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景观设计师要做哪些角色转变？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 Friendly City

20世纪60年代儿童参与城市设计和空间决策的理念出现后，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发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明确提出儿童的福祉是衡量城市健康、社会民主和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并完善了儿童在成长中所应获得的各种权利保障，包括健康卫生、教育、住所、安全、人身保护，以及正常参与家庭、社区及社会生活^[1]。

然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游乐场和儿童公园的设计建造仅考虑安全性和视觉效果，对鼓励儿童自主探索城市空间、树立社会角色意识并无助益。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此类空间真正的使用者——儿童——未能充分参与项目设计过程，其真实需求并未反映在设计方案中；目前设计师在儿童景观设计中主要围绕独立项目进行设计定位和概念提炼，缺乏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对整个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系统及其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考量。而引入儿童参与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活动参与度；另一方面，景观设计师应借此探索整个城市空间脉络对儿童发展的综合性影响，以实现自身角色的提升。

^{现阶段中国城市儿童景观项目的开展模式，儿童尚未参与到设计过程中。 © 黄伊伟}  

生态系统理论是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将人类成长的影响因子分成相互影响的五大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以及时间系统^[2]。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以及中国城市实际情况绘制的儿童成长影响因子分层模型  © 黄伊伟}

对儿童群体而言，微系统是他们直接接触的环境因子，包括家人、同学、朋友，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景观；中系统则是微系统各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外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当地文化、医疗水平、公园系统、社区服务等；宏系统则是更大层面的社会或文化因素。当前多数设计项目以微系统设计为主，忽略了中系统、外系统乃至宏系统对儿童身心发展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指导景观设计，同时与其他城市建设学科加强合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更新和行业发展。

公众参与是促进政府部门和开发单位与公众之间交流，同时使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一种现代政治理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需要儿童参与，可以由景观设计师通过参与式设计来^[3]来促进。儿童参与式设计策略体现出多重教育意义和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作用，在中国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实践探索中亦有望发挥显著推动作用。

^{参与式设计模式图  © 黄伊伟}

下文三个案例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对项目影响进行多尺度考量，采用公众参与理论指导下的儿童参与式设计策略，并体现了景观设计师社会职责和角色的突破及转变。

2009年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社区参与、设计与研究中心（CEDaR）发起了“成长在博尔德”^[4]（GUB）计划，在当地大学、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以及青少年儿童之间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GUB旨在将孩子们的意见纳入地方政府决策，CEDaR的景观教师和研究者们则作为孩子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媒介。

“15分钟的邻里”^[5]是GUB计划的子项目之一，目标是建立综合式的15分钟步行生活圈。该项目团队包括两位CEDaR代表（景观设计师）以及25名8～12岁的儿童。这些儿童从学校或住所出发步行15分钟，将沿途的问题及玩耍的地点告诉研究者，并画出或用模型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社区。

^{在GUB计划的子项目“15分钟的邻里”中，当地小学生制作了包含绿地、不同形式的建筑、混合用途开发地块和学校在内的设计模型（上图）；老师和建筑师在观看和解读孩子们制作的模型（下图）。（项目指导：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 Lynn M. Lickteig}

景观设计师参考并转化这些信息为城市空间评估报告及改造方案，提交给政府和开发商。在批准改造之后，景观设计师再次介入，听取儿童对于改造方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最终实现“属于儿童的设计”。景观设计师在协调儿童参与者和政府关系的过程中，成功引导决策者更加重视儿童的参与权。

^{GUB计划的城市空间整改模式及景观设计师所扮演的角色。 © 黄伊伟}

2012年，伦敦市颁布了《塑造社区：游乐和非正式娱乐》规划指南^[6]，规定了新开发住宅中游乐空间的最低数量标准，提出应当涵盖“正式的”（游乐场等儿童专属娱乐场地等）和“非正式的”（城市开放空间、公园、绿色基础设施等）两类游乐空间，同时指出，一个优质的游乐空间需要提供面向全年龄段的、安全的、包容性强的娱乐设施，同时具有可达性强、管理维护良好等特点，能够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儿童安全地亲近大自然。

^{伦敦“游戏巷道”（设计：Muf建筑/艺术设计事务所） 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吸引儿童前来嬉戏和社交，同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 Lewis Ronald}

^{在伦敦伊夫林法院项目（设计：Erect建筑事务所）中，设计师在一个高密度住宅区内利用地势高差建造了一个公园，串联起了原本被高差隔断的住宅群。  © Erect Architecture}

以规划指南为基础，景观设计师经由详细踏勘各种类型的城市口袋空间，通过小尺度的场地（即“微系统”）干预，如加装树木周围攀爬设施、设置“跑酷公园”等，大大提升了空间的趣味性，使儿童游乐活动渗透到各类城市空间，在城市尺度上提升了伦敦市的儿童友好度。在此过程中，景观设计师有意识地将保障儿童游乐权利提升到优先地位，在多级空间尺度上系统性地优化了儿童游乐空间的供给，也更新了公众对于“游乐空间”的固有认知。

^{伦敦游乐和非正式娱乐策略的规划框架及景观设计师所扮演的角色  © 黄伊伟}

美国绿色校园（GSA）^[7]是一个由景观设计师、规划师莎朗·丹克斯领导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旨在将被沥青覆盖的校园空间改造为软质绿地和花园，从而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改善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中，GSA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学区合作，直接促成了当地教育委员会在全市建立绿色校园的愿景^[8]，成为由非营利组织牵头的景观改善计划的典型案例。他们还与公共土地信托中心一起制定了名为“生机勃勃的校园”的校园空间改造政策，以期改变城市中所有校园空间的设计标准。

^{GSA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试点项目之一：胡佛小学校园改造。（项目指导：GSA）  © Paige Green}

在GSA的一系列实践中，景观设计师不再是顾问，而是积极寻找城市和社区成员建造绿色校园的障碍，消除这些困难并尝试建立新工作范式^[9]。通过“提出案例”“建立联系”“尝试理解”的过程来真正了解客户的能力，以便提供其所缺乏的技术和资源来确保项目成功；也已不再只是甲方的代理人，而是城市景观改造项目的发起者和领航者。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景观设计师的角色和职责不尽相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当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在GUB项目中，景观设计师是利益协调者，通过将甲方与儿童使用者的不同意见进行协调，间接保障了儿童利益。在伦敦游乐策略的制定与落实中，景观设计师是科学发展顾问。他们在“儿童优先”的共识下，梳理规划框架，与规划师一起分配整合绿地空间，最后在具体项目的落实中积极与公众对话。GSA的发展模式中，景观设计师则是公众教育家，他们宣扬自然游乐的理念以及改善儿童游乐环境的益处，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在这三个项目中，景观设计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城市空间格局的整合者。他们比起传统的儿童游乐空间，更关注社区（中系统）和整个城市（外系统）的空间格局，甚至在宏系统层面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儿童权利的重新审视，最终完成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提升。

^{景观设计师通过承担不同角色与职责完成城市儿童空间的串联和组合。  © 黄伊伟}

詹姆斯·科纳曾说，景观设计师若要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就要跳出“辅助支持”的常态，承担真正的领导职责，变得更加批判、更加进取、更加具有企业家精神、更具创造力^[10]。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景观设计师不仅仅是设计策略的制定者，亦可充当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者和参与式设计项目的发起者，让“儿童友好”理念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参考文献

^{[1]  Van de Ven, G. P. (2004). Man-made Lowlands: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4th ed.). Utrecht: Uitgeverij Matrijs.}

^{[2]  Meyer, H., & Nijhuis, S. (2016). Designing for Different Dynamics: the Search for a New Practic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Dutch Delta. In J. Portugali & E. Stolk (Eds.), Complexity, Cognitio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p. 293–312). Delft: Springer.}

^{[3]  Natuurmonumenten. (n.d.-b). The present situation Marker Wadden | Natuurmonumenten. Retrieved May 23, 2018, from https://www.natuurmonumenten.nl/projecten/marker-wadden/english-version/the-present-situation}

^{[4]  Penning, E. W., Pozzato, L., Vijverberg, T., Noordhuis, R., Vaate, A. bij de, Donk, E. Van, & Pires, L. M. D. (2013). Effects of suspended sediments on food uptake for zebra mussels in Lake Markermeer. Inland Waters, 3(4), 437–45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eltares.nl/publication/effects-suspended-sediments-food-uptake-zebra-mussels-lake-markermeer/}

^{[5] Mintzer, M., Mendoza, J., Chawla, L., & Dellepiane, A. (2016, September). Growing Up Boulder: Young People’s Ideas for 15-Minute Neighborhoo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lorado.edu/cedar/sites/default/files/attached-files/15_min_neighborhood_report.pdf}

^{[6] Sanson, H., Carlsen, J., & Newitt, M. (2012, September). Shaping Neighbourhoods: Play and Informal Recreation — Supplementary Planning Guida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osd31_shaping_neighbourhoods_play_and_informal_recreation_spg_high_res_7_0.pdf}

^{[7] Green Schoolyards America. (n. d.). Green Schoolyards America. Retrieved from http://www.greenschoolyards.org/}

^{[8] Coastal Conservancy. (2017, September 28). Living Schoolyards for Oakland Project [Project No. 17-019-01]. Retrieved from}

^{https://scc.ca.gov/webmaster/ftp/pdf/sccbb/2017/1709/20170928Board15_Living_Schoolyards.pdf}

^{[9] Iversen, L. (2020, February 6). Green Schoolyards: An Interview with Sharon Danks, Part 1. Retrieved from}

^{https://thefield.asla.org/2020/02/06/green-schoolyards-an-interview-with-sharon-danks-part-1/}

^{[10] Weller, R. (2019). In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Corner. LA+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9), 9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