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先驱托比亚斯·普利宁格：从多元视角理解人与自然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2年第5期"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景观实践"。获取全文免费下载链接请点击https://journal.hep.com.cn/laf/EN/10.15302/J-LAF-1-030038；参考引用格式见文末。
导 读
托比亚斯·普利宁格是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通过一系列在欧洲与亚洲的森林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框架构建做出了贡献。在本文中，普利宁格介绍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是如何作为新兴领域被纳入《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的。基于其所研究的课题，普利宁格探讨了如何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建立指标，介绍了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这一方法是如何将景观中的文化价值纳入研究的。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本身的限制，“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等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术语逐渐兴起。随后，普利宁格指出了使用社交媒体数据来拓展研究范围的新趋势，同时分享了他对印度、中国等国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发展的见解。最后，他鼓励年轻一代进一步深入研究前沿课题，如探索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在日渐失稳的时代中可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文化景观；人类－自然关系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发展推动“人与自然”的研究视角多元化——对话托比亚斯·普利宁格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ontributes to a Plural Perspective for Human-Nature Studies—Interview With Tobias Plieninger
托比亚斯·普利宁格
Tobias PLIENINGER
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系
德国卡塞尔大学有机农业科学学院
郭天禹
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系
徐海韵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托比亚斯·普利宁格简介
托比亚斯·普利宁格（以下简称“普利宁格”）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和卡塞尔大学农业系统中的社会－生态互动教席教授。作为一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者，他致力于社会－生态跨学科研究，特别是乡村景观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性转型。他的研究关注农业、林业、自然保护，以及与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其他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是景观领域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研究的先驱之一，他的实践为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郭天禹（以下简称“郭”）：过去十数年间，来自景观科学、人文生态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在气候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开展了众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以提高人类福祉。您已经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领域深耕多年，能否请您总结一下您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方面的心得？
普利宁格：我第一次使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这个词，几乎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是在2005年通过接触《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进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一项对生态系统状况和随之而来的变化进行的重要的全球性评估。它于千禧年前后发表，使“生态系统服务”这个词开始走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视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从一开始就是该概念的一部分。但是，当熟悉生态系统服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或支持服务相比，文化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我一直对那些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反映了人与自然密切互动的景观颇为关注。我们把这种景观称为“文化景观”，而我也因此更加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文化方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在许多不同的项目中使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这个术语或这个概念。
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在您2008年建立初级研究团队时被纳入到课题计划中。您选择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着手进行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普利宁格：我开展的第一个生态系统服务项目是“文化景观中的生态系统服务”。当时出于在德国农业和森林景观中检验生态系统服务效能的想法，加之文化与景观研究在德国具有的强势地位，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领域。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认知和应用的理解，对于改善农业供给和其他相关资源的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不仅在单个农场或土地层面上是如此，在社会层面上亦是如此。
德国城市森林中的生态游憩服务 © 徐海韵
德国乡村土地管理 © 徐海韵
生态系统服务早期的调查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面，生态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学者较为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生物物理评估，并开展了针对调节服务的诸多研究。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或货币化评估，研究对象主要是生态系统的有形产品以及具有交易属性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两类研究都忽视了文化服务。部分学者认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衡量这些文化服务，有些学者甚至建议将文化服务从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中剔除。幸运的是，人们逐步意识到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重要性。诚然，文化服务评估工作的确很困难；但就某些方面而言，并不比评估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困难太多。同时，如果我们不去做文化服务评估研究，那我们将无法揭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许多的重要内涵。我认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和文化评估与生物物理建模和经济评估同等重要，文化服务也与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处于同等地位。
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如此重要，但却在一开始被人们所忽视。您对文化景观中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和课题促进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体系的构建。能否请您结合一些具体案例，向我们展示一下这一体系？
普利宁格：这一研究体系是随着时间逐步构建起来的，也得益于我所参与的每个项目中的具体研究经验。“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一词仍存在一定争议，尽管它已在景观与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广泛使用，但在某些情况下，“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或“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等术语可能更为恰当。
我们的很多工作都致力于开发在生态系统服务早期研究中缺失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方法。例如，我和同事一同牵头创建了利用PPGIS评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方法。一开始我们以传统的方式要求人们用贴纸把当地景观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服务标记在纸质地图上；很快，我们引入了数字和线上工具，现在我们借助互联网工具来研究人们的文化服务感知情况。我们还尝试使用并进一步推进其他方法（如照片引谈法）来探知个体的文化服务感知情况，等等。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价值并不是由自然或生态系统单独形成的，而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因此，我们也尝试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由二者共同塑造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本质。此外，我们还希望加深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理解。我们在欧洲不同地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多样化的调查，力图阐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为人类个体带来了怎样的福祉。
郭：您如何看待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相关研究在您的学术生涯中的定位呢？
普利宁格：文化价值仍因其本身的重要性在我的大多数研究项目中占据突出地位。“生态系统服务”一词正在向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发展，即“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NCP）。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较少关注经济视角，但囊括了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术语。同样，我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所采用的术语和方法，以更广泛地研究文化价值的作用，以及关系价值和其他价值（如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是如何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最初的概念所限，而应对景观的文化价值进行更包容、更广泛、更多元的理解。
郭：像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概念一样，有多少概念是基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而提出的？您是如何在实践工作中运用这些概念的？
普利宁格：关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及其相关知识框架存在一些重要的思辨。例如，将由英国研究员罗伊·海恩斯-杨和马里昂·波钦开发的级联模型与生态系统服务结合，可以描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如何转化为生态系统功能，又进而转化为生态系统服务和效益。此外，还有早期关于知识框架的广泛争论，一些学者提出用景观服务（landscape services）框架来代替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使生态系统服务概念被纳入政策制定中，现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等新的概念和框架正在取代生态系统服务，然而不管这些概念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都会使政策制定者很难理解和适应。也许相较于知识框架的建立，我们应更加重视实施层面的转变。
郭：您如何看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关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或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普利宁格：在我看来，文化价值评估具有普适性。我们在南半球国家开展了许多研究项目，每当我踏入那些研究区域，我都会感叹文化已深刻地影响并将持续影响着土地的管理方式。我也看到针对中国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调查日渐增多。总的来说，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各个方面都很重要。一方面，我记得在对中国的访问中发现，精神信仰在中国的许多景观中都具有无形的、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这与我在印度观察到的现象很相似。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的游憩和生态旅游正在不断发展，而引入文化视角对于帮助其可持续发展也相当重要。
中国张掖丝绸之路沿线文化景观调研 © 徐海韵
印度乡村景观案例中的精神价值 © Pramila Thapa
郭：您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领域的年轻一代学者有什么建议或期许？您认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或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前沿课题有哪些？
普利宁格：如今，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优秀的学者和可喜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不要过多地关注某一类生态系统服务或某一方法，而要全面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此外，关注研究在农业、林业、空间规划、城乡发展等方面的应用也很重要。
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也正在崛起。当前的一大突破是数字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的引入，这渐渐降低了各类数据的局限性。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是探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在当今日益变化时代中的作用。许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是建立在长期且相对稳定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上的，而随着气候危机的蔓延，世界各地的极端灾害屡屡发生。人们如何在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活，也将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Plieninger, T., Schleyer, C., Mantel, M., & Hostert, P. (2012). Is there a forest transition outside forests? Trajectories of farm trees and effects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Eastern Germany. Land Use Policy, 29(1), 233-243.
[2] Oteros-Rozas, E., Martín-López, B., González, J. A., Plieninger, T., López, C. A., & Montes, C. (2014). Socio-cultural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a transhumance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4), 1269-1289.
[3] Plieninger, T., Ferranto, S., Huntsinger, L., Kelly, M., & Getz, C. (2012). Appreciation, use, and management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California’s working landscape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0), 427-440.
[4] H. Schaich, C. Bieling, and T. Plieninger. (2010). Linking ecosystem services with cultural landscape research.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19), 269-277.
[5] Plieninger, T., Bieling, C., Fagerholm, N., Byg, A., Hartel, T., Hurley, P., López-Santiago, C. A., Nagabhatla, N., Oteros-Rozas, E., Raymond, C. M., van der Horst, D., & Huntsinger, L. (2015). The role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14), 28-33.
[6] Plieninger, T., Dijks, S., Oteros-Rozas, E., & Bieling, C. (2013). Assessing, mapping, and quantify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t community level. Land Use Policy, (33), 118-129.
[7] Fagerholm, N., Oteros-Rozas, E., Raymond, C. M., Torralba, M., Moreno, G., & Plieninger, T. (2016). Assessing linkage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land-use and well-being in an agroforestry landscape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Applied Geography, (74), 30-46.
[8] Plieninger, T., Bieling, C., Ohnesorge, B., Schaich, H., Schleyer, C., & Wolff, F. (2013). Exploring futur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cultural landscapes through participatory scenario development in the Swabian Alb, Germany. Ecology and Society, 18(3), 39.
[9] Díaz, S., Pascual, U., Stenseke, M., Martín-López, B., Watson, R. T., Molnár, Z., Hill, R., Chan, K. M. A., Baste, I. A., Brauman, K. A., Polasky, S., Church, A., Lonsdale, M., Larigauderie, A., Leadley, P. W., van Oudenhoven, A. P. E., van der Plaat, F., Schröter, M., Lavorel, S., Aumeeruddy-Thomas, Y., Bukvareva, E., Davies, K., Demissew, S., Erpul, G., Failler, P., Guerra, C. A., Hewitt, C. L., Keune, H., Lindley, S., & Shirayama, Y. (2018) Assessing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Science, 359(6373), 270-272.
[10] Haines-Young, R., & Potschin, M. (2010). The Links Between Biodiversit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In: D. Raffaelli, & C. Frid (Eds.), Ecosystem Ecology: A New Synthesis (pp. 110-1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Baumeister, C. F., Gerstenberg, T., Plieninger, T., & Schraml, U. (2020). Explor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 hotspots: Linking multiple urban forest features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mapping data.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48), 126561.
[12] Gerstenberg, T., Baumeister, C. F., Schraml, U., & Plieninger, T. (2020). Hot routes in urban forests: The impact of multiple landscape features on recreational use intensit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3), 103888.
[13] Baumeister, C. F., Gerstenberg, T., Plieninger, T. & Schraml, U. (2022). Geography of disservices in urban forests: Public participation mapping for closing the loop. Ecosystems and People, 18(1), 44-63.
本文引用格式 /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Plieninger, T., Guo, T., & Xu, H. (2022).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ontributes to a Plural Perspective for Human-Nature Studies—Interview With Tobias Plieninge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0(5), 72‒83. doi: 10.15302/J-LAF-1-030038
编辑 | 田乐，王颖，高雨婷
翻译 | 徐海韵，田乐，高雨婷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以景观中国编辑版本转载。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投稿邮箱：info@landscape.cn
项目咨询：18510568018（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