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亚洲：城市化的“正轨”与歧路

　　急功近利的急躁病侵蚀中国社会太深，历史上国人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到“大跃进”“文革”便是大溃疡了，迄今尚未有痊愈。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仍然还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中国式的城市化越来越像是“大跃进”的现实版本，那时候是砸锅炼钢铁，现在是圈地拆房盖高楼。“大跃进”的恶果是导致三年大萧条、中国经济陷入死胡同；城市化“大跃进”的结果是“城市面积扩张了50%，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6%”。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农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现在进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因此最大问题是下定决心，将被征地农民城市化作为改革重点。甘藏春所称的“伪城市化”农民，反映了一种“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状态，产生“伪城市化”农民的根源是“伪城市化”。 

　　观察“伪城市化”现象，有多个切入点。土地财政是目前畸形城市化的最直接驱动力，甘藏春从土地权益的视角，阐释了一种奇特的中国城市化现象：土地城市化了，人却没有城市化。地方政府在城市化突进的进程中，觊觎土地增殖的收益，以推进城市化为名，进行带有掠夺性特点的选择性征地，逃避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致使名义上实现城市化的农民，未能获取城市化的应有收益，难以获得城市居民对等的公共服务，造成城市化水平虚假提高。 

　　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急剧膨胀起来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即土地价值）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菜地、林地；时下，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开始对准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将农民“请上楼”，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土地“城市化”了，人却没有，何也？道理其实很简单：土地可以卖钱，人不能；土地增加财政收人，人增加财政支出；土地是“宝贝疙瘩”，人是“大包袱”。在地方官员眼里“地贵人贱”，所以土地抢着要，人抢着扔。在“十二五”规划讨论的时候，某特大城市的市长就说过，按照该市现有的财力，可以让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达到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但如果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来，他就一筹莫展。中西部一个靠石油发财的地方实行全民医疗，其本地人口20万，外来打工者30万，但他们仍然说，即使财政有钱也不会考虑外来打工者。 

　　中国城市化大致是从新千年后开始加速的。2000年至2008年，短短八年时间，中国城市化率从40%提升至47%，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但是，在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的问题却有目共睹：大多数传统农区村庄破败，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当前，中国城市高度繁荣下的农村衰败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城市快速发展，农村凋敝，如此畸形的城市化，并非人们所期待，事实上也难以持续。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更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民有完全的市民权益，包括享有均等化的教育、医疗服务、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的供给。城市化是最典型的空间生产现象。如果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使城市化的增益并不在人与人之间公平地分享，那么它就是不正义的，自然会生出“不平之鸣”。 

　　现今的情形是，由开发商主导、政府参与分肥的城市化，农民的生存空间不是被拓展了，而是被挤压了；利益不是被维护了，而是被牺牲和损害了。城市空间扩展很快，人口增长很快，但许多是流动人口，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大多数中国当代城市宛如被抽离了社会内容的三明治，只剩下权力与资本两块面包，枯燥而乏味。城市的价值目标主要被定位于“拉动经济”，出现显著的“物质化”与“躯壳化”的倾向，这显然不属于范长江所指的“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中心的正轨”。在巨大的阶层利益分化的背景下，城市化的动力何来，城市化的初衷何在，城市化的结果将会怎样？ 

　　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只有靠城市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此。地方政府和民众似乎都等不及上百年来的“城市化梦想”，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推进。事实上，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不在于下多大决心、用多少年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也不需要用一堆数据来论证城市化有多么重要，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城市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追求城市化超过现实需要，无视一般社会福利，城市化必然步入歧路，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徒然落下一具光鲜而毫无生气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