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城市运营不是“空中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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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14
来源：景观中国网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从大盘时代进入城市运营，始于2002年。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城市运营”和“经营城市”的话题众说纷纭。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从大盘时代进入城市运营，始于2002年。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城市运营”和“经营城市”的话题众说纷纭。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副教授、山西省朔州市市长助理周榕博士。
记者：有人说，城市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建设，第二个阶段是城市管理，第三个阶段是城市运营。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城市化，自然也就离不开“城市运营”的尝试与摸索。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城市运营”这个概念?
周榕：城市运营包括城市经营、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就是把整个城市的经营和开发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城市综合资源的整合，这是客观存在的。以前我们认为城市只有一些硬的东西，如道路，自然的山、河，还有一些建筑。但对整个城市来说，还包括自然环境质量、生态、人文、历史以及城市居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如何增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把城市有效资源推向市场，使城市的财富增加，这是问题的关键。
总的来说，在城市运营方面，我国还刚刚起步，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来支持，市长们和开发商可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即使这种概念大家能很快接受，但往下如何深入?有哪些规律可循?现在全国的城市越来越趋同，盲目“追风”比较严重。城市失去特色，恰恰是城市运营的大忌。
记者：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世界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速度加快上升，一直到70%才平稳下来。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到了起飞的前夜。城市运营的具体优势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城市运营这个问题?
周榕：可以肯定，20年后，中国将至少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里。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城市化，自然也就离不开“城市运营”的尝试与摸索。因为我搞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经常和一些城市的主要领导讨论这个话题，但许多城市市长对城市战略运营几乎还是空白，认为一个城市的主要内容就是抓GDP，抓产值，然后解决职工的下岗问题，对城市而言，最多做点美化工作。
现在是市场经济，城市作为一个主体，作为一个经营活动的主体，或者作为管理这样的一个主体的个人而言，市长的影响力已经非常重要。他有权整合城市资源。但城市的资源通过整合，并不是说马上升值。把城市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城市，它的资源价值就能升值，而且是更高价值的体现。
城市运营的概念，最早以大连作为一个契机。经过10年努力，大连的城市环境做得很好，带动了投资、旅游的发展。
在中国可能存在典型的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的京津唐地区。在中国的经济格局里，这三个城市群所占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我看到一个资源，中国可能有100个城市以后要进入国际大都市行列，而且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600个城市在未来有可能变成2000个城市，城市之间的竞争增强了。
记者：依现在城市建设和规划水平来看，城市建设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把城市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根本的就是体制问题。你认为中国城市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榕：第一，对城市资源缺乏清醒的认识。城市的资源不清楚，这是各大城市的通病。
第二，城市规划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现在的城市规划，带着特别深的计划经济烙印。城市规划设计已经进入国际化市场竞争阶段，很多著名建筑师进入建筑市场，惟有规划行业还跟几十年前没有区别，带有行政垄断性。在城市化爆发的阶段，有限的几家规划院根本形成不了竞争，这些人没有市场压力，就不去研究城市，或者很少去关注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趋势以及规律，还沿用几十年不变的思路从事规划设计。
第三，城市的规划模式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例如现在的路网规划是学前苏联，造成了城市交通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四，短期行为支配着现在的城市规划，这跟行政有关系，情况非常复杂，忽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性，这是问题的关键。
第五，对城市土地的利用不够，搞“一层皮”式的开发。好像卖烤鸭，把上面好的皮卖掉了，卖出一个看着还不错的价格，但实际上损失了鸭架子、鸭肉。城市也一样，否则就没有办法再深度开发了。很多城市，主干道宽敞流通，后面就是贫民窟，像布景式的，对城市的生存发展结构没有任何改善，这就是缺乏城市综合运营概念的结果。
第六，城市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如果没有达到利益平衡，就会出现冲突、退让、妥协，如果不能达到双赢或者多赢，最后将搞得一塌糊涂。
总的来说，现在的城市规划，大城市有规划局或建委，中小城市一般都是市长、市政府的常务会来探讨。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实行统一管理。城市的形态规划跟整体经济规划是配套的，现在很少考虑这一点，城市形态规划目前没有一个特别科学的论证。
记者：以往城市运营主体是政府、是市长。随着城市市场化的深入和城市资源的丰富，城市运营的深度逐渐加强，一个市长远远不能把城市的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你认为中国城市运营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的城市运营商?
周榕：城市资源只有在市场上，尤其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达到优化配置。在政府的指导和监控下，涉及到公共资产的市场化。
城市需要一些优秀的城市运营商，我觉得这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出现，可能特别大的房地产公司已经或多或少承担起城市运营的任务。像广州、上海和北京，有一些大盘上市，无意识扮演了城市运营商的角色。
但有一些城市运营商还没有明确自己是城市运营商，做大盘并没有觉得是为城市服务，仅仅为了增加卖点，没有真正从城市的角度考虑，造成城市资源大的浪费。
现在没有哪家房产公司说自己就是城市运营商，仅仅处于概念阶段。城市运营商和政府之间是不是利用被利用的关系，应该是协作关系，要从短期行为变成一种对城市负责的长期行为，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尽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但已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依靠自身力量，还受到诸多外力因素的影响。
记者：既然中国现在缺乏成熟的城市运营商，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很可能会发展到2000个或者更多，清华的培训能否满足城市运营的需求?
周榕：第一，这次组织中国市长和城市的实力开发商前往美国进修和实地考察，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是第一次。毕竟两所大学都是学术单位，并没有把这次考察作为一个市场行为，不可能有太大的力气组织生源，现在也只是试探性的。
第二，目前的教育资源确实有限，作为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他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名额，对方的旅馆，各种教学设施，都是有限的。
第三，这种教育是一种精英型的教育，不是普及型的，如果面向全国广大的中小城市，目前还很难展开，因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只能希望通过目前中国比较发达的城市来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给他们一个参考。
第四，人数少能保证教学质量，在讨论或者面对面交流时，都会有机会。
记者：根据目前我国的体制状况，把市长和开发商请到哈佛培训，学习国外先进的城市运营经验，能不能在国内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周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上海已经和国际一流城市接轨，内陆城市速度较慢一点。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宗旨都是做一个时代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要想做领导者，就要走在时代前面，不能等这些东西都做了，再去追随它。
像沿海城市，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打破了很多，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城市运营没有太多政治性的东西，也不涉及政治体制，主要跟经济挂钩，就是如何让城市资源得到完美的整合，有效的利用。即使不能马上学以致用，作为一个知识储备和修养的准备，一旦有这种机会，就可以很快进入角色。
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讲，“城市运营”已经成了中国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经营中，城市运营商将会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个领域，将是中国实力开发商角逐的“竞技场”。
记者：有人说，城市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建设，第二个阶段是城市管理，第三个阶段是城市运营。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城市化，自然也就离不开“城市运营”的尝试与摸索。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城市运营”这个概念?
周榕：城市运营包括城市经营、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就是把整个城市的经营和开发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城市综合资源的整合，这是客观存在的。以前我们认为城市只有一些硬的东西，如道路，自然的山、河，还有一些建筑。但对整个城市来说，还包括自然环境质量、生态、人文、历史以及城市居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如何增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把城市有效资源推向市场，使城市的财富增加，这是问题的关键。
总的来说，在城市运营方面，我国还刚刚起步，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来支持，市长们和开发商可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即使这种概念大家能很快接受，但往下如何深入?有哪些规律可循?现在全国的城市越来越趋同，盲目“追风”比较严重。城市失去特色，恰恰是城市运营的大忌。
记者：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世界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速度加快上升，一直到70%才平稳下来。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到了起飞的前夜。城市运营的具体优势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城市运营这个问题?
周榕：可以肯定，20年后，中国将至少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里。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城市化，自然也就离不开“城市运营”的尝试与摸索。因为我搞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经常和一些城市的主要领导讨论这个话题，但许多城市市长对城市战略运营几乎还是空白，认为一个城市的主要内容就是抓GDP，抓产值，然后解决职工的下岗问题，对城市而言，最多做点美化工作。
现在是市场经济，城市作为一个主体，作为一个经营活动的主体，或者作为管理这样的一个主体的个人而言，市长的影响力已经非常重要。他有权整合城市资源。但城市的资源通过整合，并不是说马上升值。把城市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城市，它的资源价值就能升值，而且是更高价值的体现。
城市运营的概念，最早以大连作为一个契机。经过10年努力，大连的城市环境做得很好，带动了投资、旅游的发展。
在中国可能存在典型的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的京津唐地区。在中国的经济格局里，这三个城市群所占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我看到一个资源，中国可能有100个城市以后要进入国际大都市行列，而且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600个城市在未来有可能变成2000个城市，城市之间的竞争增强了。
记者：依现在城市建设和规划水平来看，城市建设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把城市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根本的就是体制问题。你认为中国城市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榕：第一，对城市资源缺乏清醒的认识。城市的资源不清楚，这是各大城市的通病。
第二，城市规划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现在的城市规划，带着特别深的计划经济烙印。城市规划设计已经进入国际化市场竞争阶段，很多著名建筑师进入建筑市场，惟有规划行业还跟几十年前没有区别，带有行政垄断性。在城市化爆发的阶段，有限的几家规划院根本形成不了竞争，这些人没有市场压力，就不去研究城市，或者很少去关注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趋势以及规律，还沿用几十年不变的思路从事规划设计。
第三，城市的规划模式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例如现在的路网规划是学前苏联，造成了城市交通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四，短期行为支配着现在的城市规划，这跟行政有关系，情况非常复杂，忽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性，这是问题的关键。
第五，对城市土地的利用不够，搞“一层皮”式的开发。好像卖烤鸭，把上面好的皮卖掉了，卖出一个看着还不错的价格，但实际上损失了鸭架子、鸭肉。城市也一样，否则就没有办法再深度开发了。很多城市，主干道宽敞流通，后面就是贫民窟，像布景式的，对城市的生存发展结构没有任何改善，这就是缺乏城市综合运营概念的结果。
第六，城市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如果没有达到利益平衡，就会出现冲突、退让、妥协，如果不能达到双赢或者多赢，最后将搞得一塌糊涂。
总的来说，现在的城市规划，大城市有规划局或建委，中小城市一般都是市长、市政府的常务会来探讨。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实行统一管理。城市的形态规划跟整体经济规划是配套的，现在很少考虑这一点，城市形态规划目前没有一个特别科学的论证。
记者：以往城市运营主体是政府、是市长。随着城市市场化的深入和城市资源的丰富，城市运营的深度逐渐加强，一个市长远远不能把城市的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你认为中国城市运营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的城市运营商?
周榕：城市资源只有在市场上，尤其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达到优化配置。在政府的指导和监控下，涉及到公共资产的市场化。
城市需要一些优秀的城市运营商，我觉得这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出现，可能特别大的房地产公司已经或多或少承担起城市运营的任务。像广州、上海和北京，有一些大盘上市，无意识扮演了城市运营商的角色。
但有一些城市运营商还没有明确自己是城市运营商，做大盘并没有觉得是为城市服务，仅仅为了增加卖点，没有真正从城市的角度考虑，造成城市资源大的浪费。
现在没有哪家房产公司说自己就是城市运营商，仅仅处于概念阶段。城市运营商和政府之间是不是利用被利用的关系，应该是协作关系，要从短期行为变成一种对城市负责的长期行为，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尽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但已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依靠自身力量，还受到诸多外力因素的影响。
记者：既然中国现在缺乏成熟的城市运营商，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很可能会发展到2000个或者更多，清华的培训能否满足城市运营的需求?
周榕：第一，这次组织中国市长和城市的实力开发商前往美国进修和实地考察，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是第一次。毕竟两所大学都是学术单位，并没有把这次考察作为一个市场行为，不可能有太大的力气组织生源，现在也只是试探性的。
第二，目前的教育资源确实有限，作为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他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名额，对方的旅馆，各种教学设施，都是有限的。
第三，这种教育是一种精英型的教育，不是普及型的，如果面向全国广大的中小城市，目前还很难展开，因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只能希望通过目前中国比较发达的城市来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给他们一个参考。
第四，人数少能保证教学质量，在讨论或者面对面交流时，都会有机会。
记者：根据目前我国的体制状况，把市长和开发商请到哈佛培训，学习国外先进的城市运营经验，能不能在国内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周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上海已经和国际一流城市接轨，内陆城市速度较慢一点。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宗旨都是做一个时代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要想做领导者，就要走在时代前面，不能等这些东西都做了，再去追随它。
像沿海城市，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打破了很多，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城市运营没有太多政治性的东西，也不涉及政治体制，主要跟经济挂钩，就是如何让城市资源得到完美的整合，有效的利用。即使不能马上学以致用，作为一个知识储备和修养的准备，一旦有这种机会，就可以很快进入角色。
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讲，“城市运营”已经成了中国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经营中，城市运营商将会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个领域，将是中国实力开发商角逐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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