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 | 学召寄语

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3年第3期“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获取全文免费下载链接请点击https://journal.hep.com.cn/laf/EN/10.15302/J-LAF-1-010032；参考引用格式见文末。

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

Landscape-based Heritage Research and Practice

周详¹，李骥²，刘祎绯³

1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2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

3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遗产”是受到启蒙思想影响而诞生的现代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遗产的本质涉及一系列关于价值的理解与建构，及其不断被纳入规范化的过程。20世纪后半叶，全球各民族国家被认证的遗产数量激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便是在权威遗产话语体系发展和制度化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确立了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进行认证和保护的国际制度，还将遗产的存在确定为一个重要国际议题，并以制度化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始于19世纪的保护理论。与此同时，遗产保护的对象与景观的关联性也逐步加强。《公约》所阐释的遗产保护范畴包括了“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随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景观”这一特定遗产类型。

20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首次明确定义了文化景观。随后，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施吕特在研究区域聚落形态及其科学分类时，呼吁人们充分认识文化在景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建议明确区分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这促发人们基于景观与环境的关联性来确定不同的景观区域，并将“文化”与“景观”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文化景观的概念。20世纪末，瑞典地理学家唐·米切尔指出“景观的产生机制”才是理解景观的关键。在他看来，景观是一种关于社会或文化关系自然化、再生产和转化的社会–政治过程，因此应当根据在地性的行为、活动和表现来定义景观。受其影响，美国地理学家肯尼斯·奥维提出景观是人们的文化实践方式及价值变迁的历史，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应当重视景观与地方性、社区和法规习俗的关联性。因此，“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增强了遗产与景观的关联性，也极大扩展了人们对于遗产价值的认知。

受上述研究转向的影响，许多拥有文化景观属性的遗产日益受到关注，“文化景观遗产”一词也逐渐出现在相关研究与实践中。在遗产的性质层面，文化景观逐渐扩展为一种促进景观管理和遗产保护的途径；在遗产的范畴上，文化景观则扩大到区域空间尺度，并突破精英化的价值认定，开始将日常景观甚至是退化的景观纳入研究。这与2000年颁布的《欧洲景观公约》中强调的通过关联性视角看待景观的理念，以及2008年发布的《什么是突出普遍价值》报告中指出的可能越来越多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物古迹的理念等相符。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明确了文化景观等新型文物类型的法定保护地位，这标志着关联性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2021年，UNESCO的《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颁布10周年。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众多城市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格局被侵蚀，城市记忆与城市特质正在变得模糊。随着遗产保护与现代发展的矛盾冲突在国际社会不断升级，历史性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概念的提出旨在将遗产保护的重心进行转移——从保护纪念性建筑转移到构筑城市生活的城市价值，从而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遗产研究领域近年来的新思潮，HUL超越了传统“历史中心”的概念，涵盖了更为丰富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其不仅有助于理解城市历史地段的全生命周期，还提供了一种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指导历史景观相关工作的整体性方法，是遗产保护领域受到景观理念影响的典型研究与实践代表。

国际上，世界遗产中心与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率先推动了HUL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践应用。代表性试点项目包括东非斯瓦希里海岸世界遗产城市保护（如莫桑比克岛、桑吉巴尔石头城和拉穆古城），欧洲城市保护发展（如荷兰阿姆斯特丹、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及WHITRAP全球性试点项目（如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厄瓜多尔昆卡、澳大利亚巴拉瑞特、中国上海和苏州）。近年来，HUL的研究和实践也更多地被纳入中国北京、平遥和丽江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工作中。这类实践尝试从景观载体的角度解读景观的概念及其方法内涵，囊括了要素、价值、相关群体和执行程序等方面；也进一步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关注遗产的价值保护与传承体系，还要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遗产管理能力，并将遗产资源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框架。

普者黑村坐落在普者黑风景区的核心区域，由青龙山、普者黑湖等自然山水体系环绕而成，拥有独特的喀斯特湖泊湿地景观（2023年7月23日摄） © 周详

2022年是《公约》诞生50周年。从最初的一纸共识到今天由一系列术语、规范与制度构成的复杂体系，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风向标之一。纵观世界遗产的发展进程，从对“历史风貌”的完美复原，转向对“城市景观”的动态管控；当代遗产保护在注重历史纵向“历时性”过程的同时，还应关注每一个时间断面上景观要素的“共时性”和空间特性。景观的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综合性与关联性的特征。景观的综合性视野推动着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不断发展，催生出更具关联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景观和审美实践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从而使景观产生文化、美学与社会学上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下，景观不仅承载着传统的社会审美价值，经济、文化、生态等要素在景观维度上展现出关联性。而在全球城市化的语境中，景观强调在遗产保护与管理过程中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空间层积性的整体把握，是多学科知识体系交叉运用的整体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以地方性为基础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及其动态过程与管理，以及公众参与的这类互动的可能性和挑战。

从“文化遗产”到“文化景观”，从“历史城市”到“历史性城市景观”，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作为一种理念与方法，正在建构起一个丰富的学术体系。对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辨，产生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对于空间和交流的理解，催生出文化线路与遗产廊道的类型；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调和，衍生出HUL的观点；对于城乡二元发展困境与出路的关怀，则促成乡村景观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广泛讨论。近几十年来，景观已经成为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了景观研究的综合性与多元性，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也明显呈现出学科交叉、多方参与和多元共治的特点。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遗产研究与实践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基建、新数据、新方法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影响、改变着城市及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并为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带来了变革可能。2017年，第19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会议将“数字赋权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阐释”作为会议核心议题之一，这表明数字化保护已成为当代遗产景观研究和实践的新兴领域与重要趋势。卡尔·杜尔施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视觉环境中的地理信息特征非常敏感；通过建构一种以地理文化视觉参照为基础的“计算性地理文化建模”方法，发现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应遗产保护的基本问题——人们如何理解和使用历史空间，历史空间又以何种方式影响人群的行为。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遗产景观研究是数字化时代遗产保护中最具成长潜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而依托数字技术对遗产景观的空间要素与景观特征进行量化解析将有助于拓展传统遗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当前，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胶着不下。保护历史性空间结构、维持传统社区网络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依旧是HUL需要重点关注和持续疏解的核心城市问题。尽管数字技术的研究潜力巨大，但仍存在一些在技术层面的基本问题，包括如何确定遗产景观的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而在这些问题面前，数字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研究的工具。如何利用新技术加深对遗产景观的理解、提升遗产管理效率、实现遗产信息向后代的传播等是需要我们持续探索的共同议题。

编辑 | 高雨婷，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