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的再生

　　2008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北川灾情时，站在县城外的高地上说：“我们要再建一个新北川。”

　　同年11月16日，在听取新县城发展目标汇报时，温家宝提出北川新城规划要坚持“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的十二字方针，努力把北川新县城建成“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标志、抗震救灾伟大精神的标志和羌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标志”。

　　日前，四川省政府批复了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称中规院)设计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确定了新县城建设的三个阶段：2008~2010年的重点是安置人口、恢复功能、启动园区；2011~2015年的重点是集聚人口、完善功能、彰显特色；2016~2020年的重点是提升地位、拓展功能、服务周边。

　　“基于原有的地质条件，北川不再适宜就地重建。”中规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北川新城选址确定为原四川省安县安昌镇以东约两公里处，距离老县城约23公里。就北川重建规划事宜，中规院总规划师杨保军日前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史无前例的公共参与

　　《瞭望》：中规院作为城市规划设计的“国家队”，承担这次设计任务与以往有何不同？

　　杨保军：以往的设计是在正常状态下的设计，而这次设计是非常态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规院也参与了唐山灾后重建的规划，积累了相应经验，但毕竟时间久远。时代与规划设计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国家体制发生了改变，唐山地震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住房由国家提供，为受灾群众重建住房只需按照一个标准，这样的标准可以使建筑物迅速得以重建；其次，唐山地震集中发生于城市，而“5·12”地震覆盖面较广，包括城镇、农村，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规划设计；另外，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经济实力、部门的动员能力都比过去要强。总之，就承担的任务来看，唐山地震时是国家统一行动，而这次既有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也有自下而上的志愿参与。

　　《瞭望》：为什么选定中规院来完成规划？

　　杨保军：中规院作为建设部唯一直属的规划设计研究院，历来要承担建设部的一系列指定性任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援助贫困落后地区的规划，对于这些贫困地区，中规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中规院作为国家规划设计院，在很多方面可以被视为中国规划行业的代表，它的取向和行动具有表率作用。在这次救灾中，中规院在李晓江院长带领下体现了规划师团体应有的责任感。虽然灾后大量的规划任务与原有的工作存在冲突，但中规院没有任何人有怨言，这体现了规划师们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尊严。

　　《瞭望》：中规院这次规划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

　　杨保军：中规院这次规划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重建城镇的生存和发展。既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城市的生存，也要从发展角度来考虑城市的发展。村民生产资料也就是农田往往被泥石流所吞没，他们没有了谋生手段，这就要求城镇规划要着眼居民生活的改善与城镇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新城市将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城市的新的经济生长点。

　　《瞭望》：你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当地民众的心愿和诉求？

　　杨保军：从选址开始，无论是从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的角度还是从技术性角度，我们都有一套可行的工作方法，但是当地居民是否能接受，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显示超过90%的当地居民希望能够住到更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同意中规院异地重建的方案。在确定重建规划的过程中，每一步我们都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征询当地居民的想法。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采取问卷方法与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以前，公共参与方面也有推进，但是像这次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从总体层面到详细规划，一直采取公共参与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

　　重建规划中的争论

　　《瞭望》：听说北川新县城是灾区唯一异地重建的城镇。

　　杨保军：北川灾情比较严重，我们在北川考察以后发现北川不适合在原地重建。北川老县城在50年代选址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当时限于各种原因，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天然的地理条件，北川县城建在了两条断裂带交汇的地方，其选址蕴含着风险。同时，交通不便利，发展前景也不大，当地居民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重建规划中)专家们基于不同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原地重建的呼声较高，他们的论据是日本、中国台湾都倾向于原地重建，也列举了一些原地重建的好处。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台湾、日本的做法有些值得我们学习，但不是所有的做法都要学。

　　每个国家和地区在选择灾后重建路径上，都应立足于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世界上有许多经常发生地震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灾后重建就和日本、中国台湾不同。

　　中国台湾和日本由于地理环境都是岛，稀缺的土地资源使灾后重建的选址余地较小。美国的条件则有不同，如果一地发生地震，往往选择在另一更安全的地方施以重建。

　　所以要根据自身资源条件来确定对策。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如果能够从大的空间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安排我们灾后重建的投资以及人口分布，就更为有利。

　　《瞭望》：北川中学是如何规划的？

　　杨保军：我们就整体规划征求居民意见的过程中，一个女同志见到我们就哭了，她的孩子在地震中丧生。她说，她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够把学校盖得安全，让孩子们安安心心地读书。

　　在新城规划过程中，安全问题是放在首位的。原来的设防标准偏低，国家规定灾后重建统一按照7度抗震标准设防，学校、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则按照8度标准，在这方面，其实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如今北川中学的选址已经确定，其选址是精心规划的，是一个对各方面来讲都是适宜的地址。

　　“贪大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

　　《瞭望》：如何在新县城的建设中保持羌族的文化特色？

　　杨保军：重建中，我们要传承羌族的文化，体现其特色，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如何体现羌族的文化特色，则有待进一步思考与确定。有人认为羌族建筑特点是碉楼和羌寨，我们知道羌寨的主要功能是望和防守，是护卫家园的建筑形式。

　　今天，羌寨和城市功能之间存在比较激烈的冲突，显然完全照搬羌寨模式，是行不通了。所以就采用继承和发扬羌族文化元素的规划路径，在绿化、景观的设计上，加以借鉴。通过设计使当地百姓能够体悟“新羌风”的风韵，同时也使其能够适应现代生活需要。

　　《瞭望》：在北川重建的过程中，有人认为不要贪大求洋。

　　杨保军：贪大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因为一个县城一共才几万人，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所以重建尺度很重要。总理希望北川重建成为一个典范，而要成为典范主要应体现在建设理念的合理超前，而不是一个用金钱堆积起来的新城。所以首先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着重考虑怎样尊重自然、尊重环境、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方便、舒适和自然。

　　《瞭望》：听说你们在重建规划中提出了“软迁移”的概念，什么是“软迁移”？

　　杨保军：青川是一个“软迁移”的范例，当地政府想搬迁，而当地的居民不愿意搬。青川的受灾程度不如北川，但其地质条件存在一定的风险，其原由也在于其城镇布局结构过于紧密。据当地政府说，青川周围的山体仍有滑坡的风险。

　　我们的想法是疏解人口、疏解城镇功能，腾出的部分空地，成为城市布局调整的空间，通过加固、绿化的方式使存在地质风险的区域更为安全，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城镇可以延续留存。

　　在青川，教育资源稀缺，文教设施和工业也都很稀缺。很多人愿意到县城的原因，是要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去学习。这些为全县服务的功能要渐次迁移。现在，新址离旧址的交通很方便，已把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和教育服务的功能迁移到新址，而青川还会是一个城镇。

　　《瞭望》：在你看来，重建北川具有何种意义？

　　杨保军：我认为它是抗震精神的标志，即使降临的灾害是天灾，但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去战胜任何困难。北川的重建可以向世人宣示我们党和政府的力量，中华民族不会在灾难面前趴下，我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比过去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