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来北京看我，这是他近20年后再次从浙江的乡村来到北京。晚上畅谈一天参观后的感受。本以为北京这快速发展的20年给他带来惊喜，该赞美广场之大、建筑之雄伟、马路之宽畅、花坛之艳丽，可想不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大吃一惊：“这马路边、小区里和公园的地也太浪费了，这么多的空地怎么都种上花花草草的呢，要是都种上庄稼那得能养活多少人啊。”他哪里知道，他的朴实观点要是在大街上表达，那会招来多少鄙视与嗤笑：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但我理解，且有同感。时间再倒退回20多年前的60~70年代，那是我记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父亲经常被“贫管会”（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拉到村里的大会堂去挨批斗，我被作为“孝子贤孙”在台下陪斗。批斗的理由是父亲开荒种地，在乱坟堆里种大蒜，在路边种大豆之类。还偷偷在凌晨把鸡放到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吃收割时掉下的谷粒。于是辛辛苦苦种的大蒜和作物被连根拔起，鸡被打死，就像今天销毁盗版光碟和缴获毒品一样。批斗他的干部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父亲的回答是“我看到那撂荒的土地很心疼，看到掉下的谷粒很觉可惜。”现在听起这故事来很觉荒唐，但在当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政治思想斗争。
时过境迁，在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与丰产被当作先进与美德来倡导和鼓励。可我的父辈们哪里知道，在城里，他们的“土”资本主义在当代却遇到了“城市”资本主义的鄙视与质问，甚至惩罚和批斗。被迫安置到小区楼里的“城市化”的农民们在小区开荒种菜，却遭到类似当年父亲的遭遇，只不过没有了体罚和大会的批斗，但鄙视的声讨仍然刺耳。结果当然是拔掉庄稼，以“美化”的名义，种上草坪和奇花异卉。于是，丰产的庄稼被娇艳的奇花异卉所取代，满街跑动的是变型的哈巴狗，水池里养的是驼背的金鱼……更可悲的是，即便是以生产为正道的广大乡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建设新农村”的口号下，让朴野“高雅化”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以非生产的无用装饰代替丰产的田园景观。苏州园林的奇石、金水桥的汉白玉，还有彩叶绿篱大行其道。再过2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这同样是荒唐的。
在中国文化中，同样也在其他文化中，以非生产性为高贵、以非生产性为美的文化源远流长。原因之一是生产性是自然之道、是普通与寻常之道、也是千万年的自然演化与人类进化赋予生命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之道。而少数统治大众的贵族与士大夫为维护其优越地位，必须通过其与众不同的生理与文化特征来彰显其特殊性，于是，畸形（有别于普通的健康形态）和“非生产性”（有别于普通的丰产功能）便成为他们所追求的特质。原始社会的“羊大为美”的价值观，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中早已被颠覆，并流毒至今。于是从人体开始，一直到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非生产性”与畸形便成为定义美与高贵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从中国妇女的裹脚文化，到当代模特们为求瘦弱而患厌食症并且死亡的时尚文化；从玛雅贵族的头颅畸形手术，到北京、上海和迪拜城市中盛行的奇形建筑之风尚。我看见以非生产与畸形为高贵和美丽的传统不但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停止，甚至被发扬光大，而这种少数人的传统俨然成为城市化大众的追求，其代价便是地球生命系统的大破坏。
因此，回归景观或土地的生产性就是回归生存与健康的艺术，就是回归自然之道，就是回归寻常之道。这需要一种新美学与新的价值标准，需要颠覆既有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如此，城市才会可持续，土地才会有新生。奥巴马夫妇在白宫毁掉花园草坪种菜便是对新价值观的追求。
于是，我憧憬未来城市的途径：未来的城市是新桃源城市，或新田园城市。确切地讲是低碳或零碳的城市，是生产性的城市，更是节约型的绿色城市。雨水不再通过市政管道排出，而是被留到城市的鱼塘中或补充地下水；街道上的绿地里长满庄稼和果树，不再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园林花木；稻谷和高粱在社区和学校的绿地中生长、成熟，在成熟的季节里，鸟兽和人类共同在那里收获并欢庆丰收；建筑是由会光合作用的表皮构成，屋顶是养鱼池，不但保温节能，而且生产食物；城市地下室是巨大的蘑菇工厂，繁育最富营养和健康的蘑菇。
当代一些巨型建筑和城市空间及大马路将被改造成新田园景观，在供人们凭吊20世纪荒诞建筑和城市景观的同时，为新田园城市提供绝好的生产和游憩场所：比如CCTV大楼是一个立体农、牧、渔业的复合系统，大裤衩的洞里会安装几个风力发电机，利用其风动效应；国家大剧院则利用其无比的温室效应，被改造成巨型热带、亚热带温室，生产各种瓜果，地下室种蘑菇；鸟巢是国家菜市场，其巨大的钢构可以用来悬挂各种容器，形成空中菜园；天安门广场可以改造为向日葵田野，在生产油料的同时，让全国人民有机会体验朵朵葵花向太阳的意境；交通工具是高速干线，连接一个个紧凑型的步行社区，那里只需要随处可拾的自行车来解决交通。当今大量的停车场可以用来种小麦和菜园，或挖成收集雨水的鱼塘。
这种新桃源城市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不是乌托邦，而是生存的艺术。
俞孔坚
2010年2月28正月元宵于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