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石:城市化的目标是人居“幸福感”
■人物简介
陈可石,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营奖学金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城市设计新理念与新方法、城市设计与古镇复兴、可持续的绿色城市设计理念和技术。
“中国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我们建国60周年最需要补足的,不然会影响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人居世界领先,但我们现代城市化没有做好人居理念的传承。”“很可惜现在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规划设计体制上。”“中国的城市规划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总结过。”陈可石神情凝重、言辞激烈,这和他工作室里阳光和煦、绿叶葱茏、茶香缭绕的氛围有些不搭。
最近,因为汶川新城的整体规划和城市设计,陈可石和他的团队又收获了很多的奖项和赞誉,在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反复提到对此项目最大的感慨一是城市设计必须注重可持续性,不仅指环保还要体现在经济、文化上,二是要推广城市规划总设计师制。在本报即将举办的2009中国地产年会上,他将在中国人居60年的大话题下,重点讲讲现代城市规划理念。
汶川新城最突出的是绿色和可持续性
黄金楼市:作为汶川新城水磨镇的总设计师,请谈谈这一备受关注的项目。
陈可石:水磨镇是汶川县最大的新城,重建的整体规划和城市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负责。去年11月25日结束竞标,今年春节动工,现在已经基本建成了,总建设用地面积有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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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楼市:水磨镇方案获得了很多的赞誉,您自己认为最突出的是什么?
陈可石:最主要的是在规划设计中就体现了对经济、环境、文化的可持续性注重。灾后重建一定要是可持续的,不能只管建好了房子就完事,灾民留在那里需要有比灾前更美好的生活,那就一定要有产业支撑,我们认为汶川最可发展的是旅游文化产业,所以就在水磨镇重建设计方案中特别强调现代建筑风格和羌族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和城市形态,尤其寿溪老街的改造十分成功,受到四川省领导的高度肯定,现在已成为一个著名景点。老街才建了一半,卖豆花的、卖茶叶的和卖旅游产品等等的就来了。9月份温家宝总理到寿溪老街考察,特别对水磨镇灾后重建的效果给予表扬。
黄金楼市:我看这效果图,寿溪老街有很多传统建筑元素。
陈可石:是的,我们的理念是尊重历史,将文化作为城市持续的重要元素来为城市创造最大的价值。我们从成都档案馆里民国时期黑白照片中,找到了清朝末年水磨镇的资料,例如字库、戏台、大夫第等。水磨镇东南角有一个高压线塔,原计划是要拆除的,有一天我们过去看发现那里正好临湖,可俯瞰整个水磨镇,也不记得是谁先提出,好像是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要在高压塔搬迁后原址上建一个望湖塔、观景楼。我后来想到一句唐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想象着在这里安置一个统领整个古典羌族小镇的观景台,两旁种上杨柳,待杨柳成荫时羌笛悠悠,很有这句唐诗的意境。于是,这个观景楼就命名为“春风阁”。这个小插曲说的是城市规划设计不是完成一个工程设计,而是创造人居环境,以一种创造的精神,体现出对城市景观和空间的人文关怀。
城市化没做好对传统人居理念的传承
黄金楼市:怎样看现在我们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上对中国传统人居思想的扬弃?
陈可石:中国传统人居理念在这个地球上下几千年都是领先的。我认为清朝中期以前,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度,古代中国早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体现在人居上。但近代城市化没有做好对传统人居理念的传承。在欧洲旅行时,看到很多很美的乡镇,交谈中当地人表现出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家乡,但看我们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进程很快,结果就是把很多美丽的城镇变成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的工作地点,损失了太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成就,我们在建设的同时,也在破坏。如果我们还不尽早建立“把人居环境放在首位”的理念,就只会使城市化的结果导向一座座低价值城市的出现。
黄金楼市:那我们该从中国传统人居中传承哪些亮点?
陈可石:中国传统人居从形态上来说,非常崇尚自然,很重视风水,很善用“大地景观”;另外,中国传统人居确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很重视人的感官,中国的“仁”和“礼”社会中,人居是一种世俗生活的理想化,它包括“世外桃园”的理想。如古诗词当中有很多是描写城市美景的,以景生情,美丽的城市培养了中国文人的情感。我们现在的人居环境,要回到传统还有很长的距离,现在看中国人的家园意识和人居环境意识都脱节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但现在很多人即使回家也找不到故乡了。
建国60年最要补的就是改善人居环境
黄金楼市:总体评价下,中国人居60年,人居环境改变的成绩如何?
陈可石:我说得直接点,中国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我们建国60周年最需要补足的,不然会影响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回头看我们改革开放的30年,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上,我们失误太多,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这个现实,并提出批评。有时我会想这种代价之大会让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无法承受。问题首先出在高等教育上,高校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专业,总体思想是把城市当成市政工程,而不是人居环境。然后是我们现行规划体制的问题,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追求超过了规划设计对城市的责任。有人说:“什么时候规划院和规划局脱钩了,我们城市的规划就有了希望。”没有人对那些低水平的规划设计方案提出批评。很可惜现在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规划设计体制上,缺乏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意识。而现在我们城市化最大的低效率就在于不断地犯错误,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从高等教育、规划体制、学术界三个方面进行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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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楼市:您之前提到了城市规划总设计师制。
陈可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理念,而我们的城市发展至今,很多城市都没有统一语言,风格上、色彩上、方便程度上都支离破碎。在这种现状下,我认为尽快确立总设计师制是挽救中国人居环境的重要方式,欧洲的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个总设计师,我现在也在推广这个理念。中国人居要改善、要发展,需要走上智慧道路,实现精明发展。
深圳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强大,但缺文化
黄金楼市: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居住,高房价、高居住密度、高交通成本等问题凸显,这在城市规划环节有无解决或缓解的办法?
陈可石:城市化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追求人生活在城市的幸福感,而为了这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城市规划:一是健康的城市经济。我们要建特大型城市,因为这样才具备更多的机会,我认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发展几个三四千万人口的城市很有必要的。二是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和景观。不管现有的经济发达程度怎样,一定要走绿色城市的道路,不能还期望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城市的高速发展,而要处处考虑生态环保和尊重自然的理念。三是文化。文化才是城市的灵魂,是真正可持续的。经济、环境、文化,这三者在城市化中是金字塔型的,文化在最顶端,经济是基础。例如深圳的城市化,很重视经济,在国内城市中算是好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化,城市规划如何体现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如何彰显城市品位等。我正在考虑向深圳市政府提案筹建“北京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可容纳2万设计人才的设计学院才能支撑起设计之都的发展。
黄金楼市:曾有报道您在成都以伦敦为蓝本谈到“多中心、小组团、以辅道交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体模式”的理想化城市,提到“发现过去中国城市规划的很多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能展开谈谈吗?错误体现在哪里?对人居环境有何影响?
陈可石:中国的城市规划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总结过。我们的规划理念是陈旧的,因为基础是计划经济,城市规划从交通和市政建设开始的,城市建设就是土地利用的结果,而不是我刚刚描述的城市化的理想———经济、环境和文化结合统一,我们应当把城市规划设计当做全体市民最智慧的选择。
黄金楼市:现在的城市规划还是追求平均容积率。
陈可石:平均容积率的考量标准,让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确定一个中心以后二环、三环、四环一直这样蜘蛛网式地扩散开去,城市的很多功能过分交叉重叠,中心城区人口高密、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外经验,现在却还是我们很多城市的实践。应该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多中心、小组团的城市结构,我们的土地有限,我主张城市发展高容积率的城市综合体。对于亚洲人口密集的城市,应当发展以高层、超高层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体。与深圳相邻的香港就是最值得学习的成功例子。
黄金楼市:您在以往多个城市的专题演讲中表达过对伦敦模式的赞誉。
陈可石:城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城市化并不等于全部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城乡的结合很重要。伦敦的发展哲学建立在霍华德《明日的城市》之上,是由上千个“村庄”组合在一起的大都市,各组团之间靠绿地和轨道交通联系。注意,那里的村庄并不是像我们很多城市这样的城中村,绿地也不是我们这样纯粹绿化用的花草树木,而是有山有水有田园,农家乐就在城市中,农民变成园丁。这点上,我认为国内城市中杭州和成都实践得最好。如在城市中保留农田“契型绿地”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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