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景观大书——拥抱亚洲世纪的景观学

近日，一篇“回国后，我迷失了我作为设计师的职责”的访谈文章吐露出了众多景观留学生回国后的困惑与迷茫。随着这些对外交流机会的增多以及国内设计实践的积累，关于东西方背景下的景观设计学差异也逐渐被国内外的从业者们所意识和重视。

不可否认，景观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体系源起于欧美，但在战后亚洲各国与地区不断吸收和排异的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亚洲城市主义”特征。Jillian Walliss和Heike Rahmann所编著的这本《The Big Asian Boo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即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亚洲语境下来重新解读“景观“的涵义。

Jillian Walliss作为墨尔本大学景观系副教授、系主任，从事了多年景观设计和理论教学工作，并热衷于研究和探索景观理论、技术、文化和当代设计实践之间的关系。Heike Rahmann现任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RMIT) 景观系高级讲师，拥有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和亚太多国的工作与研究经历，并一直从事亚太景观和都市主义的相关研究工作。多年围绕亚洲背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让两位学者对这项研究计划筹备已久，在2018年一次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专门承办的研讨会中他们的这项计划获得大量的支持和启发，并开启了这本书的具体编撰计划。

 ^{Jillian Walliss副教授（左）和Heike Rahmann博士（右)}

两位学者清楚他们很难通过一本书来定义“亚洲景观“，或是去提供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汇总和分类。作为第一本讨论亚洲景观的大书，他们期望通过它去描绘一幅对设计、行业运作和业务，以及对自然、空间和城市主义思考的图景，进而为具有识别性的亚洲景观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探讨机会，并质疑以欧美为中心的景观学理论的适用性。

^{《The Big Asian Boo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封面, 由Heike Rahmann and Jillian Walliss 编著}

全书主要分为三大章节，分别为“连续体 (Continuum)”、“中断 (Interruption)”和“速度 (Speed)”。它们之间没有被设定一个严格的逻辑关系，便于读者可从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开始。其中：

 “连续体 (Continuum)”建立了对一些亚洲地区在空间、时间和自然的共同文化与哲学上的理解，并解读它们是如何在当代设计实践中来表达的；

“中断 (Interruption)”则探讨了现代性和经济增长对亚洲的影响，以及景观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如何在这种复杂关系下出现的；

“速度 (Speed)”则检视了设计者的角色是如何在政府和市场的驱动下应对经济发展周期下的繁荣和萧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以及高密度的亚洲城市状况。

Jillian和Heike还整理了20多位来自亚太地区的学者和从业者的短文或评论，以及80多个与主题相关的设计案例来共同组成这本大书，同时也补充了诸多对于亚洲景观探索的地方性话题和倡议。在每个章节前，他们都提供了引领式的学术性文章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相关话题和观点，同时也回应了一些普遍的疑问——“亚洲“具体指的是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亚洲景观？亚洲的设计实践有何独特性？它们与地域内外的景观有何共性与差异？

1.向内（亚洲）的借鉴 (Inter Aisan Referencing)

相较于西方，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从文化、地理、宗教、经济往来等多个角度而言都有不可争辩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两位编者也同样清楚，“亚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并已经展现出了内在的差异与多元。然而这些都是这本书想要尝试去揭示的。

编者鼓励用一种“弹性的亚洲 (An Elastic Asia)”来理解这个既有动态差异又具潜在联系的地域概念。这种理解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能为这个复杂的地域概念提供了一个丰富又可辨的图景底色，使人理解到景观在东西方背景影响下的根本差异，同时意识到向内研究借鉴的潜在价值和重要性。

这个地域概念的理解支撑了本书所贯彻的方法论——“作为方法的亚洲 (Asia as Method)” 。它最早是由日本的哲学家竹内好在1960年提出，呼吁打破二元结构，如进步与传统，或东方与西方。他对当时追逐欧美的风潮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不清楚缘由和去向的模仿是没有价值也难以适应日本的，甚至鼓励应多向当时落后的中国和印度学习，因为这种向内的借鉴共享有更多近似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从而帮助产生更多在地性的知识和启发¹。这种自觉与之后的日本建筑学界所发起的新陈代谢运动相呼应，那是一次将现代主义发展从欧美转移到非欧美国家的变革性运动。

^{《作为方法的亚洲》，竹内好}

Jillian和Heike鼓励将这种向内的参考(Inter Aisan Referencing)作为对亚洲景观领域探索的基本方法。这不仅考虑了儒释道这些亚洲哲学在政府体制、社会责任、家庭观念、自然文化等方面的渗透，也符合了近百年来各界学者对“亚洲”作为一个整合个体的认可，是作为一种从西方概念中脱离的自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引发向内思考、对比和学习的有效策略。

不少学者称，如今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城市增长模式都与当时的日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不禁让人自问，我们是否也需要一个类似新陈代谢的宣言来帮助建立自己的舞台？我们应该如何再去看待现代欧美城市？该如何立身于当今这仍以西方为主流话语权的建筑景观领域？又或是潜心向内寻找答案？

两位编者认为理解“作为方法的亚洲 (Asia as Method)“对于那些通常会被视作行业”优等生“的海归设计师或研究者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所获取的西方职业认证大都是在英语语境下所汲取的对自然、文化和生态相关的景观知识，而这与他们所要面对的实践对象与环境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2.新兴的亚洲景观类型

Jillian和Heike在“中断 (Interruption)”一章中表达了对亚洲城市经济转型背景下新兴城市空间类型的看法。她们认为这些空间类型看起来可能与西方的模式类似，但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用下所显示出的内在差异是非常之大的。

她们提醒读者先要理解一个关键的差异——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化是指工业化或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过程；现代性则指的是一种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轨迹中朝向未来的过程，也包含对现在的质疑2。对于西方而言，现代性和现代化是重叠的，但对于亚洲来说并不然。

此外，这种差异也反应在文化和体制之中。以儒家思想为例，它已深入渗透在当代亚洲多国，尤其是东亚，的政体、社会、家庭及个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些影响催生了强大的政府领导力、土地公有制度、租赁开发机制、开发商作为空间创造的驱动力特征3，以及西方少有的跨国地产开发集团，展现出了强大的执行力和生产力特点⁴。

由政府主导的分权开发不仅极大地激活了空间生产效率，同时也催生了独特的空间类型和性质。所谓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或公共与私有的二元分法在这些城市空间之中并不能被合理地解释。一些开发商已经主动承担起维护城市、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角色，并将其囊括在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原则与策略之中（如太古集团的可持续发展2030策略）。

^{香港太古坊——与社区共享的办公绿地 ©太古集团}

这种非比寻常的经济转型和空间生产也导致了另一个与西方城市的差异——巨大的城市人口和密度。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39个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将会有21个在亚洲，尤其是南亚和东亚。在东京，人均4.5平米的绿色用地面积还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提议标准的一半5，但这让人感慨的也许并不是其难以想象的城市密度，而是优质的空间品质。

城市的高密度也意味着高混合性空间发展的趋势。新加坡Funan商业中心，Woods Bagot的Stephen Jones作为它的设计总监之一在采访中说道，这种高密度混合型商业中心在北美或澳洲是普遍不受欢迎也不被鼓励的，相反在新加坡却是极受欢迎的城市目的地，而且这种城市空间正在亚洲快速蔓延。

^{高密度混合型商业中心——新加坡Funan ©Darren}

除了密度差异外，Jillian和其它多位亚洲学者都认为，公共空间或公园的概念在亚洲城市化之前本就不存在，那时真正具有公共性质的场所更多是在市场或街道这些与人们生活紧密交融的空间6, 7。

因此，在理解这些当代新兴的亚洲设计实践时，编者提醒读者要避免陷入类型学中对所谓典型案例研究的陷阱，鼓励去透过多重视角来辨识城市空间表象下的复杂性，如生产方式、资金来源、公众理解和使用等，以及在城市、社会、生态、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多重效益。

^{亚洲的“共”有空间 ©Akiko Okabe}

3. 设计者在亚洲城市化过程中的角色

编者认为理解设计实践是如何影响亚洲城市化过程的另一个重点是去搞清楚“设计者”的角色，它们同样产生出了独特的形式和作用。以中国为例， “单位”作为特有的社会单元演化出了设计院的形式，即使随着市场经济开放，它仍是作为国家重要项目的主要负责单位。

随着市场资本的进入、政府资助的减少，以及国际资金和技术的注入，一大批私人设计企业开始崛起，这也弥补了设计院相对被动和缺乏创造力的弊端。Alex Breedon作为GVL怡境国际集团的澳籍设计师在采访中感慨到，中国项目运作的速度是澳洲的四倍，这使得他的设计想法能更快地被执行和实践。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些批量化的产品免不了有诸多低品质且缺乏场所性的城市空间的产生。

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由大学院校所经营的设计机构，它们将生产、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其中研究部门通常作为一种小型的“设计孵化器”存在于庞大设计机构之中（如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这种模式与日本大学所采用的“实验室”有相似之处，如建筑师隈研吾和丹下健三在东京大学所创立的设计研究室。它们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在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的同时还可帮助产出一些有传播性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Jillian称越来越多西方大学的设计学院也在发展这种模式，作为一种实践与学术相结合的手段，但这种模式往往导致研究人员与设计学院的分离。她认为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些例子仍旧与地域文化和政府体制有关。如传统的学徒模式和“学以致用”的儒家理念，这使得“研究”更多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以进一步推进知识经济和产业竞争力，但这种以实用为导向的研究也让中国的学术工作显得相对劣势。

在这些设计角色的助力下，中国经历了一段快速规模化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同时也逐渐开始探索以增量减速和存量更新为主题的城市化下半场进程。这种过程特征也同样能在许多其它亚洲国家和城市找到相似经验。Jillian和Heike在书中也详细介绍了新加坡、日本等国的例子，将这种共性称之为亚洲城市化“快与慢的平衡“。他们通过这些图景和描绘再一次提醒读者去理解景观与亚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促成的特征，从而可能去发现更多的潜在着力点与兴趣方向。

^{亚洲城市化的 “快”与“慢” ©STX Landscape Architects (左), studio on site (右)}

总体来说，全书所展现出的庞大计划如同书名中的所用的“Big”一词那样，展现了一副复杂且多元的亚洲景观图景。虽然诸多的学术解释和难以详尽的“亚洲”跨度让整本书显得有些难以聚焦，但这也反应了这项任务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编者对以“亚洲景观”为话题的呼吁与期望——在肯定这个新的“亚洲”集体的同时也呈现其中多元和复杂的碰撞，以此来鼓励一种向内的学习和思考，从而促进更多的有关亚洲景观的讨论、实践与研究。

Jillian和Heike作为两位具有多年东西方景观理论教学背景的研究者，通过这本书为亚洲景观提供了一些更为中立且全面的观点和解析。比如呼吁避免依赖西方空间类型学来理解设计实践，它会让空间生产者忽略其过程而重形式；西方视角的公共空间在大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中都不能被合理解释，也不存在其城市化之前的历史之中。对我国而言，那些邻里街巷和商贸市集是更能倾诉中国人情感的场所，那些模糊了公私概念的商业中心是当下更受欢迎的城市目的地。因此，“景观”的概念在这些特定语境下是有差异的，是西方类型学所不能解释的。

另一个价值点是去理解空间生产者的角色，如市场化中的设计院、逐渐强调城市公共性的地产商、更具国际视野的小型事务所，作为“设计孵化器”的高校事务所或企业智库，以及兼具专业精神与大众传播使命的景观媒体等等。书中通过多种方式呈现了这些角色的背景、特征与利弊，同时也对比了与西方的差异。这些理解对于那些即将或已经步入景观行业的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探索事物的缘由和成像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它能启发人们去思考和沉淀，去帮助设计和研究者在探寻本土景观的道路上寻得更适用和创新的方法，这也应该是本书最核心的初衷和价值所在了。

作者：申瑞琪

Author：Ruiqi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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