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景观桥》：天地人神际会

人行在大地上必须跨沟壑、渡河流，因此而有桥。

但桥并非仅仅是跨越障碍物的通道，也是市场，是社会舞台，是姻缘纽带，是彼岸与远方，是认同与归属的符号，更是风景和观景的场所，是人在茫茫大地上定位与认同的图腾，是天地人神汇聚之所。

曾几何时，代表工业文明的汽车和各种机车交通，使桥的完整意义被阉割、被掩埋、被肢解，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的含义。桥被沦为工业文明割裂城市与自然、毁掉社区和公共场所、致残城乡生命、破坏风景和美丽的快刀。在城市呼唤回归人本、回归社区生活、回归绿色低碳的今天，桥是最早需要被唤醒的城市和景观设计元素。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教授与土人设计李波、黄锦宜所著新书《景观桥》以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复兴以及景观建设中的当代景观桥的设计发展为背景，收集介绍了土人设计（Turenscape）近25年来有代表性的景观桥作品，包括栈道类、公园栈桥、市政景观桥等各类约60例，与业界分享并敬请方家指导。

以下为俞孔坚教授所作序言全文。

景观桥（landscape bridges）是一个很中国的词，在西文中常常被称为步行桥（footbridge），包括跨越河的步行桥，跨越高速路和铁路的人行天桥（overpass），架空在湿地和水面上的栈道（boadwalk）。在这里我用景观桥而非步行桥来作为书名，只因为感觉步行桥不足以概括上述各种有别于局限于市政功能的各种桥。

8月6日晚，著名的福建宁德屏南万安桥被焚毁，一时间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让当地人悲痛万分。这座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不仅仅是一条跨越河流的桥梁，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和交流场所，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甚至是一种寄托。

桥作为物体和人类征服自然的工程，被各类教材明确地定义为“跨越河流、山谷、障碍物或其他交通线而修建的链接和通道”。然而，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桥绝不仅仅是物质的空间链接通道，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跨越河流或是障碍物两岸的桥，“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将天、地、人、神四者汇集于自身”（Heidgger，1971）。桥是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符号，它使没有意义的场地（site）转化为富有含义的场所（place）（Norberg-Shulz，1979）。桥的介入，使弥漫在天地中的混沌之气得以凝聚，使茫茫大地上突然有了一个坐标，使漂泊在宇宙中的人和灵魂有了一种方位感，芸芸众生便有了归属，人类短暂的生命便有了意义，游荡的神灵便有了依附。从想象学的角度讲，作家鲁晓敏的《廊桥笔记》已经将海德格尔关于桥的深刻含义阐述得淋漓尽致（吴晓敏，2022）。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是以一条“虹桥”为构图和叙事中心的，它横跨在汴水之上，与城市街道浑然一体，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桥本身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这桥固然连接了城与乡，兼顾了水陆交通，但能量和物质并非迅速流过，而是在此回旋交会；人们也并非由此匆匆而过，而是在这里留连驻足，信息和欲望在此汇聚和碰撞，这桥也成为最重要的市场。在宋代，桥甚至成为最主要的国家税收场所，被称为场务（桥务）。以桥为市在欧洲许多著名城市也不乏见，最著名的莫过于威尼斯水城的里亚托桥。里亚托桥建于1180年，又名商业桥，桥上建有厅阁，两侧店铺林立，堪称威尼斯的象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剧情就是以这里为背景而展开的。同样，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旧桥也是以桥为市的最好例子，这座始建于1345年的桥市随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可以买卖不同商品的集市，先是农贸市场和皮革商铺，今天已经成为金银首饰、艺术品和旅游商品聚集地。以桥为市，带动了桥头的驿站和聚落的发展，城镇也往往因桥而名，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诸如欧美有多处以剑桥（Cambridge）、伍德桥等为名的市镇。在中国，以桥头、高桥、柯桥、酒仙桥、路桥，虹桥、枫桥、金桥、银桥、玉桥等为名的村镇不胜枚举。

以桥为市，以桥为场：《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

以桥为市，以桥为场：绍兴的八字桥， 位处三街三河四路的交叉点，陆连三路，水通南北。比《清明上河图》所描绘虹桥的稍晚建造，同样是拱形跨运河桥，却让我们想到当年汴河上的繁华景象。完全以花岗岩为材料，是绍兴历史文化的象征之一（俞孔坚摄）

以桥为市：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旧桥是以桥为市的最好例子之一（俞孔坚摄）

若仔细欣赏作为《清明上河图》构图中心的虹桥，正是“桥头车马闹喧阗, 桥下帆船见画船”（宋，汤鼎，《汴京云骥桥诗》）。这人头攒动的场景并非杂乱无章，人们从事着各种活动，各有形态，表情生动：桥头摊贩聚集，有卖茶水的，有相算命的，有和客官讨价还价的；桥上熙熙攘攘，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桥两侧有人凭栏眺望，看河中船只往来，指指点点，或与船上艄公搭讪。可见，人们到桥上也不仅仅因为路过或有交易的需要，还为观赏风景而来，甚至仅仅为了欣赏人来人往的鲜活与多彩。从这看似繁荣的都市景象，有的学者却看到一个朝代没落的悲剧（余辉, 2015），因为在人头涌动的表面繁荣之下是受惊的马闯入郊市、懒散的士卒、大量的私粮漕运、欲撞上桥的客船、桥面上占道经营的小贩、相互争道还歪戴官帽的官员，等等。因此，以桥为构图中心，《清明上河图》被定义为北宋末年的虚假繁华。桥成了我们观览和审视纷繁多彩社会的舞台。

与张择端的大虹桥所展现和隐喻的宏大却晦涩的王朝与社会剧情相比，杭州断桥上演绎的却人与妖的爱情悲剧，家喻户晓。《白蛇传》里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邂逅，修炼千年成精的美女蛇，在桥上遇到千年前救过她性命的书生许仙，续得姻缘，这断桥因此成为穿越时空的姻缘纽带，也成为人与妖跨界相会的通道。桥作为姻缘纽带的含义在中国文化中被演绎到了极致。想象力一直延伸到九霄云天外的银河，就有了连接牛郎织女的鹊桥。

西方文化也同样习惯于把桥作为生死姻缘故事的场景，最著名的莫过于《魂断蓝桥》，芭蕾舞演员玛拉和军官罗伊在桥上邂逅倾心，无情的战争和世俗的偏见，使这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美丽的玛拉最终在两人初次见面的滑铁卢大桥上以死殉情。无论是在《白蛇传》还是《魂断蓝桥》，抑或银河鹊桥，桥被设计成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的剧情场景（setting scene），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景观的含义。

作为通道和关口，桥在物质空间和心理感知上界定了当下与未来，危险与安全，此地与彼岸，地狱与天堂，世俗与神圣，凡尘与仙境……因此，中国传统的宫殿、庙宇、道观、宗祠甚至陵墓，桥都是不可或缺的景观元素，与其说是跨越障碍的通道，不如说是跨越不同世界的文化符号。传统民间信仰中，人离开这个世界将走上黄泉路，路上会经过忘川河，河上有一座奈何桥，以此桥为界，开始新的一个轮回。西方文化中，真实版的奈何桥是威尼斯的叹息桥，该桥实际上是个封闭的通道，一端是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府，另一端是威尼斯监狱，当犯人在总督府接受审判之后，重罪犯被带到监狱，从此失去了自由，不由得发出叹息之声，桥也因此而得名。反过来理解，对于受困于现实世界的烦恼与不安的生命来说，走向通往彼岸的桥，便可拥有一种重获自由的畅快，一种负重的释放。因此，走在八面临风桥上，飘逸与畅快之情便油然而生。

在茫茫大地上，桥是通道与障碍在交会处划出的十字坐标。桥使人在茫茫天地之间有了定位和立锥之地，让迷失的灵魂有了期待与目标，并由此成为人们在纷繁的社会和渺茫的未来世界中寻求定位与人生意义的场所。在中国的传统乡村，水口景观的标配设计是桥、神龛或庙台的组合——它们或是祈祷文化兴盛的文昌阁，或是降服水患的龙王庙（龛），或是祈求生子的观音像，还有保佑平安与丰产的土地神。人们把信仰与归宿都寄托在桥上，桥因此成为承载一方人民归属与认同的文化图腾。而建桥便是积功德行善事、树碑立传和彰显成就之事，桥成为对美、善与成果的认同。

桥是认同与归属：中国传统乡村的典型水口（婺源，虹关）

视野所及的风景因为桥而靓丽，也因为桥而展现。正如虹桥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看和被看的焦点和视点，桥往往或是河谷田野等乡村景观，或是港湾河口等城市景观的聚焦，也是观赏风景的不二选择。微尺度的庭院，如苏州园林，曲桥点缀假山假水；中尺度的景观，如杭州西湖，山水因断桥而风采动人，而断桥也是欣赏西湖美景的最佳场所; 在宏大的景观中，桥同样是风景与观景的聚焦和视点，如南京长江大桥之于扬子江，金门大桥之于旧金山湾区，悉尼大桥之于悉尼港。

但凡有河流穿过城市，桥便成为城市的名片，桥也成为欣赏城市风景的最佳选择，如巴黎塞纳河及伦敦泰晤士河上的诸多步行桥、苏州和威尼斯古城水道上的桥。因此，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城市，尤其是城市建设决策者的审美和品位。平淡无奇的城市因为一座或多座桥而变得美丽动人。

桥并非单纯是“桥”，它作为天地人神际会的文化与艺术的载体，也因此脱离了仅仅为交通服务的形式，甚至有了与交通完全“相反”的功能，桥上有了亭、风雨廊、神龛与庙台，也有了坐凳和美人靠；桥也不一定为流畅而设计，所以有了以观景与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桥，类似九曲桥等。

然而，以机动车，特别是小汽车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滥觞和以速度和规模化为目标的城市建设，使桥沦为功能单一的交通性市政基础设施。曾几何时，桥作为天地人神际会的含义不复存在。尽管造桥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桥的长度和宽度越来越巨大，桥却已不再成为“市”，更难以成为“场”，相反，穿行于城市上空或跨越河流山川的钢铁桥梁恰恰是“市”与“场”的破坏者；尽管桥的形态与色彩越来越绚丽，竭尽霓虹灯之能事，它们却不再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的舞台，它们如张牙舞爪的怪兽主宰着城市的天空；冰冷的钢筋水泥，令人心生恐惧的幽暗桥洞，令行人望而却步的车流，使桥已不再是人们穿越时空的姻缘纽带，相反，桥成了割裂社区与邻里、阻碍人与人交流的障碍；无限蔓延的土地开发，不断延伸的高速路网，不可阻挡的隧道和架桥速度，让桥不再是神秘彼岸和宁静远方的隐喻，而是它们的终结；当然，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桥梁也不再是一方人民的归属。正如城市和自然景观因为有一座美丽的桥而成为入画的风景，今天的广大城乡也有山水俱佳的地方往往因为丑陋的桥而变得不堪入目！作为钢铁洪流通道的桥也绝不是人们愿意驻足眺望风景的地方，而是逃之不及的地方。

北京凉水河桥上的老人以及桥下幽闭的通道

于是乎，先行城市化的国家，在城市被汽车“占领”长达近半个多世纪之后，特别是经历“二战”之后的快速蔓延和大拆建的时代，以人为本的紧凑城市与社区的价值再次被发现，人的社会生活与美好环境的价值被重新唤起，至少从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开始，城市回归运动首先在民间兴起，汽车主导的大街区、宽马路、大型市政设施给城市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得到认识。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新城市主义作为专业设计理论与实践运动，开始在欧美兴起，对汽车时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回归人性、回归社区和城市生活的设计理念逐渐成为学界主流，对步行友好的紧凑型城市和生态环保的交通及生活方式的关注，成为新城市主义倡导的可持续城市形态特征（Calthorpe et al.，1986），紧接着，1990年代兴起的景观都市主义和生态城市主义在欧美学术界为未来城市描绘了一幅后工业时代生机勃勃的生态与人文城市的绚烂图景。后两者都强调通过景观和背后的生态过程来定义和塑造城市，认为城市是由相互关联且丰富的水平生态过程所界定的，而非建筑物，强调用生态系统的理念来系统设计城市，解决城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创造新的城市形态和美学（俞孔坚，2009；Waldheim，2016；Mostafavi et al.，2010）

后工业城市设计理念的重要标志是拆掉和改造工业文明留下来的灰色基础设施。典型的案例包括波斯顿的大开挖工程。穿过波斯顿上空的高速路建于1950年代，建设时迁移了附近约20000名居民，切断了波士顿滨海与中心商业区的联系，破坏了整个社区的生活和历史联系。为还城市以活力，重建社区生活，政府决定将高速路埋入地下，而将地面还给城市生活和绿色廊道。大开挖工程总投资近400亿美元，历时15年，直到2006年其主体工程才算基本完成。本人有幸参与其中，并参与了其中一段的设计。大开挖工程最终以巨大代价破除了代表工业文明的灰色基础设施，还城市以绿色和活力，这是西方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一次纠错，更给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一次深刻的教训。

波斯顿大开挖工程（The Big Dig）之北段，波士顿新中国城公园（New China Town Park）的过去与现在，破除切割城市的高速路而还城市以公共空间和社区生活（土人设计&Carol Johnson设计，俞孔坚摄）

而法国的勒内·杜蒙绿色长廊则是一个将高架铁路改造成绿道的成功案例。巴士底地区通往巴黎东郊的高架铁路在1960年代停运后，顶上被改造成公园，铁路桥下面被改造成店铺，形成了一条艺术品长廊，一条割裂城市的灰色基础设施，华丽转身为长约4km的绿色文化休闲走廊。受该项目的启发，纽约的高线公园由运行于1930—1980年代的高架铁轨改造而成，通过生态化和人本化设计，高调复兴了一条工业走廊，将后工业时代城市复兴运动推上高潮，并被世界各大城市所效仿。高线公园的成功不仅给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城市建设带来了灵感，也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热衷于建设新城、饱受环境污染、社群隔阂、社区分裂之苦的城市点亮了一盏明灯。高线公园的成功还展示了如何从一开始就将景观作为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和设计，并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整合城市的各类服务，将人的通行安全、生物多样性、多元化社会和文化的交融等功能整合到一个兼具休憩与审美体验的“桥”之中。这个项目带来的成功不仅让城市锈迹带重获新生，也精彩地展示了景观设计行业如何在城市尺度上发挥作用（Yu， 2018）。

纽约高线公园，割裂城市的高架铁轨华丽转身为城市复兴的绿色基础设施，回归了“桥”的含义（俞孔坚摄）

在拆除和改造工业化时代灰色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步行桥开始以新的形态成为重构城市景观和缝合社区生活的短平快手段。早在1987年，建筑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设计的拉维列特公园就以高架廊桥跨越运河和道路，将多种功能体链接在一起，使公园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定义了城市的场域和活动，该公园也成为以景观都市主义的开山之作。从1990年代末开始，欧洲主要城市借助世纪之交城市更新和形象重塑的机会，设计建造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步行桥，它们回归了前汽车时代桥梁作为场所和公共空间、交流与联系纽带，以及作为风景和归属与认同的含义，同时吸收了工业文明所赋予的全新的数字设计技术、新材料和构造技术，开启了景观桥设计的崭新时代。包括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伦敦世纪桥（The Millennium Bridge，1996—2001年)，以两个Ｙ形的主柱，张开支撑两侧，再用横臂支撑固定桥板，形成独特造型的同时又使桥上有宽广的视野；威尔金森·艾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Wilkinson & Eyre Architects）设计的盖茨黑德千禧桥（Gateshead Millennium Bridge，2001年），是一座左右侧翻的步行桥，以定时解决运河行船与人行通道之间的矛盾；SKM. 安东尼·亨特设计事务所（SKM Anthony Hunts）等设计的滚动桥（Rolling Bridge，2004年），桥板像履带一样内转，以便开启和关闭，方便运河行船；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威尼斯运河上的宪法桥（Ponte della Costituzione，2008年），则是一座玻璃桥，尽管备受争议，但其创新的态度鼓舞了广大的桥梁设计师。迪特马尔·费希廷格（Dietmar Feichtinger）设计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步行桥（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2006年），是一座既有步行道又有自行车道的立体桥，创造了丰富的空间体验，成为巴黎塞纳河上颇受欢迎的公共场所。

拉维列特公园，用高架栈桥连接被道路和运河切割的城市，形成有机的城市空间，是景观都市主义的典范（俞孔坚摄）

巴黎塞纳河上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步行桥（俞孔坚摄）

与此同时，远离城市，提供观光体验的景观桥也成为探索当代设计的前沿，将桥的设计在创造体验和美感的空间拓展到了极致。如21世纪初开启的挪威国家观光道计划（National Tourist Routes in Norway），通过风景游览系统的构建，将游人带入北欧独特的山水之中，使其获得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带动了旅游经济。一批设计师因此有机会实践其创新的设计，18条国家观光路线公路，是挪威文化、建筑和设计与大自然的有机结合，其中，各个景点的观光栈道、桥和平台等构筑物都是这项宏大工程中的精彩片段，它们把峡谷、农田、河流、山川、悬崖等自然景观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体验场景，并点亮了北欧的独特景观（俞孔坚，2011），如桑德斯和威廉森建筑设计事务所（Saunders and Wilhelmsen）设计的艾于兰峡湾观景台（2006年），延森和斯科温建筑设计事务所（Jensen & Skodvin Architects）设计的加德布兰德斯祖维特观景台（Gudbrandsjuvet，2007年），雷于尔夫·拉姆斯塔建筑设计事务所（Reiulf Ramstad Arkitekter）设计的特罗斯第尔根（Trollstigen） 游客中心（Troustigen，2012年）。这些精品构筑物无论在材料、结构还是设计美学方面都为当代景观桥的设计树立了新地标。令人“匪夷所思”的玻璃桥是当代景观桥的另一个极端，如高悬在美国大峡谷上空的大峡谷天桥（Grand Canyon Skywalk，2007年），这座由美籍华人企业家金鹉策划投资的U形观光桥，使游人获得了像雄鹰飞翔于空中的体验，将人类的艺术和技术与大自然的雄伟景观完美结合，创造了当代景观桥梁中的奇迹，并成为未来设计的灵感源泉。

挪威的国家观光道计划上的艾于兰峡湾观景台（Auland Lookout）（照片来源：Saunders and Wilhelmsen）

挪威的国家观光道上的特罗尔斯第根（Trollstigen）游客中心（照片来源：Reiulf Ramstad Arkitekter）

美国大峡谷玻璃天桥（俞孔坚摄）

正当欧美进入新城市、景观都市主义和生态城市主义时代之时，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城市狂热（urban frenzy）的状态，如同欧美“二战”之后的城市扩张，城市建设被暴发户意识与权力审美所主导，城市日常生活与生态环境和美学被忽视或曲解，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和令人迷乱如“中国结”的高架桥被当成城市发展的象征（俞孔坚，1999；俞孔坚，2002；俞孔坚 等，2000；俞孔坚 等，2003）。在城市化方面，中国是后知后觉的，但这不妨碍在城市建设洪流之外的某些偏僻角落，明智的决策者已经与国际同步意识到了问题并探索和接纳后工业时代的设计理念，这就为一些创新的设计师提供了避难之所。早在21世纪初，美籍华人桥梁工程师邓文中和林同棪国际公司就开始在中国设计了一批结构精巧且美的市政桥梁，使当代的市政工程桥被赋予了景观桥的含义，如其在天津设计的大沽桥（2003年）是一座非对称外倾高低拱多索面钢拱桥，又被称为“日月拱桥”。加宽的弧形人行道构成观赏平台，行人至此可一览海河美景。尽管它是横跨海河的主要交通性桥梁，但设计师把人行和观景体验以及城市风貌、文化象征完美融合在设计中，使桥回归人性空间与都市场所，堪称用当代语言回归桥的完整意义的杰出典范。在福建的偏远乡下，建筑师李晓东在两座古老土楼之间的山涧上架起一座桥上书屋（2008年），让桥成为交流聚会的场所，成为社区重建的纽带，用当代语言阐释了传统廊桥的含义；朱育帆设计的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2012年），堪称矿坑景观设计的经典，其中临水栈道（桥）无疑是矿坑花园最精彩的元素，使桥成点亮风景和让人浸入风景的通道。在广州，建筑师何镜堂主持设计的海心桥（2021年）是首座跨珠江的人行桥，用当代技术与形式回归桥的含义，用设计者的话说是“是珠江上看与被看皆宜的新景点”，是使城市回归人本理念、并走向后工业时代的代表。玻璃桥在中国各大景区的出现，使桥作为景观体验和风景的含义得到畅快淋漓的表达。具有代表性的是渡堂海（Haim Dotan）设计的张家界“云天渡”（2015年），集人行道、游览、蹦极、溜索以及舞台等功能于一体，当时是世界最高的人行桥也是最长的玻璃桥，为人们打开了“桥”作为景观体验设施的想象空间，并掀起了中国景区的玻璃桥热。

天津设计的大沽桥（照片来源：林同棪国际公司）

桥上书屋（照片来源：李晓东）

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水上栈道（陈尧摄）

广州“海珠心”步行桥（照片来源：何镜堂）

张家界“云天渡”玻璃桥（照片来源：Haim Dotan）

土人设计自1998年成立开始，便提出了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步行桥、空中栈桥和栈道等一开始便在其作品中被作为重要的景观元素来设计。本书采集了土人设计近25年里完成的景观桥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到“土人”为实现其设计理念而不断探索的足迹。

1998年开始，土人设计就把栈道和栈桥作为重要的功能、艺术与生态结合的创新元素，2000年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中，布置了一条113m长的水上钢构栈桥，与工业遗产公园的整体风格相呼应，桥上设置观景平台和装置，作为公园的主要聚焦点和观景走廊，也成为分割空间的元素。岐江公园中还尝试了“海绵水岸”的设计，用栈桥式的护岸来适应水位变化的水岸，实现亲水性与生态性（俞孔坚 等，2002），这一做法又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中央湿地中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应用（2001年）。在秦皇岛滨海景观带的栈道设计中，尝试了预制基础的木栈道设计（2006年）；在寒带的湿地栈道建设中，尤其需要面临冻融作用带来的影响，在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2009年）、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2013年）、俄罗斯卡班湖的水上栈道（2013年）等项目中都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公园中栈道可探索的余地很大，重点在艺术性、生态性与功能的结合，如秦皇岛的红飘带，将木栈道与坐凳相结合，苏州真山公园中，金属格网路面实现了步行功能与生态性的结合，都有较好的效果。预制混凝土栈道是近年来土人设计在探索的，它是将模块化的异形设计组合成更有艺术感的步行栈桥，这在西安雁南公园（2016年）和南昌鱼尾洲公园（2017年）都得到了较好的展示。

中山岐江公园中的水上栈桥，成为空间构成和观景的重要元素（土人设计，2000）

水上栈道：桥作为姻缘的纽带（宜昌运河公园， 土人设计）

水上栈道：桥作为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南昌鱼尾洲公园，土人设计）

2005年的天津桥园景观桥是作者首次尝试在公园中设置的与亭台休憩设施相结合的高空栈道，作为公园绿地上的空中休闲廊道，为地形平坦的景观创造了新的体验空间，并扩大了绿地的游客容量，通过公园与城市之间的空中栈桥还创造了一系列公园的框景，将多个下沉花园和场地串联起来，提供了一系列看和被看的场景（俞孔坚，2011）。这个模式的升级版是2009年设计的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空中栈道，这条廊道同时界定了一个城市海绵公园的边界，将自然的荒野镶嵌入一个“画框”。认识到这种设计手法在城市中颇受市民喜爱，因此，在后来的多个公园中都进行了使用，而在具体设计形式和材料上都有不同的尝试，从而成为定义公园特色的重要元素，如2006年设计的秦皇岛植物园中，专门营造了一个破裂的火山口地形，然后在上面架了一条环形空中栈桥；2009年设计的宜昌运河公园、2009年设计的义乌滨江公园桥、2014年设计的衢州鹿鸣公园和宿迁三台山衲田花海栈桥、2015年设计的三亚红树林公园和2016年设计的西安雁南园。对这一手法的极致使用是2016年设计的兰溪扬子江海绵公园和2018年设计的嘉兴西南湖公园。在扬子江海绵公园，为了应对洪水，设计了一个水杉林上的空中平台和栈道系统，形成了与洪水相适应的空中休憩网络。在西南湖公园，场地已经有大片成熟的森林，林下生态也很好，水系和铁路及快速道路将场地与周边的联系隔绝，空间使用率很低，为疏解临近南湖地区的游客并为周边市民提供活动场所，设计了一个树冠之上的空中栈道网络，并将儿童活动场、书店、咖啡屋及商场和休息场所整合成一个空中网络，协调了生态保护与人类休憩活动两者之矛盾，创造了一个立体公园。

天津桥园的公园空中栈道，界定了城市与公园的边界，并串联多个下沉庭院（土人设计）

秦皇岛植物园中的空中栈桥

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空中栈道，这条廊道同时界定了一个城市海绵公园的边界，将自然的荒野镶嵌入一个“画框”（土人设计）

三台山衲田花海空中栈桥，以桥作为景观的主角和主要的体验廊道（土人设计，2014）

衢州鹿鸣公园中的空中体验栈桥（土人设计，2014）

西安雁南公园中的空中体验栈桥和装置（土人设计，2016）

兰溪扬子江海绵公园，洪水相适应的空中休憩网络（土人设计，2016）

嘉兴西南湖公园: 林冠上的公共空间，包括儿童游戏场（土人设计，2018）

2010年设计的林州红旗渠太行天梯用充满豪情的浪漫主义手法，在非常局促和复杂的地形中，用一条蜿蜒盘旋的空中步道，综合应对了人流交通、车流组织、空间体验、科普教育和景观保护等一系列挑战，并适度使用了玻璃桥面以供人观赏桥下的瀑布。钢结构栈道并不是理想做法，但在岩石山坡等特殊地形上尤其有优势——轻巧且安装便利，典型的项目是2011年设计的宁波象山松兰山滨海栈道。

爬山栈桥：太行天梯（土人设计，2011）

爬山栈桥：宁波象山松兰山滨海栈道，成为体验海滨风景的通道（土人设计，2010）

2014年设计的长白山池北区美人松公园空中玻璃栈桥和平台解决了游客跨越快速路的问题，同时把人带到高空欣赏美人松，而玻璃栈道本身也成了风景。2015年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玻璃栈桥，让平淡无奇的稻田景观变得活跃起来，沿桥散步成为一种奇妙的探险，让城市游客能够浸入式体验水稻种植及收割过程。同时不影响桥下的水稻获得足够的阳光。

长白山池北区美人松公园空中玻璃天桥（土人设计，2014）

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玻璃栈桥（土人设计，2015）

不同于公园中的游览性的栈道和栈桥，市政景观桥是有交通功能的桥，用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2009年设计的睢宁水袖桥是对高架联通性步行桥的最早尝试，它将被多条水系和快速道路分割的县城空间连接在一起，并从当地戏曲舞蹈摇曳多姿的水袖中获得灵感，形成流动飘逸的空中舞台和观景廊道，当地人民甚至唱起了脍炙人口的《我家乡的水秀桥》。该桥成为县城的地标，也成为强化社区认同与归属感的标志性景观。在此基础上，分别设计了六盘水明湖湿地公园（2009年）、金华燕尾洲公园（2010年）、浦阳江生态廊道的多个桥（2014年）、邯郸园博园的“梦泽飞虹”（2018年）等一系列城市和社区的流线型景观桥。这些桥除了在游线上都采用飘逸的曲线和钢结构外，在色彩和材料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桥本身成为景观营造的主角，同时具有观景和提供空中休闲体验的功能。

以慢行交通为主要功能的景观桥包括大型的跨江大桥。2016年设计的衢州市礼贤桥，横跨衢江，将自行车道与步行道分设，采用上下错落曲线钢桁架形式，做到结构、形式与功能有机结合，同时创造了丰富的步行和游览体验，无论从跨度还是宽度来说，都是很大体量的景观桥，成为令衢州人自豪的城市象征，更是备受市民喜爱的日常休憩空间。2021年的西安市国际港务区跨灞河慢行桥，长达1500m，是295km长的“三河一山”超级绿道的点睛之笔，也是横跨灞河的第一座大型步行桥，它飘逸在水上回望西安奥体中心，与其共同塑造古都西安的时代风貌。设计以丝绸为主要元素，整座桥梁的栏板采用双层穿孔铝板作为主材，以现代设计方式将丝绸光泽抽象化，结合灯光设计，使整座桥梁犹如一条银白色丝带飘浮于灞河之上。

作为城市无障碍超级绿道上的桥，先于灞河慢行桥的是2019年设计的唐山超级绿道的一系列景观桥，当时尝试了以穿孔铝板作为桥的栏板而形成整体感，用适当的变形来满足对形式的追求。

金华燕尾洲八咏桥（土人设计，2010）

衢州市礼贤桥，令万人空巷的新型公共空间（土人设计，2016）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跨灞河慢行桥，作为城市新地标的景观桥（土人设计，2021）

本书还收集了几座建设中的桥或方案阶段的桥。其中，2022年设计、建设中的兰州市奥体桥是一个新的尝试，采用张拉整体结构横跨城市主干道。结构柱落在人行道边缘。2022年设计中的兰州黄河汇秀桥以“天地人文际会，风雨廊桥今释”为概念，传承多元的空间功能，凭借当代的设计手法、技术和材料的创新，它不仅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的空间纽带，更是艺术与科普展廊和休憩空间，是城市的新地标，也是城市的观景阳台，更是对桥的完整意义的回归。

兰州黄河上的“汇秀桥”：天地人文际会，风雨廊桥今释（土人设计，2022）

之所以将景观桥作为单独的设计主题重点演绎，是因为作者深深感到其对营造美丽中国的重要意义。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城市在经历快速而无节制的狂热膨胀、巨型市政工程的无情手术之后，其肌体将进入修补期、社区将进入愈合期、城市生活的理想将从英雄主义走向寻常的诗意，景观桥将成为缝合城市创伤不可或缺的针线，担当起际会天地人的角色。20多年的城市与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告诉我，只有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不断探索和实践，设计的作品才能不断走向成熟。通过此书与各界分享我及我的团队的实践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博取方家的批评和指导。

俞孔坚

2022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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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周舟，王慧娴

摄影、媒体发布 | 马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