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京津的后花园—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草原生态保护研究侧记

[center][img]http://www.landscape.cn/upload/news/20039411824959.gif[/img][/center] ２００３年７月底的一天，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多伦沙地植物园奠基现场聚集了很多当地群众，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兴奋与期待。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韩兴国在埋下一铲铲沙土的同时，也种下了多伦人的希望。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在京津地区知名度很高，不为别的，只为京津地区的沙尘暴。“治理多伦１亩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这样的知名度让多伦平添了更多的尴尬与苦涩。 多伦位于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那里曾是一片美丽的草原。８０多岁的格日勒老奶奶现在只能在回忆中找回往日的美丽：“天比我刚染过的布还要蓝，白云像满山遍野的羊群，泡子里的水又清又亮……” 沙尘第一次袭击多伦的时候，多伦人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灾难的开始。后山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子，渐渐吞没了多伦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蓝天白云和美丽的泡子也只能留在多伦人的回忆里。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开始启动，韩兴国带着植物所的专家在这里设立了试验区，连续在这里开展植被恢复重建与风沙环境综合治理试验示范研究，并建立了“多伦恢复生态学试验示范研究站”，进行长期定位研究。在植物所专家的帮助下，多伦人眼看着自己眼前的沙地一天天绿了起来，这里也逐渐形成了以沙生植物群落为主的景观。 中科院的专家们用行动给多伦带来了希望。对于多伦人来说，原本陌生而又遥远的中国科学院，一下子离他们很近。“中科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亲切、熟悉的词。不会讲汉语的蒙古族牧民，干脆不翻译，将这个词的发音直接加到了自己的词库里，以便随时能够顺畅地脱口而出。 这次，“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多伦沙地植物园”就建在多伦县南部的南沙梁。南沙梁是我国北方典型沙地特有物种羊柴、沙柳、沙蒿、沙鞭的原产地，在沙地植物种子野外繁育和种质资源就地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韩兴国所长，这位在美国呆了７年的洋博士，是一个对草原生态工作充满激情的人。听韩兴国的同事讲，他平时不大喜欢讲话，尤其是空话、大话，但他希望这个植物园能够为包括引种和保育浑善达克沙地珍稀濒危／特有植物、沙地植被恢复发挥作用，“实实在在地为多伦做点事”。 驯服暴烈的“小马驹” 从多伦驱车向北，我们向浑善达克进发。 浑善达克，这个蒙语里“黄色的小马驹”，是当年元帝国上都城的腹地。传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路过此地，看到这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便高兴地以自己喜爱的坐骑命名。 遗憾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两次草地垦植高潮，再加上近年来的过度放牧造成了这里最大的生态破坏，这匹“黄色的小马驹”开始桀骜不羁：浑善达克的草场沙化速度惊人，昔日茂密的草原已经变成了直接威胁京津地区的重要沙尘源。 在行进的过程中，扑向眼前的都是绿意。道路两旁，草肥水美。尽管视线最终要被远处的青山所阻挡，那山终是被满眼的绿包裹着，山下的草原上大片的油菜花镶嵌其中，在阳光的照射下展现着灿烂的色彩。这分明就是京津地区美丽的后花园，哪里还有沙尘“元凶”的影子？看到我们的疑惑，经常往来于此的司机告诉我们，往腹地里走就不是这番景象了，这里草原沙化实际还很严重。 近年来，飞播、种树似乎成了恢复生态的主流声音。尽管直言可能会得罪人，但韩兴国还是忍不住：“浑善达克本身属于半干旱地区，这里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一个地区是草原还是森林，这是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和选择的结果，硬要改变它，注定要失败。一片沙地上光竖几根筷子树能挡住什么？” 中科院植物所的蒋高明研究员也不含糊，“飞播不合算，甚至还有害。因为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也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并未解决牲口压力和干旱等主要矛盾。另外，飞播带来的大量外来种中含有一些有毒的物种，长期看不利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植物所专家们不敢主观臆断，这是他们背着仪器跑遍了整个浑善达克地区，考察了当地的光照、温度、二氧化碳、水分、氧气和土壤物质的本底状况，并进行了相关试验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特别担心人们用目前的治理思路，花费大量的金钱将浑善达克变成第二个“毛乌素”——虽然地绿了，可是，却难以再现自然的面貌，会变成实质性的“绿色荒漠”。 ２００１年３月，蒋高明带着植物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课题组来到了浑善达克，开始推广他们“以地养地，依靠自然力恢复生态”的新做法，把浑善达克草场围封，彻底禁牧或进行季节性休牧、划区轮牧，进行退耕还草、恢复植被的工作。 在巴音胡舒嘎查（村），记者看到了蒋高明他们经营了３年的“试验田”——围封的４万亩草场。这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恢复好的已经长到近１米，最高的草已经可以和１．８５米的小伙子一比高低，而在蒋高明他们围封之前，这里还是流动或半流动的沙地。“这么高这么密的草甚至连很多牧民都从来没见过。”老牧民那森乌日图说。 “禁牧期过后，牲口吃掉４０到５０厘米，留一个茬就可以保护土壤，可以把土壤稳稳地固定下来。”蒋高明笑容灿烂，“实践证明，让大自然自己去修复大地的‘创伤’是最好的选择。”经过３年的试验，这里的植被已全面恢复到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水平，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野兔、狐狸、大雁、灰鹤等动物又回来了。 不需要任何说教，这些不争的事实很快赢得了牧民的信任。现在，这里的牧民已经由自然放牧渐渐改为舍饲、半舍饲，全村几千头牛、羊的“口粮”基本由１０００亩人工玉米高效地提供。村民们也开始从几年前买草的状态转到现在开始卖草。“知道你们北京的三元乳品公司么？他们还想收购我们的草哩！”草原恢复了生态，牧民也恢复了自信。 定位站的今昔对比 离开浑善达克，汽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中科院植物所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 在草原站的走廊里，展板上的老照片儿在默默地讲述着草原站的历史和科学家无私的艰苦奉献。２４年来，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生态定位站已经发展成中科院院级开放站、中国生态系统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ＭＡＢ）研究计划的重点项目示范站。它也是迄今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半干旱典型草原区设立的进行典型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的唯一的野外台站，不仅在国内外草原生态系统基础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科学地位，而且长期为我国半干旱草原资源的保护利用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模式示范和技术体系。 每年七、八月份，是草原站“人气儿”最旺的时候，来自国内十余个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平均每天有９０多人在站上进行研究。同时，生态站还同美、加、德、俄、日、法等十余个国家的科学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我们离开生态站的第二天，德国的科学家就到了。 在这里，记者们的手机都没了信号。“但是房间里的程控电话可以拨打国内、国际电话，这里还有３０条专用的网线”。生态站副站长白永飞博士显然比较乐观。要知道，他刚到定位站来的时候，有急事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开上５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里去打，而且原来科研人员在这里采集的样品都要大包小包地背回北京才能做。 现在，这里的情况大有改观，草原站现在有１６个涉及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气象等学科的各类实验室和样品分析室，并且新增了定氮仪、粗脂肪分析仪、粗纤维分析仪、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仪器，现在科研人员可以在这里直接得到需要的试验数据。 自建站以来，草原站便在羊草样地、大针茅样地、退化恢复样地和放牧样地和综合观测场进行了草原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工作。记者在大针茅样地看到，样地的内外已经有了明显的高度差：由于样地内大针茅草的保护作用，现在样地内已比外面的沙土地高出十几厘米，样地外稀薄的草根已难以覆盖裸露的地面，十几厘米厚的土壤已经被沙化吹走，飘飘荡荡地飞到了京津。 在去划区轮牧示范区的路上，路旁一处孤零零的沙包异常奇怪，２米多高的沙包只剩下了头顶的一点“头发”。白永飞告诉大家，３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小片草地，仅仅３年的时间，一人多高的沙子就被风带走了，只留下了这副景象，可能明年再来，这点儿“头发”也“掉”光了。 “在内蒙古草原上，植被依托的土层充其量只有１米多厚，有些严重退化地区的土壤还不到１０厘米，下面就是几百米厚的通体沙和岩石。这１米多厚的土层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但是随着草地覆盖率日益降低，疏松的土壤在冬春季被风一吹就走，就造成了大面积的沙化。”韩兴国的语气里透着无奈。“实际上，只要能在当地得到推广，围封和划区轮牧是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治理方法。” “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启动以来，中科院植物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凭借科学家的责任感在这里发挥着双重的作用。他们既要从事诸如揭示我国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规律、探索草原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机制等探索自然界的国际前沿课题，还要帮助当地政府和牧民科学认识、推广天然草场合理利用的重要性。３年来，他们先后为当地进行科技培训２３７５人次，希望这些人能将草地管理这一本不需要由科学家来推广的问题在锡林郭勒推广开来，让这里的草原生态恢复得越来越好，给当地的群众一个温馨的家园，给京津地区创造一个美丽的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