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生境管理概念引介与跨学科途径初探
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2021年第2期“持久性景观”专刊。点击获取全文免费。
导 读
在空间规划中，以考古遗址为代表的多维景观历史发展常被忽略。本文提出“遗址生境管理”概念，主张通过跨学科方法来帮助构建考古遗址的“遗址生境”，从而将场地中的考古学、美学和生态价值相互融合。考古遗址在时间维度，尤其是历史变迁和重要事件中留下的痕迹（即景观史），以及遗址景观的动态变化应被视为空间规划的必要信息。因此，认识和实现跨学科协作对于成功实施“遗址生境管理”和空间规划具有关键作用。
遗址生境管理：空间规划中考古遗址管理的跨学科方法
Managing Archaeotop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rchaeological Sites Management in Spatial Planning
霍尔格·贝姆 Holger BEHM
罗斯托克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景观规划与设计系教授
刘江 LIU Jiang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教授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景观总是被视为一种三维空间实体。而本文重点引介了一种概念——“遗址生境管理”，在景观中融入时间维度，使其成为四维空间实体。时间维度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地质过程与人类的开发利用从各方面塑造出的独特景观。然而，空间规划和土地开发往往会忽略景观（尤其是考古遗址）背后的历史，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影响和关系。
实地调研分析场地中的土壤、水文、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深入研究景观的演变（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1]，有助于增进空间规划师和从业者对场地独特历史特征的认识、理解和利用，提高场地的可持续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引入更加成熟的考古遗址管理方法，以整体提升考古遗址在考古学、美学和景观生态学方面的价值。
德国北部新石期时代早期的巨石坟墓（大约建造于公元前4000~3300年） © Landesamt für Kultur und Denkmalpflege Mecklenburg-Vorpommern
位于德国北部的土丘墓地（大约建造于公元前1600年）不仅是一处考古遗址，而且是一处生态残遗生境。 © Landesamt für Kultur und Denkmalpflege Mecklenburg-Vorpommern
在德国东北部一处已被集约利用的土地之中，留存了一个大约建造于9世纪的斯拉夫人定居点。 © Landesamt für Kultur und Denkmalpflege Mecklenburg-Vorpommern
“遗址生境管理”概念
景观中的考古学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丧失，因而我们亟须利用一个全新的概念将考古研究、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优化结合起来。作者提出“遗址生境”（Archaeotope）一词，词源希腊语“tópos”，与考古遗址中常见的生境（biotopes）和地质遗迹（geotopes）同源，用以表达考古科学及研究对于场地评价的特殊意义。同样地，考古保护的范围自1979年《布拉宪章》调整“遗址”（monument）概念为“场所”（place）[2][3]之时起便持续扩展，直至涵盖考古遗址及其周围的物理和社会环境[4]。此外，与考古保护的愿景一致，作者提出“遗址生境管理”（Managing Archaeotopes）的概念，进一步强调规划／管理体系中遗址的全部价值。将其应用于将考古遗址作为景观要素的空间规划和景观维护及开发活动，可以将考古遗址与其周围景观现状和发展过程紧密相连。
“遗址生境管理”相关学科
考古保护已发展为一种跨学科途径，遗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保护措施密不可分[5][6]。为了明确遗址生境管理在景观设计中的重要价值，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列举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
反映景观时间发展和动态变化的学科
当我们试图发现一处考古遗址的独特性时，应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思考呢？或许，我们可以一直回溯至年代最久远的遗迹或文物在某处特定的环境中出现之时。
地质学
地质学也许是帮助我们了解景观历史发展脉络“主干”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使跨越数十万甚或数百万年，由地质过程形成的景观可能仍然取决于最初的地质系统。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地质学特征可作为识别景观独特性形成原因的首要依据。
古生物学
古生物遗骸是地质学维度的生命见证，许多地区正是以古生物学发现而举世闻名。今天的中国，从恐龙到滑翔哺乳动物都有众多全新发现，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古生物学研究热点地区之一，并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但是，中国是否已在空间规划中充分发掘了古生物学发现所带来的巨大潜力？未来，规划师应当增加对古动物学与古植物学的了解和认识。
考古学
文明进程为规划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因此，规划师应与更为熟悉场地本身景观特征与周边遗迹的考古学家展开合作，充分运用考古学或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研究场地中每种已知文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特定景观中形成的历史遗迹。
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除历史地图、历史文献汇编与文献解析外，还能够发掘出大量其他可反映景观特征的资源。其常用的研究方法，纵切法（观察某地区随时间产生的变化）和横切法（特定时间的地域概况）十分有助于理解特定景观的历史动态。只有了解了场地的历史，才能对其现状做出合理评估。
可提供地方特征信息的学科
生物学
生物学若与历史结合，则需要关注两个鲜被讨论的视角：1）在规划中被视为“乡土”或典型物种的历史演化进程。若结合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即可能在场地中重现物种演化并将其引入空间规划措施。2）残遗种。比如，在一些考古遗址发现的蜀葵状锦葵（Malva aclea），常出现在中世纪城堡遗址中。
蜀葵状锦葵这一物种常常可指示9世纪左右德国东北部斯拉夫的防御工事。 © Holger Behm
专名学
人类对于所有权、特定地点、特殊财产和过往战争史等不同方面的了解，构成了历史的根基。地名不仅是了解景观历史的来源，同时也是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7]。在场地分析中使用地名时需要注意的是：1）场地名称须参照其原始含义；2）景观元素的名称必须符合当前场地的本地语境；3）内容／描述必须清晰明确。
与人类需求相关的学科
人类创造景观，景观也塑造人类。规划师应当重视特定景观中的人文背景。或许，可以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提升规划师对富有人文关怀的、成功且被广泛认可的空间规划的认知水平。
社会学
景观中的考古遗址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规划过程中也应考虑公众参与。社会学（特别是景观社会学）提供了一些有效方法（如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访谈）来实现对不同使用者及其活动行为与景观之间关系的分析。
心理学
高质量的景观是连接人与环境的重要纽带。对心理学（尤其是环境心理学）的理论的应用有助于使景观触发人们特定的心理效应。考古遗址往往是场所精神的实质载体，可借此赋予当地居民归属感。
当前及未来相关议题
土地利用技术
如今，地理信息系统（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地图和其他相关资料已在文化遗产规划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8]。今后，针对考古遗址调研技术的发展仍然值得重视，特别是对农业技术和森林的影响的调查[9]——如曾经使用过的特殊犁地工具以及历史上的交通对土壤层压力载荷所造成的影响。在景观改造策略中应考虑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尤其应注重排水和土壤的改良。几乎所有的土地利用技术都是全球考古遗址保护的重要研究与实践领域。
以规划为导向的考古学研究
虽然规划师已经能够发掘场地近期的生态和美学特征，但是，规划师与考古学家的合作——通过航空考古等现代方法——有望进一步提升规划和土地开发相关领域研究与从业人员对于考古遗迹和遗址本身的外观、空间扩展和不同价值的认识[10]。此外，规划师不仅应保护考古遗迹本身，还应保留遗址与环境的历史背景，如历史环境、陈设和视觉轴线等。
教育及职业培训
景观中的考古遗址能否留存，取决于是否规划了适宜的土地利用。因此，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需要设立更多关于考古遗址保护的土地利用培训课程。这些专业培训体系建议包括规划科学、农业、林业、土木工程、生态修复和土壤改良等研究方向。各级课程都应同时包含各自的基本学科内容以及与景观中的考古遗址保护相关的内容。
土地利用政策
有时，考古遗址的保护需要改变当前的土地利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考古遗址视为机遇和挑战，而这离不开政治远见与智慧。
结论
如果我们认识到考古遗址是一种景观要素，那么未来，进行跨学科协作将是成功的关键。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遗址的消失速度令人震惊，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此，作者呼吁景观行业应当积极采取行动。
致谢
感谢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延斯-彼得·施密特博士给予本文的大力支持。
部分参考文献
[1] Behm, H. (1993). Die historische Komponente der standortkundlich-landeskulturellen Gebietsuntersuchung-dargestellt am Raum Kavelstorf (Warnowgebiet) [The historical component of the location-based-regional cultural area investigation-presented in the Kavelstorf area (Warnow area)]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stock, Rostock.
[2] Taylor, K. (2004).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 possible role for charters and principles in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0(5), 417-433. doi:10.1080/1352725042000299045
[3] Shipley, R., & Kovacs, J. (2005). Principl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Heritage Conservation Sector in Canada: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storicplaces.ca/media/10833/governanceforheritage.pdf
[4] Poulios, I. (2010). Moving Beyond 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Heritage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12(2), 170-185. doi:10.1179/175355210X12792909186539
[5] Loew, S. (1989). Modern Architecture in Historic Cities: Policy, Planning, and Building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6] Matero, F., Fong, K. L., Bono, E. D., Goodman, M., Kopelson, E., McVey, L., ... Turton, C. (1998). Archaeological sit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n appraisal of recent trend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2(3), 129-142. doi:10.1179/cma.1998.2.3.129
[7] Behm, H., Pohl, I., & Pohl, J. (1994). Bedeutung und Bedeutsamkeit von Örtlichkeitsnamen in der planungsbezogenen Landschaftsanalys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field names in spatial planning]. In P. Inge (Ed.), Sprache-System und Tätigkeit [Language-System and Activity] (pp. 87-104).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D.
[8] Agapiou, A., Alexakis, D. D., Lysandrou, V., Sarris, A., Cuca, B., Themistocleous, K., & Hadjimitsis, D. G. (2015). Impact of urban sprawl to cultural heritage monuments: The case study of Paphos area in Cyprus.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16(5), 671-680. https://doi.org/10.1016/j.culher.2014.12.006
[9] Moskal-del Hoyo, M. (2020). Open canopy forests of the loess regions of southern Poland: A review based on wood charcoal assemblages from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sit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20.11.013
[10] Walker, S. (2020). Low-altitude aerial thermography for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rctic landscap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17), 105126. https://doi.org/10.1016/j.jas.2020.105126
参考引用 / Source:
Behm, H, & Liu, J. (2021). Managing Archaeotop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rchaeological Sites Management in Spatial Plann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9(2), 76-82.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26
翻译 | 李思佳 冉玲于
编辑 | 冉玲于
制作 | 周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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