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思想与挑战：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演讲及圆桌讨论
018年11月2日至11月3日，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题为“挑战：反观建筑思想，教育与实践”的建筑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和建筑学院院长来分享各自的理念和经验，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本篇文章记录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的讲话以及他讲话后的圆桌讨论，他提出建筑教育不仅要注重研究，还要关注如何将知识传达给社会，从而真正影响世界。在圆桌讨论中，雷姆·库哈斯，矶崎新，崔愷，李翔宁，周榕和邱志杰根据各自的经验，发表了对于建筑挑战的看法，提供了多元的思维方式。
莫森·莫斯塔法维演讲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作为一个建筑学校，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认为对于艺术学院来说，建筑学实践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说到实践，很多人会想到建筑专业人士，或者是在办公室工作的建筑师。实际上，真正的建筑行业从业者，他们并不一定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更多时候这也代表着学校中的各个学院是如何和外部世界沟通互动，以及外部社会是如何希望从事、并且参与到建筑工作当中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农村，通过介绍农村的情况帮助我们诠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库哈斯在过去的6到7年一直在和自己的学生一起从事一个农村项目，他们在办公室里进行了很多的工作；而矶崎新则有很多海外办公室，除了日本，在其他地方也会进行自己的项目。他们举的例子很好地反映了在学院以外正在进行的现代以及当代建筑活动的背景之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时代里到底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在学院里面进行的一些研究以及调查和我们的直接现实没有非常大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10多年里，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想要了解他们的工作会对于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和世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研究以及调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现在的学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它们如何进行研究？如何推广我们的知识？简而言之，即是我们在学院内部的专业知识应当如何传递到外界去。我们一定要好好探讨一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实践需要学院所提供的知识，学院的知识可以更好地促进当代建筑实践。
城市化进程对于我们的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传统形式的大楼进行了改造，从而提供给人们一种全新形式的居住空间，比如说一些在拉斯维加斯的居住区。我们的理论一定要更好地去了解这些变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公司会去设计城市和居住空间，同时整个地球都在城市化，学院一定要在学术研究中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当我们想要促进当代艺术实践的时候。像是《生态都市主义》等书籍会为我们介绍一些当代的建筑设计，也会为我们介绍一些城市化的架构，以及城市化的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查以及了解城市化的进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的影响是什么。
说到城市，我们会提到城市当中的基建，包括纪念性建筑物、大楼、水池，等等。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发明以及创新呢？一位著名的建筑师设计了一栋公寓，通过他的设计，他希望可以更好地优化公共空间，这也带来了很多社会效益。
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很多学院以外的工作和研究。法国南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环境问题，也会看到这些环境问题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和各个基金会合作，一起思考如何在学术层面上解决这些区域性的问题和危机。他们希望使用当地的原料生成一些新的设计项目，然后用到建筑行业。我们也可以借此重新思考在这些地区有哪些潜在的新的可能性。
我们的学生也进行了一些项目，如在极端环境，如斯洛文尼亚身上建造的住房；在日本建造可持续性住房；在祖玛、巴哈马也在进行相关项目，并且考虑如何和当地社区进行合作。最后的例子中，我们合作的社区都是比较贫穷的。在巴哈马，我们希望可以制定出一些主要建筑计划，通过建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以让我们的学院进行更多研究。研究之后，学院会生成相关的文献以及调查结果和报告，然后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到祖玛；或者是在巴哈马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帮助本地进行城市化发展的规划，为他们的城市发展计划注入一些新的现代化思想。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进行相关的对话，或者以广播的形式来宣传我们的实践对于学术的影响，这样可以使得学术界更好地了解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实践。这不仅仅是学界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学界来重新组织相关的研究活动。
哈佛也有自己的责任，如进行相关的文献公布以及出版。我们会举行一些小型且内容单一具体的活动，如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演讲等。通过这些出版物我们也可以充分地研究物料的消耗等等。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水泥在中国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将它和美国使用水泥的状况进行比较。这些研究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指向性，因为它们会关注某些特定的话题和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进行其他的学术研究。我们相信学界应该去考虑实践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因为实践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我们有一位学者出版的文献中，充分探讨了在日本建筑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进行很多科学性的研究和解释，比如一个研究本身可能并不是实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来模拟现场的情况来研究。还有一些出版物，如《哈佛设计杂志》会帮助我们讨论更加现代的问题，像是货架设计等等。通过这些话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有一本书叫作《走进森林》，森林和建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特定的话题。
学校和学界有责任以不同的方式来生成新型的知识。而我们又该如何去真正地推广学界的这些研究结果呢？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收集信息，相反我们还要有更加高效的方式去传播知识。我们会将一些知识放到书里进行传播，比如在《Still Life》一书中会包含很多照片，这些照片都是针对不同情况对于建筑的重新思考以及想象。去年我们也关注到了社交媒体的影响，我们并不仅仅会去研究学界当中的知识，我们甚至会把学界的知识和社交媒体的背景进行结合再进行研究。
通过这些文件、书籍、照片，等等，我们以一种中介的方式进行建筑研究。通过一些学生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重新构思一些机构性的工作，也可以看出他们需要花很多努力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多时候，我们要有意识地真正去传播我们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我们工作室的报告都是针对不同的话题的，在学界学校应该提供多样化的知识。有的报告里研究的是砖，这种材料有厚有薄，我们从怎么样手工制作砖块开始研究，并用绘画展示了制作过程；我们还研究了一些纤维，它的形状是流动的，可以创造出我们设计想做的任何形状。
在过去的6年间，我们与中国以及亚洲的一些其他新兴市场，如马尼拉、吉隆坡等共同研究了三个不同的事情。在中国我们研究的是边境城市的建筑。我们看到这里的乡村在逐渐走向城市化，这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影响。我不不是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是要让农村能过追赶上来。我们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并且出了研究报告。
我们对一些农村城市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思考，并且试图改变当下的农村环境。学校在社会参与方面的责任是什么？学生是非常热心的，他们不仅与学院、学术界进行合作，也非常热心地参与到各个社会项目中。这会在短期造成一些非常有利的影响，能够帮助学院更好地履行职责，改善我们生活的环境。
圆桌讨论
崔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今天是建筑论坛，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在讲一些跟建筑有关，但是实际上更有拓展性的引起社会思考的社会话题，很有意思。
今天，无论在学校，还是设计院，包括在跟业主、政府各方面的对谈当中，建筑师不再仅仅是扮演提供技术服务的角色，很多时候也需要参与决策。我也觉得在今天中国的城市转型当中，思想变得很重要，价值观变得很重要，一种价值观的讨论甚至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城市、或者是社会对于建筑产生一种不同的认识。这样的讨论也可以使我们的建筑学思想——从传统来讲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以及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思考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我记得自己在上学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对于职业的兴趣充满了一种未来英雄主义的畅想。而到今天工作了将近40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反过来重新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幸的事情。
李翔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想讲的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的剧烈变革之后，当代建筑理论圈似乎显得沉寂。当年库哈斯先生写作《疯狂的纽约》的时代，那个由纽约城市和建筑研究所、oppositions杂志，assemblage这样的出版物所代表的一个西方理论空前繁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Peter Eisenman、Kenneth Frampton、Diana Agrest ，Mario Gandersonas、Stanford Anderso，这些人渐渐成为东海岸各大建筑院校的终身教授，他们的理论也渐渐地被经典化和固化，他们自己也成为了他们曾经奋力批判的主流建筑思想的一员。 在经历了一波Digital、Blob和parametric理论洗礼的建筑界，似乎再难找到曾经那种正面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
让我们看看中美关系中建筑的状况。2016年，应Mohsen Mostafavi院长的邀请，我在哈佛大学GSD策划了题为“批判的实用主义：当代中国建筑”的展览。我选择了六十位当代中国最好的建筑师，每人一个作品。参展的张永和先生曾经和我说：“在当代美国很难挑出这样品质的六十个作品，而在中国这样的展览几乎可以变成一个双年展，因为在中国差不多每两年就能产生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然而在当代中国建筑实践繁荣的表面之下，掩盖着一个让人思之害怕的事实：我们还在不断接受西方建筑的启蒙。中国的理论家们愿意说我们从未现代过，所以我们的建筑师们其实正经历着Rafael Moneo所说的“理论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结果是我们把柯布、路易斯·康、阿尔托、斯卡帕当作我们的精神导师，并试图在今天再走一遍他们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已走过的道路。建筑师以柯布为原型，并将一种虔诚的膜拜式的学习当作荣耀。我和几年前担任柯布西耶基金会主席的Antoni e Picon教授说，“你知道吗，今天全世界关于柯布研究的文章、硕士博士论文，中国大概要占到80%。”
理论家们提倡建筑回到“基本问题”：结构、材料、乃至建构，并提倡一种“真实性”，无论是材料的真实性，还是文脉、建造工艺的真实性。事实上，正如Alan Colquhoun在他的文章concept of regionalism中指出的，今天，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地域性真实”，其实只是为有趣的形式找的一种理由。我想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建构性真实”。
和西方被当代政治正确所裹挟，建筑圈只能讨论公平、正义、可持续性一样，当代中国建筑的学术圈被一种来自西方的过去的价值观所裹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似乎讨论空间形式是不道德的、可耻的。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到处涌现的各种“网红”建筑，如同经过统一的整容手术的无聊的空间“面容”，再抹上素混凝土、中国风的木制家具就可以出产魅人的建筑图像。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什么时候起，空间和形式已经不再是建筑的基本问题而被我们的建筑理论放逐了呢？无论如何讨论社会公平正义、可持续生态，还是材料、建构或者地域的真实性、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整个人类，正在失去欣赏、设计、建造打动人心的空间形式的能力。这或许就是我眼中当代建筑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的题目叫做结构化知识碎片与广义架构化思维，我特别开心没有跟李翔宁撞车，否则他的一篇论文下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里面说的李翔宁一句没有说，非常好，我们两个的挑战不一样。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挑战，我的问题回应了这次的主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知识的结构性困境。什么叫知识的结构性困境呢？对我们来说当今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觉得非常不确定，这个不确定从哪里来？是因为有一些力量超出了我们可以控制的常规的范式结构，这个力量可能是技术进步，可能是政治上的冲突，可能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加速迭代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碎片化，时间、空间所有的事件，包括人类的情感所有稳定的结构都呈现碎片化，最终危及到了本应该最稳定的人类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最严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知识的碎片不能够被原有的人类文明在一个碳基世界建立起来的体系内结构化，只能任由这些碎片浮动在空中，切削我们的生命，把所有的世界的图景变得细碎不堪，甚至在碳基世界原有的知识结构也被海量的信息所冲击而崩解。硅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知识碎片，但是它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有结构的完整的世界。这些自发的组织全部是昙花一现，硅基世界的技术工程师有能力引发一头怪兽，但是没有能力驯服它；他们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但是没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一个世界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建筑思维的结构性闲置。
现代建筑思维的本体特征就是乌托邦思维，就是创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幻想世界的思维。如何虚构一个幻想的世界观？没有人比我们这个行当，也就是建筑师更有经验。在碳基世界中由于既有的世界规则和世界观的严重限制，建筑师创造世界与世界观的能力都被严重闲置了，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幻想被迫只能在现实的碳基世界中改头换面、藏头露尾，并且往往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即便我们熟知的一些具有非凡想象力和革命精神的建筑小组，也不得不屈服于重力规则的普遍限制，不得不把他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打扮为一种建筑的面貌。建筑师一代一代死去，而人类建筑幻想世界的精神与架构思维永存。
第三个，运用广义架构思维打造知识跨基新结构。
面对一个全新的数字乌托邦，建筑师不能恐惧悲伤，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都纷纷转行，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该何去何从。回顾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建构的过程，我们会发现钢筋混凝土、钢结构和浮法玻璃没有一样是建筑师发明的，但正是建筑师通过建构思维用它们创造出了现代世界。建筑师传统的，在碳基世界的建构思维必须要被扩展到更广义的维度，有关未来世界的知识必然是跨基存在的，跨越碳基和硅基这两个世界存在。人类知识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空前的迁徙，而人类知识的大迁徙、人类文明的大迁徙仅仅是开端。我们能不能从一个在碳基世界中跟砖头、水泥打交道的泥瓦匠类型的、或者说物质空间的建筑师，转向硅基世界的知识建筑师和愿景建筑师，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
可以预言的是，在今后的10年，如果不准备转向的话，坐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也许会失业。怎么转向？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动荡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不安之中。正如梵高说只有真正的画家才不害怕空白的画布，我要说，只有真正的建筑师，才不害怕不确定性的未来。只有创造才可能导致未来，预言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
邱志杰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我的题目叫做“谷歌地图时代的山水画”。我画的第一张地图是小汉斯约我画的21世纪地图，接着我发觉我有一个习惯，在过去每一个展览里面，我都会为自己的展厅做一个地图，把所有的照片进行自我策划。我为我的教师生涯画了一张总体艺术地图。几年前在深港双年展，库哈斯先生问我说你怎么敢把你的工作室叫做总体艺术工作室呢？那个词跟集权主义有点像，我回答他说：你们每一个建筑师不都是搞总体艺术的吗？我曾经被任命为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我用地图作为策展的方式，后来就画了很多年。建筑地图，连接着故事和游戏的地图，乌托邦的地图，情感的地图，人类命运的地图，以及食物的地图，医药的地图，身体的地图，记忆的地图，动物的地图，植物的地图，等等。在旅行者的地图中，中有一种旅行叫做虚构的旅行，往往由乌托邦构成。还有一张地图叫革命的循环，追求公平的革命和放任不平等的循环。当然我也会在人的身体上看到地图，我会画各种各样的人体地图，有时候是真的人，有时候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人。因此有很多人请我画地图，古根海姆请我画了中国40年来的当代艺术地图，于是我不小心成了一个美术史家，似乎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我可以决定让谁出现在这张地图上。
中央美院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我画了中央美术学院100年的地图，我再次掌握了某种权力，让某些人出现在了这张地图里面，可能会让有些人很生气。我画了植名史植物考，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东西其实来自南美洲，或者来自遥远的非洲。它非常像一个科普，但是它颠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在日本金泽21世纪美术馆，正在展出我的另一幅地图，是世界各地的争议领土，以及地震、火灾等各种各样的动作发生在这些地名之上，随着观众的脚把它们踢来踢去，形成了一张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地图。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馆展出了世界尽头的思想，集中了世界上所有可以加上ISN作为结尾的词汇，最后我发觉其实世界上每一个词汇都可以以ISN作为结尾，除了这个词本身。现在的美术馆建筑已经成为了一个展览中最大的作品，经常有庞大的空间。圣保罗双年展请我在展览门口画上庞大的旅行者地图，在莫斯科画了第三世界的遗产地图，在展伯克利美术馆建筑生命画了世界花园地图，在新加坡展出了地图的地图，刚刚我还在香港西九龙火车站展出了香港文化地图。夏天我为facebook画了社会关系地图，在澳洲画了技术伦理地图，像迷宫一样，用5天时间就能画完一面巨大的墙面。
画地图有意思的地方是构建了一种连接，比如说在旅行者地图上，旅行者中出现了马可波罗、玄奘这样的人，但是它会突然间出现一个漂流瓶，也被我描述成旅行者。当我描述所有的交通运输技术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到了最高科技各种航天飞机的时候，像嫦娥这样的神话中的名字又重新出现，于是整个世界被混为一谈。在中国传统山水里面，山和山腹相遮映，那些被挡起来的，不可见的地方是神仙所居住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世界像一块镶嵌画。
我们以前曾经每个人都拥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由天地人组成的，或许它粗糙，但是非常清晰。1994年我做了一个看猫和老鼠在迷宫中谁能抓到谁的地图，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托曼关于动物脑中认知地图的研究。首先是由托曼发现了位置细胞，接着2004年两位科学家一起发现了网格细胞，这三个人后来分享了2004年诺贝尔医学奖。每个人在他的头脑里面都有内在的GPS，由网格细胞和位置细胞构成。每个生命体的构建都是一张地图，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描述生物圈和整个生物界，我们其实无法描述一个清晰的生物个体。今天我们可能越来越多地在使用谷歌地图，但是每个人失去了自己画一张地图的能力。对我来说画地图是一种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重新构建的能力，甚至于把世界加以简化，通过简化世界让世界互相连接起来，就是刚才周老师说了世界碎片化之后。
对我来说画地图就是把空间命名为场所，就是我理解场所的过程，画地图是我构造的方式，画地图是我搭建关系的方式。最后一张地图是我画的一张称之为虚构地理学的地图。2003年我和矶崎新先生在东京谈话亚洲，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另类的亚洲观念，他说以澳门为中心，以半径3000公里画一个圆，那个圆就是亚洲。我不知道今天矶崎新先生的亚洲是变大变小了，还是移动的。我和矶崎新老师谈论亚洲，库哈斯先生在谈论总体艺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渐渐有了一种画地为牢的身份想象。建筑师、画家需要上岗证，一个人要成为教师需要考核，曾经谁都有可能成为思考者、教育者、建筑者，谁都有可能画一张他自己的地图，我们要重新建构那样的时刻。
雷姆·库哈斯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授
我们看到你们非常严肃的态度，你们自由的精神，以及你们为下一代制造一个自由的环境的努力，好像世界的区分已经不存在了。你们有非常精美的技术去创造，去启迪，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看到今天在场的教授和所有的学生，这是我最大的感想。
矶崎新
著名建筑师
我看到中国的思想和亚洲的思想，我看到中国的建筑思想变革，听到你们各位的发言，我发现再没有人是单独思考建筑。你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综合的思维方式。所有传统的亚洲思维，甚至是全球思维，尤其是在建筑领域都在改变，所有的教授、所有的机构都必须思考如何去教授学生艺术。我自己不知道，也许雷姆·库哈斯拓展了建筑的概念，建筑的概念是非常广的，它覆盖了全球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各个方面。我听到了各位的发言，我们看到了全球的发展，包括一些建筑的崛起。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思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建筑，思考农村发生的变化。也许正如库哈斯所说，建筑师不仅是建筑师，还是艺术家和工程师，建筑师们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想法，改变着他们的项目。
我一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也许有一些事情会彻底重新建立、重新组织，这种改变就是建筑。如果全世界有什么事情会重新改变，我觉得就是建筑领域，建筑包含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面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筑。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建筑方面的思想，但是我觉得是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发生的对话都是建筑思潮。
莫森·莫斯塔法维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
我们的建筑师有可能同时既是艺术家，又是工程师。所以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定义和分别。
您说了建筑和建筑师的角色和重要意义，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形，真正在现实生活中的建筑意味着什么？建筑可能是有多个角度的意义，建筑师有的时候需要深度理解材料，有的时候需要去处理不同的社会场景和情形。
我们刚刚听了李教授的发言，开心地看到当今的中国人们在研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并且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对于中央美院这样的机构，我们的角色不只是要去提供具体的知识，还要去提供一些思维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今天会议的重要性。
矶崎新
著名建筑师
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伊朗，都有非常浓厚的历史，并且在发生着一些改变。它们的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我看到了一种中间性的存在，可能在世界地图上存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些全新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在这里。
李翔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于莫森先生的问题，我们确实缺少意识去思考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从日本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在同济大学有一个三年的项目，我们邀请来自日本的教授，每年来同济大学进行十场讲座和讨论，三年就有三十场这样的讲座。我们讨论在过去多年中，在韩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如何影响全球的建筑领域？我们去讨论一些具体的建筑材料等等各个领域。同济大学认为，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一些现代发展进程，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在两国之间进行了一些合作。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投稿邮箱：contact@landscape.cn
项目咨询：18510568018（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