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宁：新建筑不在西方而在前方

　　不久前，深居简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程泰宁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国新建筑运动”论坛，与全国十余名新派建筑师齐聚一堂，共论建筑理想，“用自己鲜明的话语和创作的主动性来催生中国新建筑时代的来临”。

　　于是，专访程泰宁，也成为我们的一种姿态。

　　发掘建筑价值，一直是我们所致力的一个方向。从2004年3月开始，我们就一直把房产周刊头版3/4这一最具黄金价值的版面空间，用于《建筑点评》栏目的建设。我们试图传递出更多建筑师的声音，丰富我们这个时代对建筑的解读视角和审美意识。

　　长期关注建筑点评的读者，应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突然”做这篇程泰宁专访的原因。这样的“突然”，应该是“蓄谋已久”的，就像我们曾经“突然”做了著名设计师、学者张永和的专访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规划学院保罗·卢卡兹教授的专访一样。“这件事很要紧。”程泰宁是这样说的：“中国建筑需要持续性地开展全社会的启蒙，这不算太过分吧。确实很必要啊。”

　　不能不懂自己又不懂别人

　　记者：不久前“中国新建筑运动”论坛发表的《杭州宣言》提出：“新的建筑，不在我们的西方，而在我们的前方”。您的建筑作品，往往都是通过非常现代的手法，成功表达了中国的传统韵律和意境。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一谈到现代意识，就言必称西方的某种建筑风格；一谈到传统文化，就拼命仿古，胡乱地复制一些中国的古典符号。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中国新建筑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程泰宁：你刚才说的问题，确实是目前中国建筑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误区。你刚才提到的两组概念———“现代”和“传统”，“西方”和“中国”，现在我们似乎会不由自主地把“现代”和“西方”对应起来，把“传统”和“中国”混合起来，甚至变得有点约定俗成的味道了。

　　有个叫萨缪尔·亨廷顿的西方学者，他在一本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世界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而21世纪的冲突则将是文化原因导致。”世界文化已经出现了跨文化发展的趋势，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也必须顺应这一潮流，否则将没有出路。既不要沉溺于过去，也不要把西方当作我们的未来。我主张打破“现代”和“西方”、“传统”和“中国”之间的对应关系，我的作品就是对这四个词语的重组。

　　至于中国建筑跨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将决定于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精神实质能否有一个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整体了解，而总是把一个时期、一种流派和几个“大师”看成是西方文化的全部。试想，如果我们既不真正了解自己，又不真正懂得别人，而是心态浮躁地一再重复“复古”、“仿洋”这种低层次的文化操作，还怎么谈得上跨文化发展去突破创新？立足自己，走自己的路，中国现代建筑的前景无限广阔。

　　为何有建筑师摆不好空调位

　　记者：“中国新建筑运动”论坛还提出“回归常识”的口号，强调建筑首先应该满足最基本需求。当时就引来一位开发商听众这样质疑：国内目前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合理地摆放住宅楼的空调机位。

　　程泰宁：对于做建筑的人来说，这样的质疑很有调侃意味。可见，“回归理性”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啊。我们做建筑设计，一定要有三个“体验”，不仅要有“工程体验”和“审美体验”，更要有“生活体验”。很多年轻的建筑师连洗衣机该放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

　　空调机位放不好，一方面也是“生活体验”不够充分的原因，另一方面跟有些建筑师心态比较浮躁也有关系。因为空调机位的摆放问题并不是一个什么不可解决的技术难题，但是它必须和立面效果、开窗大小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如果开发商没有特别要求要把空调机位处理得很到位，有些建筑师很可能就把这个问题给忽略掉了。

　　记者：建筑界好像一直有争论，建筑应该是高科技、低设计的，还是低科技、高设计的？有一些建筑师就提出来建筑不应该过分依赖科技，应该是低科技的，他们认为从性能角度，高设计含量的建筑(特别是住宅)性能更稳定、更人性化。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程泰宁：建筑设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高设计的。低设计怎么应付得了高科技？建筑不可能是新材料或新设备的堆砌。对于建筑来说，科技只有适宜的科技，不同的建筑对科技有着不同的需求。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是这样的争论意义不大，而且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科技和设计本身并不是一对矛盾，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盖住宅应注重功能

　　记者：上次听您的演讲，您介绍了您做的建川俘虏馆，光是那些图纸就已经让人很震撼了。听说有人从建川俘虏馆出来后竟然哭了，您用建筑语言艺术性地刻画了俘虏的心理。您觉得建筑首先是一门艺术，还是首先是一门技术？

　　程泰宁：不存在“首先”不“首先”的问题，建筑设计本身就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至于哪个分量更重一些，这跟建筑的性质及所处的地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盖一个工厂，通常要更讲究技术；如果盖一座博物馆，那对艺术就有很高的要求了。当然，盖住宅的话，我会更注重它的功能设计，因为功能才是基础，房子毕竟是要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收藏的。

　　施工图让别人画吧

　　记者：听说杭州大剧院的设计您没有具体参与，原因是您不高兴给境外设计公司打下手？听说当时您这样说过：“我想为别人画施工图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很欣赏您这样的矜持与骄傲，对于您来说，建筑设计绝对是一种创作？在设计方案中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才华，是有理想的建筑师最起码的尊严？

　　程泰宁：境外公司我接触过不少，和他们比，我们可能是有差距，但是我们有文化上的优势，毫无疑问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居住习惯和生活习性。我凭什么要给你画施工图，我又不是真的比你差。当然，我不做，不等于说别人不能做，毕竟这也是一个给跟别人学习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个大的设计院，它的主要设计力量都去替人家画施工图，那就太可悲了。“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是我的创作主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立足自己”。因为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而创作则要由建筑师来完成。立足自己就是要求建筑师在自己的创作中，对此时、此地做出自己的诠释。

　　记者：黄龙饭店的“宫”字形建筑单体，铁路城站典雅隽永的大坡顶，金都华府“无形胜有形”的屋檐，这些都是您闪现在杭州的独特灵感。您的灵感通常是在什么时间段、什么情况下获得的？现在，您还会像其他建筑师那样熬夜吗？

　　程泰宁：设计黄龙饭店的时候，我画了半年多的草图才找到感觉。这个感觉一出来，我知道就是它了。我管它叫“单元成组分散庭院式布局”，像“宫”字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都是别人的阐释。

　　作为杭州的“城市大门”，火车城站必须做出文化底蕴，当时画了很多稿，最后用了坡屋顶。我之所以敢用坡屋顶，是因为我对传统坡屋顶的比例关系、细部处理等都非常熟悉，没有经过这样的专业训练，用坡屋顶是非常冒险的。当然表达文化底蕴不一定非得用坡屋顶，像金都华府就没有用，但它同样能够做出传统屋檐的神韵。

　　现在我很少熬夜了，很偶尔才会有一次，但极少通宵。我现在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的。

　　专程出国研究外墙

　　记者：虽然文化上存在差异，但在精神感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师总会有一些共同之处。国外的建筑大师中，您比较欣赏谁？

　　程泰宁：老的建筑师中，像赖特、柯布西耶对建筑是有开创性的理解的。新的建筑师中，像印度的柯里亚、西班牙的克拉特拉瓦、日本的安藤忠雄、美国的路易·康，他们对建筑的理解都很有特点。

　　记者：您会专门出国去看他们的建筑吗？程泰宁：绝对不会。专门好像没必要吧。他们想表达什么，看看图纸就明白了。经过那里的时候，顺便去看一下倒有可能。但是我一种情况会专门跑出去看，比如最近想用石灰石做外墙，国内没有这样的建筑，我就让材料供应商提供几处使用年限在30年以上的石灰石做外墙的建筑，去看一看效果到底怎么样，会不会风化。

　　程泰宁简介

　　程泰宁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现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主持人。世界建筑师大会“当代中国建筑展”展出我国50年来50项优秀作品，程一人有3项入选，获建筑创作成就奖。2004年，杭州铁路新客站、黄龙饭店入选“中华百年建筑经典”。1991年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0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4年获梁思成建筑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作品有：杭州黄龙饭店、杭州铁路新客站、浙江美术馆、杭州国际假日酒店、金都华府住宅区、弘一法师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建川博物馆俘虏馆、马里会议大厦、加纳国家剧院、联合国小水电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