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出炉｜2021年第1期“城市荒野与植物设计”

荒野景观是一种充满原生性、多样性、开放性、偶然性，且脱离人类控制和约束的自然“本底”。在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城市系统中，也有碎片化的荒野景观幸存。城市荒野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美学价值，是弥足珍贵的自然资源，但其野态、杂乱或荒芜的景观往往遭到人们的误解与忽视，因而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与此同时，在全球环境与区域生态过程不断变化的影响下，以及受限于设计理论、技术方法的滞后和审美意识的狭隘，城市植物群落存在物种贫乏、结构单一等严重问题，面临景观单调乏味、依赖大量管护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低下等困境。

在本期中，我们试图进一步厘清“城市荒野”的概念与意象、内涵及功能；探索相关技术途径，充分发挥城市荒野在生物多样性保育等生态系统服务上的稀有与不可替代性功能；同时聚焦城市区域中的再野化实践和生态学原则指导下的生态种植理论，以期促进城市植物景观更好地契合与平衡“自然－人工”二元驱动的城市生态系统，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城市韧性。

“荒野”一词很早就被用于描述英国如画式园林中那些或多或少设计过的小节点。然而，自然保护中所指的传统荒野主要依据的是美国1964年颁布的《荒野法》中的定义——“地球及地球上生命群落中不受人类干扰”的广阔景观；欧盟《自然保护区荒野指南》中也有类似界定。今天，在人类影响波及全球生态系统的人类世，我们似乎需要拓展对于荒野的解读：不论其规模或起源如何，荒野均应建立在未受明显人类干扰的、具有高度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过程之上。

德国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中共存的工业遗迹和处于演替中段的新生荒野。

以许多城市中的自然遗迹为代表的“古老荒野”，以及工业城市中诞生的“新生荒野”，在设计和管理绿地时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场地区别对待。

——Ingo KOWARIK

在《与荒野共生：城市绿地的发展前景》一文中，英戈·科瓦里克肯定了荒野片段在城市空间中的实际存在，并提出“古老”与“新生”两种主要城市荒野类型及分类标准。荒野在其起源或生态性（古老荒野或新生荒野）、规模（从小地块到大区域），以及自然过程决定生态系统状态的程度（从初始阶段到成熟森林）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认识到场地的具体特征和机遇是其未来发展的关键。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开发或调节城市荒野区域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最终，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中提升荒野有望将人们与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并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圆明园遗址公园中正在消失的城市荒野。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规模的“美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自生的乡土植物被视为杂草杂木彻底清除，代之以光鲜的观赏园艺花木，城市荒野被一扫而光。

——俞孔坚

俞孔坚在《城市荒野：另一种文明》一文指出，城市荒野既包括荒野景观，也包括保留了野性的、不受人工干预的自然过程和生物。作为一种自然生态系统，它依照自然规律做功，并以其自身逻辑建立起深邃的秩序，是保障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的要素。同时，城市荒野服务于人的审美启智，让人类探索未知的天性得以释放。如今我们所经历的生态文明正是一种崇尚野性的新的文明，而捍卫城市荒野则是人类走向更高层次文明的必经之路。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风貌，周边永久保护地面积占比达67%。© Harvey Locke

严格来说，城市荒野并不存在，但城市野境可以且应该被视为是衡量城市区域健康、宜居程度的标准之一。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野境的重要性也同荒野一样与日俱增，只是城市野境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Vance G. MARTIN、Melanie HILL

随着近年来“城市荒野”一词的流行，那些重视自然荒野区对地球未来健康与福祉的作用并致力于保护这些区域的人士也开始感到担忧。这种用法很可能令城市居民对“真正的”荒野是什么感到困惑。在《城市野境：比“城市荒野”更准确的措辞》一文中，万斯·G·马丁等主张以“城市野境”（urban wildness）替代“城市荒野”（urban wilderness）一词。文章列举了城市野境的特征和效益，剖析了“城市野境”的成功案例，同时阐明了野生动物（尤其是捕食者）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此外，自然所提供的深邃之美和启智作用对维系人类精神活力与创造力而言也至关重要。

城市荒野景观价值认同体系构建路径图示。

由于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共同作用与相互抗衡，城市荒野景观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荒野度”。这类景观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生态、人文、审美、经济及健康价值，引发了多学科关注和广泛认同。

——邵钰涵、徐欣瑜、袁嘉

在《城市荒野景观：内涵与价值审视》一文中，邵钰涵等对城市荒野景观概念进行界定，梳理其内涵的构建与衍生历程，并在价值认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城市荒野景观的复合效益。内涵辨析与价值审视能够为城市荒野景观的实证研究打下重要的认知基础，为城市居民、规划设计者和管理者发现、欣赏、体验与可持续管理城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网络提供科学支持，对中国城市的生态化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城市荒野景观相关术语 © 邵钰涵，徐欣瑜，袁嘉

02

城市荒野保护、修复与管理实践

近年来，植被再野化（rewilding）概念的提出提供了重建城市荒野生境的重要途径，它旨在恢复严重退化的城市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结构及功能，使其逐渐野化并达到自然过程基本不受人类干扰的程度。

位于重庆市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区西北侧滨水空间内的研究场地。再野化的野花草甸群落形成了层次丰富、季相鲜明的植被景观。

设计主动调控了提供重要种源群落的种植空间的分布，使种植空间的数量与面积占比从北至南、由高到低逐渐递减，借助场地内生态流（水、风和动物）传播植物，实现低干预的植被再野化。

——袁嘉、游奉溢、侯春丽、欧桦杰、尹渊

在《基于植被再野化的城市荒野生境重建——以野花草甸为例》一文中，袁嘉等以野花草甸景观为例，提出了主动利用景观生态流、拟自然设计与最小限度干预进行城市植被再野化的技术框架；从自我设计、微地形设计、拟自然群落设计、植物–动物关键种协同共生设计，以及自然柔性材料运用等5个方面详细探讨并提供科学参考。同时，文章以重庆市梁平区双桂湖湖岸公园绿地为例，阐述了在“自然–人工”斑块复杂镶嵌的城市景观中进行植被再野化与荒野生境重建的实践原则与应用范式。

城市植被再野化技术框架（横屏查看） © 袁嘉，游奉溢，侯春丽，欧桦杰，尹渊

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项目场地中位于水塘西侧科普活动区的小溪和草地。

要实现城市荒野景观的价值，设计施工应遵循生态学规律，充分考虑不同生物类群对栖息地和食物的需求，以乡土物种构建可自然演替的生物群落。

——郭陶然、山冰沁

在《城市荒野景观营造：以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为例》一文中，郭陶然等介绍了城市荒野工作室开展的以生物多样性恢复为主要目的的“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项目，项目探讨和研究了主动型城市再野化过程中应采取的设计原则与技术路径，并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生境类型划分、乡土生物引种、生物群落构建、生态效益评估等一系列工作，以期丰富城市荒野景观营造及城市环境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技术积累与理论研究。该项目的技术方案在城市郊野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廊道、科普教育基地等项目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根据场地现状和项目目标，城市荒野工作室结合群落演替规律制定了技术流程 © 郭陶然

自生植物在北京林业大学研究场地建筑内墙破拆面上旺盛地生长着。

要实现生态系统修复，一方面可停止或减少人为扰动，激发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另一方面，在了解影响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过程及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助人工措施改变限制因素可以促进植被发展，推动生态修复的进程。

——尹豪、罗婧、宁雅萱、刘芳妮

疏于人工管理的城市闲置用地会自发生长出一些植物，混杂无序的生长状态形成荒野自然景观。在荒野状态下自然生长的植被特征最能反映生态自我修复发生的特征。在《城市闲置地块的生态自我修复特征研究——以北京林业大学校园为例》一文中，尹豪等对北京林业大学校园一处闲置用地内的自生植被进行了研究，调查分析其生成变化特征、植物种类、优势植物群落、生长条件及周边同种成株的情况，探讨了城市闲置地生态自我修复的初始特征。结果表明，闲置场地封闭管理后，自生植物很快出现，3年后自生植被覆盖了场地近1/3的面积；自生植物绝大多数为乡土植物，草本植物种类多于木本植物；在优势植物群落的构成中木本植物群落和草本植物群落数量相差不大；场地日照充分的情况下，土壤条件的差异对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影响。

2013年汤米－汤普森公园鸟瞰图 © The Toronto Regional Conservation Authority

大自然做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也不是设计师一张图纸就可以解决的；相反，生态系统会随着外界的变化缓慢而自由地发展。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们为汤米－汤普森公园的生态演变创建了良好条件，让大自然这位主人可以打开大门迎接各位“宾客”的到来。

——Walter KEHM、Peter DEL TREDICI

在《从瓦砾堆到自然保护区——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一文中，沃尔特·科姆等回顾了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汤米－汤普森公园在自然做功主导下，逐渐从建筑废料填埋场演变为自然保护区的历史过程，探讨了自然修复与设计干预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随时间推移而彼此和谐相融的理想状态与实现可能。这处延伸至安大略湖中由垃圾填埋而成的场地本不存在任何原生物种——可以说，汤米－汤普森公园不同于任何“自然”生物集群，而是生态学家所谓的“人类世生态系统”的一个完美实例。

从汤米－汤普森公园最南端的灯塔角看多伦多的天际线（摄于2019年） © Robert Burley

由Phyto设计工作室设计的生物截留雨水花园。人工植物群落一年四季可呈现动态混合变化，在整个生长季节都有地表覆盖、花期不断。© Claudia West

随着植物群落变得更加动态和自然化，公众也可能认为其景观效果与杂草无异，或毫无美感可言。但人们对于美的社会共识也在不断扩大，生态美学有望逐步为公众所接纳。这意味着最终落在景观设计师肩上的“将生态功能转化为美学形式”的责任将更重。

——Thomas RAINER

在《生态种植势在必行：创建功能性的系统，而非程式化的生态》一文中，托马斯·雷纳结合美国Phyto设计工作室的案例与研究和实践经验，概述了城市环境下高生物多样性植物系统的设计原理和方法，着重介绍了可提升物种丰富度、功能多样性和空间复杂性，有助于构造更具韧性的植物景观的设计方法。种植设计中选择那些对胁迫、干扰和竞争表现出相似适应性状的物种，以及构建由多样化植物形态构成的多层次组合，将有助于建构具有兼容性、长期稳定的植物组合。

传统的组团式种植（左）与多层次种植（右）之间的区别 © Phyto Studio LLC

雷纳提出了一种新的种植理念——用由彼此兼容的植物物种构成的多种植物组合来代替单一物种种群。其核心是以植物群落为单位进行种植设计。设计师不仅要将野生植物群落作为物种选择的参考来源（一种相对常规的做法），还要将它们视为功能性系统的模板。

由大阪城市自然工作室举办的工作坊之一，参与者聚集在12种可食植物周围冥想感受。

   最本质的脱离在于

   我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自然的产物

   城市的形态和功能

   仅在梦中永续

   这也是无数设计师、科学家与哲学家

   无法触及的梦想

——Patrick M. LYDON、Suhee KANG

在《日本大阪城市边缘的艺术与生态》一文中，帕特里克·M·莱登等分享了城市自然工作室（City as Nature）两个将自然与社区相融合的艺术项目。相关活动包括土壤工作坊、寻觅野生草本植物、以“水”为主题的跨学科艺术节等。这些活动不仅将社区居民凝聚在一起，也让人们有机会观察自然现象和过程并与之互动。参与活动的过程让更多人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纽约市曼哈顿晨边高地地区岩石缝隙中生长出的欧洲千里光（Senecio vulgaris）。

自然过程发生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无关政治边界或生物分类。城市各种角落中萌发的栽培或野生植物，时刻提醒着我们——所有生命彼此联系、彼此适应，坚韧而又脆弱。

——Nancy SEATON

在《呼唤野性》一文中，南希·西顿分享了纽约未来绿色工作室（Future Green Studio）的作品，展示了对城市自生植物的研究成果，以及该研究在设计实践中的关键作用。这些项目立足于城市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相关的调查方法包括街头漫走观察、物种识别、物种记录和表现传达（如人行道上的喷绘标识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使用）等。工作室的研究可以促进参与者了解植物生境及其在极端城市条件下的生态绩效，而研究与设计相结合的实践模式也将体验并理解城市生态的过程渗透学科内外。

纽约市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乡土植物花园。FGS工作室从项目地的植物和生态中汲取灵感，依据建成环境创造的特定生境来进行物种选择。© K. Taro Hashimura for FGS

03

技术多样性和机器中不一样的“野”

除上述针对“城市荒野”的概念辨析与实践分享外，更有学者认为，当代景观实践应克服针对“荒野”概念可能存在的狭义理解，借鉴环境人文学、科学技术论、生态科学及景观设计学理念，探索用以培育新型野地的景观策略。

由弗吉尼亚大学设计师开发的名为“算法种植平台”（Algorithmic Cultivation）的原型设计项目，平台由机械装置、照明系统和种植槽组成。

设计城市荒野并非要建造看起来“自然”和“野生”的风景或恢复历史生态格局。而应当探索不同于仅利用自然过程来实施再野化的育野策略：通过促进各种非人物种和智能机器的自主性，让它们也成为创造景观的积极协作者。

——张子豪、Bradley CANTRELL

在《育野：技术多样性与机器中的“野”》一文中，张子豪等通过剖析环境工程、计算机科学及景观设计案例，构想了利用智能机器营造“野地”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将机器视为具有能动性、能够参与合作生产的智能体，而非用来扩大人类对环境影响力的“数字基础设施”。近年来控制论技术发展迅速，传感网络、人工智能和网络物理系统等理念亦可为构建“育野”框架提供支持。该框架的核心是与“生物多样性”同等重要的“技术多样性”，以性能优化、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技术发展单一愿景拘囿了人们的思想，剥夺了人们与环境相联系的其他可能。

算法种植平台装备示意图（左右滑动查看） © Bradley Cantrell, Robin Dripps, Lucia Phinney, Emma Mendel

特别感谢学术召集人袁嘉老师对本期的贡献！

学术召集人

袁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合作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