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庐山烟雨浙江潮
admin
2003-03-21
来源：景观中国网
像时空颠倒，像命运棋盘上掷出的一把令人瞠目结舌的骰子。
遭遇极富盛名的京城房地产SOHO现代城以后，再见到潘石屹，得知他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在你的脑海里盘旋不去。
像时空颠倒，像命运棋盘上掷出的一把令人瞠目结舌的骰子。
遭遇极富盛名的京城房地产SOHO现代城以后，再见到潘石屹，得知他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在你的脑海里盘旋不去。
这个甘肃山沟里土生土长的人，和那些焕发着前卫、现代、人性之美的先锋建筑之间竟然是开发商和其地产项目的关系，而他本人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甘肃口音，甚至还有谈话间把腿盘上座椅的习惯……
-开场白
潘：我感觉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来个记者让我谈一遍成功经历，来个记者又让我谈一遍成功经历……当我一天之内要复述三遍SOHO城规划始末的时候，回忆已经变成一种折磨，烦透了。希望你们能问出一些火花，谈出点有意思的东西。
贫困的悟性
——我忍不住要追问你，你生长在计划经济氛围浓郁的农村，既没有得到很好的商业知识教育，又没有特别的从商经历，何以能把几亿几亿的房地产项目经营得那么出色？
潘：一半是有些商业天赋吧，一半是以后经历中逐渐积累了市场感觉。我始终相信自己从经历中获得的许多感悟是有助于商业投资判断的。
——你的爱人张欣说，你的谈话技巧并不出色，但对事物的感应力却比许多能言善辩的人要强。她将这归因于你出身于贫困农村的缘故。还记得农村生活给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吗？
潘：我是甘肃天水人。听说过麦积山这个地方吗？一个山沟，有很多野花。其实，童年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贫困啊疾病啊有多可怕。到后来长大一些，到镇上、县城去逛了回来才发现了村子里的贫困，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第一次冲击了头脑。后来考上镇上的中学，班里主要是镇上孩子和兵工厂子弟，只有三四个同学和我一样来自很偏僻的小山沟。我们这几个人身上穿的衣服、说话的腔调、交往的圈子、习惯与爱憎都与镇上的孩子不同。我记得才开始上初中的大半年，我们几个总是团结得紧紧的，结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小圈子，敏感地对抗镇上一帮想欺负我们的小子。这个镇当时叫“东泉公社”，现在叫“马跑泉镇”。
——令人想起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少年时期。
潘：后来我爸爸“右派”平反，我家搬到另一个县城，但我还经常回山村去看望亲戚。记得有一次去叔叔家看我奶奶，我奶奶想给我做顿好吃的，但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一点细粮了。我奶奶就从厨房翻出来几个装过细粮的面口袋，让我撑着口袋沿，自己用根擀面杖啪啪地打袋身子，翻过来打一圈，然后再翻过来又打一圈……最后有了一小把白面。我奶奶将这把白面揉了个面团，用擀面杖擀了一张特别薄的饼，再用玉米面压在这张面饼上，撒了些酸菜、葱、蒜，卷起来在热锅里做了个“菜合子”。我叔叔家里的孩子也很久没吃过细粮，这个“菜合子”大家就一齐分吃了。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而且觉得我们理所应当这样疲乏地生活，应该这样吃不饱，穿不暖。
你今天也许想像不到，在这种情形下，紧接着发生的“包产到户”对农村人的观念影响有多么巨大！包产到户树立了我对于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价值观念。我头一次知道，除“人民公社”以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劳动方式。
5年以后，我走出县城，在机关里干过，又下了海，在北京、深圳、海南都呆过，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个新角度。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城里有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就是可以让人们从凝滞开始流动，重新组合，重新获得平等的神奇力量。
海南，海南……
——你已经在北京未来的CBD(中央商务区)“放置”了SOHO现代城、建外SOHO；在长城脚下动工“亚洲建筑师走廊”别墅群。听说你最近又在海南博鳌买了66.7公顷地要做“蓝色海岸”别墅群。选择此时“重回”海南是否与你当年在海南创业的经历有情结上的联系？
潘：我想是有的。从心里讲，我特别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有点感应的话，从1989年登上岛的一刹那和海南就有感应。当时我坐船到海南秀英，到时已经是晚上了。下船一看，哎哟，岛上黑蒙蒙一片。走到街上，每个小摊贩前面都有一个小发电机在突突发电，灯泡都是一闪一闪的。潮湿的海风吹着，我们就在昏暗且忽闪的灯光下吃了个大排档，感觉自己像电影《海峡》里偷渡上岛的“刘阿太”。谁知第二天起来，发现一大群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汇集到龙华路和大同路上，热闹得如同集市。唱歌的唱歌，作诗的作诗，谈对象的谈对象，卖大饼的卖大饼……全是从内地来的，这些人纯粹是机缘拼凑到同一时空的，有寻找机会的大学生、稚气未脱的高中毕业生、工作几年想逃逸旧环境的人、想脱离土地的农民、义无反顾的逃婚者……我们刚到海南的时候，小小的海岛竟然挤了15万人。我想，海南岛真是个奇特的地方。
——这是1988年到1989年几个月的时间里，无数各怀心思的人涌向海南岛所造成的奇观，令人联想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欧洲人的大探险活动。
潘：恐怕以后再难见到此等场面。当时的我，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原来的一切束缚，只觉得再没有什么处长、科长，再也不用对谁点头哈腰，简直像获得新生。
——没有了包袱，你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创业了。当时有创业方向吗？
潘：还是有点目标和方向的。海南岛不是要建设吗？建设就要造房子，造房子就要烧砖头。我就进了海口兴海砖厂烧砖。
我在经营管理上还有些天分，不久就当上了砖厂厂长，砖厂开始赚钱。回想起来，做砖厂厂长的时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我的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各种各样的想法都能付诸实践。砖厂最兴隆时有两三百人，大多是民工，但在我的管理下秩序井然，他们每天连厕所都用水冲得干干净净。但1990年，海南岛遭大台风袭击，经济萧条起来，砖厂也随着不景气。砖卖不出去，我只好裁减人员，300来工人，我用卡车一批一批送他们离开，最后只剩下80多个人。
——难怪你说对海南有感应，这是你最初体会到意气风发的地方，也是最先让你认识到“大势”如何左右企业命运的地方。
潘：还是一个让我彻底孤独的地方。
1991年2月，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海口的人几乎跑空了。那年海南西瓜大丰收，却无人问津，都烂在地里。过春节前一天，我上街买了个西瓜。将我的照相机放在墙台上，设置好自拍功能，给自己照了一张吃西瓜的纪念照。照片冲出来以后，我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但现在看那张照片，觉得那时还挺精神的，如今要找回那种状态还很难呢。那时我27岁。
大年三十没钱回家，我一个人在琼州招待所开了个最便宜的房间。我想，家里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虽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但和他们看一样的节目也至少可以和他们同乐，有同样的感受啊。我跑到一楼央求一个值班的小姑娘让我在值班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她同意了。谁知晚会刚看了个开场，她又改主意了，死活不让我看，一个劲赶我走。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漫上心头。当时特别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孩子。我走到招待所二楼的窗户边，一边听着外面海南人在起劲地放鞭炮，一边睁大眼睛分辨楼下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人经过。一直站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一对男女说说笑笑地走近了，我就在楼上一直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笑声，眼看他们要走远了，我赶紧回房去拿出照相机，将镜头推出来，从镜头里一直看着两个身影走远、走远……心里特别孤独，特别想家，放下照相机时，我已经流泪了。
——当时那么艰难你还是在海南留了下来，正好等到了邓小平南巡以后的发展机遇，做起了房地产；但是几年后海南房地产还是一片繁荣景象时，你却已经嗅出不祥之兆，及早全身而退。这是巧合还是你对市场趋势已有所把握？
潘：坚持留在海南是因为还是喜欢没有束缚，天高皇帝远的感觉。1990年从北京来了些朋友，我们凑在一起筹办了个“农业高技术投资开发公司”(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前身)。我们6个合伙人，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等，现在被媒体称为“中国房地产界六君子”。这些思想活跃的聪明人给我很大影响。我们通过北京一家集团公司贷款500万元，买进几座别墅，就开始炒楼炒地。
在海南炒地，感觉就像现在看去年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到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大市起来的时候你不介入是愚蠢。但聪明人就是不随波逐流，当别人还在往上走时，你认为该退就退出来了。
跳出去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总是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北京万通很快就做大了，你也一下子拥有了巨额财富。老实说，从一无所有到迅速暴富，一定要面临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许多房地产商就是没有在暴富后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又迅速销声匿迹了。你是怎样调整好心态的呢？
潘：钱的积累从小到大，越积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突然觉得像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说的，“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屁股就看得越清楚。”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外国人有了钱是个什么心态，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想看看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就这样，去了欧洲，也看了不少历史书，只迷惘了一段，就调整过来了。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红石公司。虽然离开万通挺痛苦，但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总是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我想，你的夫人张欣可能也是促使你不断产生“跳出旧框框”念头的动力源之一。
潘：她是在牛津、剑桥浸泡过、华尔街工作过的“洋人”，而我是地道的“中国老农民”，两人对话经常是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相互敲击也相互融通。她一直给我前进的“压力”，从红石公司初创到完成SOHO、建外SOHO、“建筑师走廊”等项目，公司里的许多创新是在她的激发和鼓励下实现的。
——真正要做到“跳出来”，首先必须认识周遭的环境并高于环境；同时，还必须明辨事物发展的未来脉络。这对深陷日常事物中的人来说似乎并不容易……
潘：这的确不是一两件事可以促成的，你要对周围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从商人的角度说，就是一定要善于抓住“变化”。有些变化看起来很细微，也许身处变化中很难感觉出来。比如你有没有好好想像过，就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中国竟然多了1亿多部手机？包括网络技术带来的巨变，很多人习以为常，失却了惊叹的能力，也就不会对此产生对比性的思考。把认识的视野放得更高一点，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从历史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变化趋向！一旦尽早地抓住它，就能找到商机。这就是商人的眼光，商人赚钱的秘诀。
——如何将这种眼光运用到你的房地产项目规划上呢？
潘：造房子简单模仿是容易的，真正冲破已有的条条框框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深受革命的英雄主义熏陶，表现出无私、奉献、节约的同时，也常常在性格之中彰显出粗糙、自大。要在这一代人手中建设出百年大计的建筑作品是有难度的，因为首先做房地产的出发点就需要更正。地产发展商不能简单追求“高、大、全”，应该回到“一两米高的人”身上，分析他们的行为、情感、爱好，为他们营造适度的空间。
正如艺术家要创造就要丰富自己的头脑中的意象一样，商人要有长远而准确的市场感觉，他的阅历就一定要丰富。我自己试图去理解各方面的知识、经历、经验，包括宗教、艺术的角度，绘画语言、雕塑语言、建筑师的心态等。今年我已经走了十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就去用心体会，带着摄影机向它们的优秀建筑“取经”。其实社会各个层面都是很丰富很有意思的，再也不是惟一的价值观可以判断好恶美丑的时代。商人不要呆在屋子里，普通人也一样，天天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茶，见一样的人，没有生活的灵感，这就是平庸啊。当你接触世界的层面多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看得很清楚了，你的心理就强大了，就不会伪装自己了。
碾子是碾子，缸是缸
——听说你还很喜欢禅宗？我看到你的名片背面画着一个打坐姿势的潘石屹漫画像呢。
潘：我比较注重简洁，从内心里就喜欢禅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拿着禅书就会感觉特别平静。
禅的精神是追求事物的本质。尽管禅说不要被形式所左右，没有经典也没有权威，没有崇拜没有偶像也没有寺院，但我以前总想把悟性的东西用理性去作解释。越想理性牵强地去解释，越是偏离了禅的本来意思。人们追求形式上的繁琐，总是表现得没有自信心，所以往往越想追求事物的本质，却离事物的本质越来越远。比如在环保的过程中反而破坏了环境、想熄灭森林大火反而阻挠了物种的新陈代谢、想让住宅区多些赏心悦目的绿地却让行人极不方便……
——你心目中理想的建筑体现了禅宗的什么境界呢？
潘：禅的修炼有三种境界，同我们建房子、做事情、想问题一样。最低的一种是在一个行业里呆的时间越久，陷得就越深，就越迷茫，是一种蒙昧状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再上一个境界是对事物有些领悟，但似乎越是千方百计地要讲明白，越讲不清楚，而夜深人静时，好像又有千言万语在脑海中滚动，可谓“夜来八万四千偈”；最高的境界是，很简单，不要搬什么大道理了。就像《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未到时是“庐山烟雨浙江潮”，看过之后依然是“庐山烟雨浙江潮”。
住宅、建筑，在一定时期给人们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有用的，但换一个时代，可能会成为我们创新的障碍。回到房子的本质上来设计和建造，才是禅的境界。
作者：王延礴
遭遇极富盛名的京城房地产SOHO现代城以后，再见到潘石屹，得知他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在你的脑海里盘旋不去。
这个甘肃山沟里土生土长的人，和那些焕发着前卫、现代、人性之美的先锋建筑之间竟然是开发商和其地产项目的关系，而他本人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甘肃口音，甚至还有谈话间把腿盘上座椅的习惯……
-开场白
潘：我感觉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来个记者让我谈一遍成功经历，来个记者又让我谈一遍成功经历……当我一天之内要复述三遍SOHO城规划始末的时候，回忆已经变成一种折磨，烦透了。希望你们能问出一些火花，谈出点有意思的东西。
贫困的悟性
——我忍不住要追问你，你生长在计划经济氛围浓郁的农村，既没有得到很好的商业知识教育，又没有特别的从商经历，何以能把几亿几亿的房地产项目经营得那么出色？
潘：一半是有些商业天赋吧，一半是以后经历中逐渐积累了市场感觉。我始终相信自己从经历中获得的许多感悟是有助于商业投资判断的。
——你的爱人张欣说，你的谈话技巧并不出色，但对事物的感应力却比许多能言善辩的人要强。她将这归因于你出身于贫困农村的缘故。还记得农村生活给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吗？
潘：我是甘肃天水人。听说过麦积山这个地方吗？一个山沟，有很多野花。其实，童年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贫困啊疾病啊有多可怕。到后来长大一些，到镇上、县城去逛了回来才发现了村子里的贫困，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第一次冲击了头脑。后来考上镇上的中学，班里主要是镇上孩子和兵工厂子弟，只有三四个同学和我一样来自很偏僻的小山沟。我们这几个人身上穿的衣服、说话的腔调、交往的圈子、习惯与爱憎都与镇上的孩子不同。我记得才开始上初中的大半年，我们几个总是团结得紧紧的，结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小圈子，敏感地对抗镇上一帮想欺负我们的小子。这个镇当时叫“东泉公社”，现在叫“马跑泉镇”。
——令人想起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少年时期。
潘：后来我爸爸“右派”平反，我家搬到另一个县城，但我还经常回山村去看望亲戚。记得有一次去叔叔家看我奶奶，我奶奶想给我做顿好吃的，但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一点细粮了。我奶奶就从厨房翻出来几个装过细粮的面口袋，让我撑着口袋沿，自己用根擀面杖啪啪地打袋身子，翻过来打一圈，然后再翻过来又打一圈……最后有了一小把白面。我奶奶将这把白面揉了个面团，用擀面杖擀了一张特别薄的饼，再用玉米面压在这张面饼上，撒了些酸菜、葱、蒜，卷起来在热锅里做了个“菜合子”。我叔叔家里的孩子也很久没吃过细粮，这个“菜合子”大家就一齐分吃了。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而且觉得我们理所应当这样疲乏地生活，应该这样吃不饱，穿不暖。
你今天也许想像不到，在这种情形下，紧接着发生的“包产到户”对农村人的观念影响有多么巨大！包产到户树立了我对于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价值观念。我头一次知道，除“人民公社”以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劳动方式。
5年以后，我走出县城，在机关里干过，又下了海，在北京、深圳、海南都呆过，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个新角度。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城里有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就是可以让人们从凝滞开始流动，重新组合，重新获得平等的神奇力量。
海南，海南……
——你已经在北京未来的CBD(中央商务区)“放置”了SOHO现代城、建外SOHO；在长城脚下动工“亚洲建筑师走廊”别墅群。听说你最近又在海南博鳌买了66.7公顷地要做“蓝色海岸”别墅群。选择此时“重回”海南是否与你当年在海南创业的经历有情结上的联系？
潘：我想是有的。从心里讲，我特别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有点感应的话，从1989年登上岛的一刹那和海南就有感应。当时我坐船到海南秀英，到时已经是晚上了。下船一看，哎哟，岛上黑蒙蒙一片。走到街上，每个小摊贩前面都有一个小发电机在突突发电，灯泡都是一闪一闪的。潮湿的海风吹着，我们就在昏暗且忽闪的灯光下吃了个大排档，感觉自己像电影《海峡》里偷渡上岛的“刘阿太”。谁知第二天起来，发现一大群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汇集到龙华路和大同路上，热闹得如同集市。唱歌的唱歌，作诗的作诗，谈对象的谈对象，卖大饼的卖大饼……全是从内地来的，这些人纯粹是机缘拼凑到同一时空的，有寻找机会的大学生、稚气未脱的高中毕业生、工作几年想逃逸旧环境的人、想脱离土地的农民、义无反顾的逃婚者……我们刚到海南的时候，小小的海岛竟然挤了15万人。我想，海南岛真是个奇特的地方。
——这是1988年到1989年几个月的时间里，无数各怀心思的人涌向海南岛所造成的奇观，令人联想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欧洲人的大探险活动。
潘：恐怕以后再难见到此等场面。当时的我，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原来的一切束缚，只觉得再没有什么处长、科长，再也不用对谁点头哈腰，简直像获得新生。
——没有了包袱，你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创业了。当时有创业方向吗？
潘：还是有点目标和方向的。海南岛不是要建设吗？建设就要造房子，造房子就要烧砖头。我就进了海口兴海砖厂烧砖。
我在经营管理上还有些天分，不久就当上了砖厂厂长，砖厂开始赚钱。回想起来，做砖厂厂长的时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我的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各种各样的想法都能付诸实践。砖厂最兴隆时有两三百人，大多是民工，但在我的管理下秩序井然，他们每天连厕所都用水冲得干干净净。但1990年，海南岛遭大台风袭击，经济萧条起来，砖厂也随着不景气。砖卖不出去，我只好裁减人员，300来工人，我用卡车一批一批送他们离开，最后只剩下80多个人。
——难怪你说对海南有感应，这是你最初体会到意气风发的地方，也是最先让你认识到“大势”如何左右企业命运的地方。
潘：还是一个让我彻底孤独的地方。
1991年2月，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海口的人几乎跑空了。那年海南西瓜大丰收，却无人问津，都烂在地里。过春节前一天，我上街买了个西瓜。将我的照相机放在墙台上，设置好自拍功能，给自己照了一张吃西瓜的纪念照。照片冲出来以后，我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但现在看那张照片，觉得那时还挺精神的，如今要找回那种状态还很难呢。那时我27岁。
大年三十没钱回家，我一个人在琼州招待所开了个最便宜的房间。我想，家里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虽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但和他们看一样的节目也至少可以和他们同乐，有同样的感受啊。我跑到一楼央求一个值班的小姑娘让我在值班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她同意了。谁知晚会刚看了个开场，她又改主意了，死活不让我看，一个劲赶我走。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漫上心头。当时特别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孩子。我走到招待所二楼的窗户边，一边听着外面海南人在起劲地放鞭炮，一边睁大眼睛分辨楼下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人经过。一直站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一对男女说说笑笑地走近了，我就在楼上一直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笑声，眼看他们要走远了，我赶紧回房去拿出照相机，将镜头推出来，从镜头里一直看着两个身影走远、走远……心里特别孤独，特别想家，放下照相机时，我已经流泪了。
——当时那么艰难你还是在海南留了下来，正好等到了邓小平南巡以后的发展机遇，做起了房地产；但是几年后海南房地产还是一片繁荣景象时，你却已经嗅出不祥之兆，及早全身而退。这是巧合还是你对市场趋势已有所把握？
潘：坚持留在海南是因为还是喜欢没有束缚，天高皇帝远的感觉。1990年从北京来了些朋友，我们凑在一起筹办了个“农业高技术投资开发公司”(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前身)。我们6个合伙人，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等，现在被媒体称为“中国房地产界六君子”。这些思想活跃的聪明人给我很大影响。我们通过北京一家集团公司贷款500万元，买进几座别墅，就开始炒楼炒地。
在海南炒地，感觉就像现在看去年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到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大市起来的时候你不介入是愚蠢。但聪明人就是不随波逐流，当别人还在往上走时，你认为该退就退出来了。
跳出去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总是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北京万通很快就做大了，你也一下子拥有了巨额财富。老实说，从一无所有到迅速暴富，一定要面临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许多房地产商就是没有在暴富后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又迅速销声匿迹了。你是怎样调整好心态的呢？
潘：钱的积累从小到大，越积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突然觉得像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说的，“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屁股就看得越清楚。”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外国人有了钱是个什么心态，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想看看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就这样，去了欧洲，也看了不少历史书，只迷惘了一段，就调整过来了。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红石公司。虽然离开万通挺痛苦，但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总是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我想，你的夫人张欣可能也是促使你不断产生“跳出旧框框”念头的动力源之一。
潘：她是在牛津、剑桥浸泡过、华尔街工作过的“洋人”，而我是地道的“中国老农民”，两人对话经常是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相互敲击也相互融通。她一直给我前进的“压力”，从红石公司初创到完成SOHO、建外SOHO、“建筑师走廊”等项目，公司里的许多创新是在她的激发和鼓励下实现的。
——真正要做到“跳出来”，首先必须认识周遭的环境并高于环境；同时，还必须明辨事物发展的未来脉络。这对深陷日常事物中的人来说似乎并不容易……
潘：这的确不是一两件事可以促成的，你要对周围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从商人的角度说，就是一定要善于抓住“变化”。有些变化看起来很细微，也许身处变化中很难感觉出来。比如你有没有好好想像过，就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中国竟然多了1亿多部手机？包括网络技术带来的巨变，很多人习以为常，失却了惊叹的能力，也就不会对此产生对比性的思考。把认识的视野放得更高一点，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从历史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变化趋向！一旦尽早地抓住它，就能找到商机。这就是商人的眼光，商人赚钱的秘诀。
——如何将这种眼光运用到你的房地产项目规划上呢？
潘：造房子简单模仿是容易的，真正冲破已有的条条框框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深受革命的英雄主义熏陶，表现出无私、奉献、节约的同时，也常常在性格之中彰显出粗糙、自大。要在这一代人手中建设出百年大计的建筑作品是有难度的，因为首先做房地产的出发点就需要更正。地产发展商不能简单追求“高、大、全”，应该回到“一两米高的人”身上，分析他们的行为、情感、爱好，为他们营造适度的空间。
正如艺术家要创造就要丰富自己的头脑中的意象一样，商人要有长远而准确的市场感觉，他的阅历就一定要丰富。我自己试图去理解各方面的知识、经历、经验，包括宗教、艺术的角度，绘画语言、雕塑语言、建筑师的心态等。今年我已经走了十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就去用心体会，带着摄影机向它们的优秀建筑“取经”。其实社会各个层面都是很丰富很有意思的，再也不是惟一的价值观可以判断好恶美丑的时代。商人不要呆在屋子里，普通人也一样，天天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茶，见一样的人，没有生活的灵感，这就是平庸啊。当你接触世界的层面多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看得很清楚了，你的心理就强大了，就不会伪装自己了。
碾子是碾子，缸是缸
——听说你还很喜欢禅宗？我看到你的名片背面画着一个打坐姿势的潘石屹漫画像呢。
潘：我比较注重简洁，从内心里就喜欢禅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拿着禅书就会感觉特别平静。
禅的精神是追求事物的本质。尽管禅说不要被形式所左右，没有经典也没有权威，没有崇拜没有偶像也没有寺院，但我以前总想把悟性的东西用理性去作解释。越想理性牵强地去解释，越是偏离了禅的本来意思。人们追求形式上的繁琐，总是表现得没有自信心，所以往往越想追求事物的本质，却离事物的本质越来越远。比如在环保的过程中反而破坏了环境、想熄灭森林大火反而阻挠了物种的新陈代谢、想让住宅区多些赏心悦目的绿地却让行人极不方便……
——你心目中理想的建筑体现了禅宗的什么境界呢？
潘：禅的修炼有三种境界，同我们建房子、做事情、想问题一样。最低的一种是在一个行业里呆的时间越久，陷得就越深，就越迷茫，是一种蒙昧状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再上一个境界是对事物有些领悟，但似乎越是千方百计地要讲明白，越讲不清楚，而夜深人静时，好像又有千言万语在脑海中滚动，可谓“夜来八万四千偈”；最高的境界是，很简单，不要搬什么大道理了。就像《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未到时是“庐山烟雨浙江潮”，看过之后依然是“庐山烟雨浙江潮”。
住宅、建筑，在一定时期给人们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有用的，但换一个时代，可能会成为我们创新的障碍。回到房子的本质上来设计和建造，才是禅的境界。
作者：王延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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