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进行时
京杭大运河全长１７８２公里，涉及８个省（市）、３３个地级市，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它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大运河遗产本体及其环境景观保护面临着严峻形势。
申遗
２００６年由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发起京杭大运河申遗和保护活动。２００８年３月，大运河３３个沿岸城市在扬州召开会议，结成“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随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将隋唐运河和浙东古运河也纳入申遗范围。
按照计划，该联盟将于２０１３年正式就大运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并指导各地文物部门申遗的准备工作，由全国政协协调文物、水利、建设、交通、环保等多家部门和沿岸地方城市政府。
此前的工作安排顺序是：２００９年６月底前，完成各城市保护规划编制；１２月底前，完成各省保护规划汇总工作。２０１０年底前，力争完成大运河总体保护规划。２０１１年底前，力争完成申报文本编制并做好申遗相关准备工作。２０１２年９月底前，向世界遗产中心预提交申报文本。２０１３年，正式提交申报文本，并迎接国际考察。
申遗时间紧迫，且大运河沿线城市众多，涉及建设、交通、文物、水利、环保等多个部门，目前各地方和各部门对大运河申遗和保护的认识还存在着差异，除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层面的领导机构外，各部门之间、各类专家间、各城市间缺乏充分交流和沟通，这显然会影响到申遗和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４月２３日在北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商小组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文化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测绘局、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办公室等１３个部门和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８个省、直辖市有关单位领导组成。会商小组组长为文化部部长蔡武，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文物局。
会商小组的成立犹如一剂强心针，为确保大运河２０１４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必要保障。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涉及部门、地区多，工作难度大，保护内容纷繁复杂，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必须形成相关部门和所有地方共同参与的保护机制。
目前各地都已成立大运河申遗领导小组，落实专门机构、人员，为迅速有效推进大运河申遗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大运河沿线８个省（市）中，河南省已率先完成前期调研、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且初步确定了遗产点。浙江省已建立起省级层面的大运河保护规划协调机制，有效推进规划编制工作的开展。河北、北京、江苏、安徽等省（市）的规划编制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差异
由于保护状况、管理方式、经济利益的差异，各地对大运河保护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
大运河是常州的母亲河，在常州境内全长４４．７公里，其中２３．８公里市区段穿城而过。为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早在５年前，常州市委托东南大学和常州规划设计院联合编制了《常州古运河及河滨地带概念性城市设计》，后来又对《常州古运河及河滨地带概念性城市设计》作了进一步完善，明确了保护利用的主题，系统编制了包括水利、环保、交通路网、桥梁、水上旅游、历史文化布点等内容的专项规划，对古运河沿线的空间、文化、基础设施等进行统筹安排和控制。
无锡市对大运河无锡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也十分重视，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大运河无锡段遗产保护规划办公室”。“我们力争成为大运河申遗规划的重点、亮点。”无锡市副市长徐吉力对本刊记者说。
他说，无锡段各重要节点均编制了保护规划，且通过对清名桥、惠山古镇、环城古运河等节点的保护性修复，初步呈现原汁原味的运河风貌；但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原有规划与申遗规划的无缝对接。
而记者在２００８年对十多个大运河申遗城市的调研中发现，沿岸许多城市大规模拆除、翻修、无根据仿建等情况严重。
“目前一些大运河城市对申遗问题存在许多误区，大建大拆是突出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警惕。”大运河申遗保护调研组成员、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总顾问王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立法
大运河是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跨地区、跨部门，兼有活性特征，保护的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采访中，记者发现，各地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问题上，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协作共管机制。
“大运河涉及多个地区，多个部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能隔断，必须协作，比如治污，比如航道的疏浚、拓宽，比如村镇建设规划等等。”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李文顺告诉记者，同部门分段管理的体制不利于大运河的整体保护，没有全线统筹，限于条块管理模式，对基本建设和遗产保护难以全面掌握和统筹安排，难以形成从管理到保护利用的整体性思路，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时，经常会出现权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
另外，涉及运河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的项目是否全部按照文物法规定上报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运河的相关项目审批应当研究一个能够操作的办法。否则，要么繁杂，要么失控。
情况差异和利益矛盾大大增加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难度。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各地在保护和申遗工作中，尽快理顺体制机制，提高管理效率。
也有专家建议，对运河管理进行专门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法》。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只规定了某一地点的保护规范，而对于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的文化遗产却未作规定。目前我国仅有的两个保护世界遗产的专门法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和《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均为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不高。因此，迫切需要一部全国适用的《世界遗产保护法》。专家称，具体可以参照国家关于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立法管理进行立法，明确各方面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切实把运河保护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记忆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大运河就是我们民族的记忆，它的文化功能或许比经济运输功能作用更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廖可斌的这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申遗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不论大运河申遗是否成功，都应该把对大运河的保护进行到底。
正如俞孔坚和李迪华所感受的那样：大运河带给人们一个又一个惊喜，走完一段，你还继续往下走，想知道接下来还能看到什么；若走完了全程，你就会开始畅想和计划，看它在其他季节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