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小商品之都”的独特景观是如何形成的？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2年第4期“跨境景观本土化”。获取全文免费下载链接请点击https://journal.hep.com.cn/laf/EN/10.15302/J-LAF-1-020067；参考引用格式见文末。

导 读

本文基于跨国商贸主义视角，以“空间三元论”为理论分析框架，深入阐释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影响和机制，重点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过程。研究发现，1）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经历了去地方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过程；2）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3）义乌跨国商贸者与本地居民、外来人口之间形成表面融入、隐形隔离的社会关系。研究丰富了对中国中小型城市全球化空间的研究，同时对优化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管理等有所裨益。

关键词

全球化空间生产；空间三元论；跨国商贸主义；政府企业主义；社会关系；景观；义乌

3月16日（周四）LA Frontiers “学述”对话

听作者解读义乌的跨境景观

跨国商贸主义背景下全球化空间的生产：基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实证研究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Space Under th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Study o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作者

谢舒逸^1,2,3，江颖乐¹，易海^1,4

1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2 厦门市生态建筑营造重点实验室

3 福建省城乡建筑遗产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

4 湖南宝信云建筑综合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引言

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对城市的内部空间产生深远影响。一些学者将“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概念相结合，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认为它“体现了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适应与联结的过程”。受全球化影响，“跨国商贸主义”（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正在通过跨越国界创造和维持商贸活动推动全球化空间生产和地方重构。这里的“全球化空间”（global space）^①既是承载跨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在城市环境中连接“地方”与“全球”的枢纽区域。全球化空间的生产预示着空间在开发、设计、改造的过程中融入外生的跨国要素。浙江省义乌市是中国受全球化和跨国商贸主义影响最深远的中小型城市之一。本研究以义乌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探讨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影响和机制，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设计

理论视角与研究区概况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空间的三元统一（triad）及其辨证过程，即“空间三元论”。空间三元论中三元要素对应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以此将空间生产涉及的各领域相互贯通起来，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空间进行辩证、动态发展的思考。然而，目前使用该理论诠释全球化空间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功能上将义乌全球化空间分为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三类，结合空间三元论，建立研究框架。

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分布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研究框架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经济空间以“市场”^②为代表，“市场”由主体部分和补充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专业市场和展会空间。专业市场即第一代至第六代市场。补充部分指的是各类批发专业街。

社会空间是经济和生活空间之外，服务于外籍人员且产生跨国社会交流的其他空间。本研究选取同时服务于外籍人员及本地居民、外来人口的宗教场所为代表。

生活空间以“四层半”为代表。四层半是“通过自营或招租方式引入生产、批发或仓储等混合功能，形成的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产居混合空间”。由于此类空间多为四层半的多层建筑，当地人称为“四层半”。四层半兼具居住、商贸、社会交流等功能，融合了经济、社会、生活三类全球化空间。四层半是批发专业街的载体，多分布于市场、物流中心附近。同时，四层半也是义乌大多数国际社区的主要建筑形式，这些国际社区包括以多族群为代表的大杂居国际社区和以单一族群为代表的小聚居国际社区。社区内还分布有多个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和基督教分堂。

批发专业街街景 © 百度街景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22年2月中下旬前往当地展开实地考察。以偶遇抽样的形式进行访谈，共对跨国商贸者、政府人员、本地居民、外来人口22人开展了深入访谈，聚焦义乌全球化空间的感知与体验及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物质性空间生产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空间实践：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

空间实践是社会成员对空间的感知与行动，依赖于外部的、物质的、能够感知的物理环境。在义乌，政府作为空间实践的行为主体协同引导国有企业、跨国商贸者、当地居民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全球化空间的发展，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萌芽探索期（20世纪80年代-2000年）

1984年，义乌提出“兴商建县”战略，第一代至第三代市场先后建成，市场从临时性马路集市发展为全天候批发市场，吸引了大批省内外商家。许多商家在市场周边做店经营，由此产生了批发专业街。

1988年，义乌撤县设市。1993年商城集团成立，企业化运营成为政府推动市场发展的主要模式。受第四代市场建成使用和首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举行等大事件推动，越来越多的跨国商贸者来到义乌，大多暂住于红楼宾馆。宾馆内开始设立办事处或外贸公司，后期还出现了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中亚风味餐厅等。红楼宾馆由此成为了义乌早期全球化空间载体的典型代表。1999年颁布的《义乌市旧村改造暂行办法》成为义乌另一类全球化空间四层半建设的法理依据。

发展成熟期（2001~2012年）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义乌外贸依靠成本优势蓬勃发展，推动其全球化空间走向成熟。在政府和商城集团的主导下形成以国际博览中心为核心的展会组团和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商贸组团。

专业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其地理位置的变迁，使红楼宾馆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期后逐渐衰落。四层半在本阶段大量建设完成并逐渐取代红楼宾馆成为跨国商贸者暂住的最佳选择。四层半社区内随之出现异域风情街、韩国风情街等特色商业街。异域风情街早期为自发形成，2010年后由政府制定规划建设。韩国风情街属自发形成。除这些特色商业街外，大多数四层半建筑形式千篇一律，城市肌理高度均质化，与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建筑的形式、城市肌理互不协调，且严重缺乏公服设施、绿地等。

异域风情街街景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2013年第六代市场建成使用后，义乌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进一步发展、建设与外贸相关的配套设施，并推进“贸易+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的转型发展策略。

2020年疫情爆发后，跨国商贸者大量离开，政府、国有企业、当地居民、外来人口等在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中扮演起愈加重要的角色，加剧了全球化空间发展的本土化趋势。此间，义乌政府积极推进跨国贸易形式转型。

实地调研发现传统以线下、外销为主的对外贸易开始转向线上或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贸易模式。此外，原有外来文化主导的业态及城市景观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及外地游客，义乌跨国景观的本土化趋势加强。

象征性空间生产与去地方化的空间的再现

空间的再现是政府、科学家、规划师、建筑师等构想的空间，其建构过程充斥着权力、制度、资本等要素的互动博弈。在义乌全球化空间的生产中，空间的再现主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制度和规划等推动空间生产，以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政治景观”^③。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主义行为，推动相关功能性空间的集聚和象征性空间的产生。

象征性空间生产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义乌政府多次通过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义乌的发展定位。具体行动包括推进专业市场、展会中心和特色异域景观街区的建设等。橱窗、标识、招牌等也在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政治景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量颇具规模的国际展会与节事活动的举办也是义乌全球化空间演进和世界小商品之都政治景观塑造的重要推手。其中，众多国家级展会项目引发了当地产业空间、消费空间、社会空间的更新与重组；品牌赛事和文艺活动也进一步推动了象征性空间的生产。

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中权力与资本的互动过程

义乌全球化空间的生产过程是通过多方权力、资本互动的形式进行去地方化的空间的再现，特别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等结构性力量主导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导四层半的发展。

专业市场的发展可分为国有资本主导和多元资本介入两个时期，其转折点为2002年商城集团挂牌上市。早期第一代市场为自发形成。第二代至第四代市场均由政府筹资建设。商城集团成立后，政府通过注入国企股权对其进行资产性支持，使其成为有效整合市场资源并承担政府投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商城集团上市后，跨国资本（含港资等）、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注入商城集团，共同推动义乌市场的发展壮大。

专业市场的发展与多元资本的介入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以2009年颁布的《义乌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实施办法》为界，四层半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四层半的发展：自下而上博弈和多方利益协调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2001～2009年是四层半建设的主要时期，其建设整体上采取“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全拆全建、宅基地安置、多层垂直房”的改造模式。村集体在《义乌市旧村改造暂行办法》的指导下负责和村民协商确定货币补偿标准，对本村人口、土地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村民则利用现行政策制度不完善之处，以占据更大面积的宅基地来谋求自身利益。在本阶段四层半建设完成后，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未发生改变。村集体通过引入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同时还致力于统一租金以维持良好的商业环境和社会关系。

四层半的建设致使义乌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对义乌的城市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义乌政府于2009年提出对四层半实行以高层公寓为主的改造模式，但村民和村集体的接受度普遍较低。市政府随后希望借新社区建设推进四层半转型，并规定未来的旧村改造模式彻底转变为政府主导、国有出让。然而这一转型也未能成功。

总的来看，早期义乌政府对四层半的建设采取默许态度，村民和村集体也从四层半建设中获利。这些都导致后期政府在推进四层半转型时难以协调多方利益，四层半仍大量存在于中心城区。

社会性空间生产与多元群体的再现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是使用者直接经历的日常生活空间，“指使用者与环境之间互动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是使用者对空间的再现与空间实践的体验与反馈。在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中，跨国商贸者、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对空间的使用、体验与反馈，反过来也促使主导空间的再现的结构性力量进行积极回应，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空间的发展。

新社会关系的特征：表面融入、隐形隔离

在义乌全球化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跨国商贸的业缘关系，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主要涉及贸易链和服务链。外来人口中的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与不少跨国商贸者形成了一种“泛族裔友谊模式”，是构建当地新社会关系的关键桥梁。

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关系 © 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实地调研发现跨国商贸者在义乌的新社会关系中呈现出表面融入、隐形隔离的特征。虽然跨国商贸者与当地居民、外来人口大量混居。但大多数跨国商贸者仍属于相对独立的外来群体，其社会关系以族裔社交圈为主，与当地居民、外来人口之间形成的邻里关系处于非深度接触和交流的状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日常邻里生活（表1）。

总的来看，虽然义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促进外籍人员融入当地社会，但外籍人员的就学、就医等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

再现的空间：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互动

空间生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强空间生产”，即政府权力中的政策干预和资本在空间生产中扮演主导角色；一种是“弱空间生产”，即社会力量在空间生产中占主导。义乌全球化空间的生产包含上述两种类型。强空间生产以鸡鸣山国际社区、异域风情街等四层半社区和市场为主要代表。弱空间生产以批发专业街、韩国风情街为代表，其主要载体也为四层半。

在强空间生产中，政府和资本就义乌跨国商贸的发展作出了积极回应，具体行动包括：1）不断围绕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目标调整城市发展定位与城市规划、颁布跨国商贸支持政策等；2）通过资本控制等方式调控全球化空间的生产时序、规模、形象。在弱空间生产中，跨国商贸者、外来人口向本地居民承租的需求不断增长，本地居民通过空间实践来满足这些需求。这些都反映了在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中再现的空间、空间的再现与空间实践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结语

本研究回应了“是否全球化空间仅仅存在于世界城市”的疑问，填补了对中小型城市全球化空间的研究空白。

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经历了去地方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过程，体现了跨国商贸主义影响下全球化经济、社会、生活三类空间的地方重构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地方的政策和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相关。

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受到内部、外部动力的共同推动。内部动力包括城市转型升级战略、地方政府中观尺度的企业主义行为，以及国有企业、跨国商贸者、当地居民、外来人口的行动等；外部动力包括经济全球化、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等。其中，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是推动义乌全球化空间发展的关键引擎，而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

如前文所述，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结合了强空间生产和弱空间生产，其中强空间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空间生产模式的特征。同时，义乌的全球化空间兼具消费空间、非正规空间和分异空间的特征。其中非正规空间以批发专业街、韩国风情街为代表，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弱空间生产。未来，对义乌全球化空间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城市全球化空间差异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注释

① 部分学者将这一类空间定义为“跨国空间”，考虑到全球化空间与跨国空间的本质内涵无异，本文中将该类空间统一表述为“全球化空间”。

② 文中加引号的“市场”指广义的市场，涵盖了义乌的整个商贸活动空间，包含所有与贸易活动相关的场所；无引号的“市场”指狭义的市场，即广义市场中的主体部分。

③ “政治景观”的概念引申自居伊•德波的著作《景观社会》，指由符号、象征物及视觉感观等系列要素为载体构建的物或事件，用于展现政权的形象、实力（来源：参考文献[13]）。

部分参考文献

[1]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1), 69-83. doi:10.1111/j.1467-7660.1986.tb00231.x

[2] Zhou, X., Cheng, Y., & Kubota, A. (2020). Glocalization-based analysis of Japanese community building movement from a micro-context perspectiv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8(5), 32-45. doi:10.15302/J-LAF-0-020004

[3] Wang, L., & Xue, D. (2017). Division and co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 world city. Human Geography, 32(5), 69-75.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5.010

[4] Wang, L., & Xue, D. (2018). Unbinding and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of global space of Tianhebei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1), 81-91. doi:10.11821/dlyj201801006

[5] Wang, L., & Xue, D. (2018). Formation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 world c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Berlin and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42(4), 44-52, 118. doi:10.11819/cpr20180408a

[6]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 Nicholson-Smith, Trans.). Blackwell.

[7] Sassen, S., & Roekel-Hughes, A. V. (2008). Deciphering the global: Its spaces, scales and subjects. Social Thought and Research, 29(1), 3-18. doi:10.17161/STR.1808.5689

[8] Yang, S., & Chen, H. (2021). Dissem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anglo-saxondom and China and its misreading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nd geograph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36(3), 23-32, 41. doi:10.19830/j.upi.2021.066

[9] Yin, J., & Wang, J. (2022). Research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dominated by developmental urban regime: A case study of Xi’an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Human Geography, 37(5), 71-79.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2.05.009

[10] Hsia, C. (2021). Rereading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Reconstituting discursive space and Nanjing School imagination of spac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36(3), 33-41. doi:10.19830/j.upi.2021.153

[11] Gao, H. (2021). Production logic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space: A case study of Yiwu. Planners, 37(17), 74-79. doi:10.3969/j.issn.1006-0022.2021.17.011

[12] Lefebvre, H. (200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N. Brenner & S. Elden (Eds.),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p. 185-19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Gao, H. (2015). Analysis of space production of Yiwu SICENGBAN [Master’s thesis]. Nanjing University.

[14] Debord, G. (2002).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K. Knabb, Trans). Rebel Press.

[15] Duan, W. (2013). The celebration of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Critical think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New Architecture, (5), 108-112. doi:10.3969/j.issn.1000-3959.2013.05.026

[16] Harvey, 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1), 3-17. doi:10.1080/04353684.1989.11879583

[17] Ruan, M. (2013). New urban village problems ensued by “homestead displacement” model. Planners, 29(6), 82-86, 100. doi:10.3969/j.issn.1006-0022.2013.06.016

[18] Muttarak, R. (2014). Generation,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in friendship choice: Exloring interethnic close ties in Brita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1), 71-98. doi:10.1080/01419870.2014.844844

本文引用格式 / PLEASE CITE THIS ARTICLE AS

Xie, S., Jiang, Y., & Yi, H. (2022).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space under th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study o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0(4), 22-44. doi:10.15302/J-LAF-1-020067

编辑 | 王颖，田乐

翻译 | 谢舒逸，王颖，田乐，肖杰，嵇扬

制作 | 高雨婷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以景观中国编辑版本转载。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投稿邮箱：info@landscape.cn}

^{项目咨询：1851056801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