技术研发能力最强也是最绿的建筑事务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