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凯：郊区化别走入误区

　　郊区化变成郊区的城区化

　　北京的郊区发展和西方国家的郊区发展有很多不同：1、社会背景不同：在西方国家，是城市问题促使有钱人首先离开城市。在北京，土地紧张是城市向郊区发展的最大因素；2、居民构成不同：西方国家的郊区居民以中产阶级为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当高，他们追求的是更好的环境、更大的土地；而北京的郊区居民以中低收入阶层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拆迁户，在90年代是普通市民，消费能力有限，在通州、大兴等地区购买2000元／平方米左右的房子。3、居民构成不同：在西方国家，郊区开发的密度是相当低的，以低层的独立式住宅为主，在北京的郊区，低密度居住区的比例较低，大部分小区和城里的小区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按照1：1.7的日照间距排列多层住宅楼，很多地方还在建高层住宅；4、交通方式不同：在北京的郊区，虽然很多人使用汽车，但公共交通仍然是大多数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公共交通线是郊区开发的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在国外很多城市的郊区是没有公共汽车的。

　　目前大家所讲的郊区化是狭义的郊区化，特指能接近自然、远离城市、低密度的居住地区，因此，笔者提出北京的郊区发展是郊区化还是郊区的城区化的疑问，远离城市是做到了，但能否接近自然却成了悬念。


　　交通是北京郊区化发展的最大瓶颈

　　北京近年来巨大的道路投资使得北京新的道路系统迅速形成，放射形的高速公路、干道直接连通市区与郊区，尤其是城市铁路，使郊区的交通条件更加快捷。但对于北京来说，郊区的交通问题仍然很大，主要是交通量，不能只考虑交通网而不考虑使用的人，也就是交通系统与交通量的关系。

　　比较国内外的郊区化

　　郊区化与组团型城市、线型城市、多中心城市等一样，都是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人口增长的一种方式，汽车的普及是郊区化得以实现的最关键的因素。

　　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城市中发展了大量的工厂和专用铁路线，使城市的环境、交通、住房、治安等条件趋于恶化，相比之下，郊区有充足的阳光、清洁的空气和水，还有更大的房子和院子，宁静的居住环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小汽车被广泛使用使郊区化成为可能。此外，一些国家由于有联邦制度，在郊区的市镇政府可以制定低税收政策，吸引了人口就等于增加了税收。在上个世纪的50－80年代，西方国家的郊区化达到了相当快的速度，大约有超过1／3的城市人口迁到了郊区。

　　进入90年代，相当多的国家掀起了“城市中心复兴”的运动，通过改善城市的交通、商业环境、居住环境、增加就业岗位、重新调整政策等方式，希望人们重返城市，使城市再度繁荣，是与郊区化相抗衡的一种思潮。

　　标准的北美郊区，每户人家占地约1000平方米，而在北京，普通小区中每户人家占地约是50－100平方米，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密度是北美的10到20倍。北京的每个边缘集团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在上下班时间，道路系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交通量。随着大量郊区住宅的建成和入住，以及2008年以前北京市汽车将突破300万辆的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交通管理政策，四环将成为“死环”。而且轻轨、地铁对解决郊区通勤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轻轨的运输能力是每小时运送3万人，以回龙观为例，将居住35万人，如果平均每户有一个人坐城铁上班，将有约10万人，需要3个小时，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要在早晨提前3小时出门。

　　“贵族郊区”变成普通市民的郊区

　　从国外的经验看，只有富人才有可能承受郊区住宅所引起的生活成本和交通成本的上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郊区是“贵族”的。但从北京目前的情况看，住在郊区将付出每天平均4小时的交通时间，1／6的生命花费在路上，而且很不舒适。时间价值与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如果现在认为多花3、4个小时比起二三十万的住宅差价要值得的话，很难说三年后你会这么想，对白领、经理、CEO们来说，时间就更加宝贵了，早出晚归的生活使人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享受环境，依靠汽车去获取环境的“汽车＋郊区住宅”生活模式的梦在北京很难实现。

　　北京的边缘集团和卫星城的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因此，在郊区大量开发低密度的别墅、豪宅、townhouse，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大部分郊区地块控制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即鼓励节约土地、多容纳人口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也说明北京的郊区发展是为普通市民服务为主的。北京的郊区发展的样板不是美国，而是香港。

　　产业外迁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都市主义”的理论对北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建设卫星城和边缘集团，防止城市继续“摊大饼”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单纯的居住分散，城市仍然是“摊大饼”，只是在“大饼”中有几条绿带。只有产业外迁、平衡居住、发展公交，才能使北京真正具有分散的组团城市格局，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居住区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