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病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体现

　　对于中国正在爆发的城市病，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与对策，一种是把城市病看成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认为只要通过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就可以消除城市化的成本。另一种是从生态文明发展的高度，把目前中国的城市病看成是工业文明病在城市的集中体现，将城市病的治理上升为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笔者一直主张，现代人类遇到的环境与能源危机，属于工业文明与工业经济模式的危机。作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载体的城市，其衍生的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表现。 

　　首先，现代城市病根源于成本外化工业经济模式。从经济学原理看，现代人类遇到的资源与环境危机，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无法对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成为全社会承担的外化成本。而工业经济快速扩张导致的污染积累与能源短缺则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无法突破的自然边界。 

　　工业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成本外化的问题，在工业经济载体的城市发展中则集中表现为城市病。城市是工业经济扩张最理想的空间，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集聚空间，能够形成城市经济产出的规模收益。按照经济学的计量模型分析，城市的规模收益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明显提高，大致在10万—1000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万—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中国的学者使用中国666个城市的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在100万—400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王小鲁、夏小林1999）。除了这个理论外，还有一个国际上的参照系，即美国全国43％的人口、日本48％的人口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所以，强烈主张在中国应当走大城市发展之路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声音与趋势。 

　　现代城市理论精确地计算了城市规模化发展为GDP增长带来的正收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城市规模扩张导致的其他一系列外部负效应。目前最严重的是现代城市规模化导致的城市污染已经成为城市不能承受之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与高能耗消费的现代城市化，形成空气污染与城市垃圾，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病中最重要的病症之一。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看，城市规模在100万—400万人口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但从城市污染看，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又是污染的重灾区。在城市污染中，如果说城市工业污染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技术革新等途径给予解决，那么因人口过度集中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粉尘污染、各种电子辐射污染等，却无法通过转移来解决。来自生活消费与城市运行的污染一旦超出城市特定空间内自净化边界之后沉淀下来的污染，就会成为城市常态环境的一部分而长期存在。这样一种常态污染的环境，会成为城市无法治愈的慢性病。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对污染治理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情况下，仍未能消除这种常规污染。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50万，4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2007年，世界银行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疾病上升的主要原因。处在转型发展期的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深陷其中并长期内无法解决的常态污染，并不是最高点，随着城市人均消费的增长，城市人口规模继续扩张还会加剧。而最令我们不安的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地方政府，对推进大城市发展的积极性，不仅没有降温，反而越来越亢奋。 

　　其次，现代城市病根源于工业化城市的内在功能。城市功能是什么，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对城市的功能或目标进行了最好的诠释，这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这个美好的命题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必须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能够对城市的发展说了算。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城市发展说了算的是左右这个城市财富增值的资本。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现代城市，首先不是让生活更美好而诞生的，而是让资本增值更美好、让GDP的增长更美好而诞生的。按照亚当·斯密经济人的原理，城市的GDP增长与生活更美好应该是一致的。因为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公益的发展。但是当城市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城市GDP财富的增长，带来的不是生活更美好，而是实现生活美好的成本不断加大。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越大，要素使用效率越高，就会形成吸引要素进入凹地效应，城市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增加，GDP财富增长，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同时改进的理想结果。 

　　但问题是，在城市规模化过程中，还带来另外的负效应。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城市污染会增加，城市交通会恶化，城市房价会提升，这些负效应都会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承受的成本。当城市规模超出一定临界点之后，城市居民从城市规模中获得的生活美好的正效应就会被负效应所抵消，甚至出现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城市规模负效应一旦超出正效应收益，也就是城市病爆发的开始。 

　　最后，政府权力与城市资本相结合形成的内外推动力加剧着中国城市病。要消除导致城市病的外部负效应，政府是主要角色。但目前在中国，医治城市病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偏好与城市资本需求高度一致。城市资本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它们喜欢城市越大越好，即使在大城市病爆发后，对城市病的治理一样是他们获利的机会。尽管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对于中国城市化都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更主张发展大城市。无论是出于追求GDP的增长、还是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走大城市发展道路，成为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一个主要内容。目前，地市级的城市基本按百万级人口以上的城市来规划，而且城市规划中城市人口的多寡已经成为确定一个城市行政权力等级的重要标志。在比大比高的竞争中，许多城市已经不满足建设大城市，而是要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在”十一五“规划启动的2005年，全国就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总之，面对已经爆发的大城市病，不仅仅是个治堵治标的问题，更需要我们从根源上诊断城市病病根。目前暴露的城市病虽然集中在大城市，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城市所致。从根源上看，目前的城市病是属于工业化城市病。如何从生态文明的高度与思路对现代城市病进行诊断与治理，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