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访谈：我张扬 我自由 我快乐

潘石屹：
甘肃天水人，大学毕业后做过机关干部，后辞职南下，从为别人打工到自己做老板。

１９９３年在北京注册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开发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和万通发展大厦等项目被誉为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１９９５年创立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成立项目公司北京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位于国贸桥东侧、总建筑面积４８万平方米的现代城。

采访札记

老潘其人老潘其实不老，还很年轻。从在公众面前亮相至今，潘石屹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业界对老潘的反映有褒有贬，异常热烈。

老潘其实不老，还很英俊。身不高，体不壮，头发不浓密，但身手颇为矫健。潘石屹生在大西北，长在红旗下，吃过文革的苦，享了改革开放的福，故能上能下，能说会笑，可屈可伸。

老潘其实不老，还很活泼。无论台上台下，见人笑口常开，谦谦一君子也。潘石屹所言所行常出人所料，故一直备受瞩目。

老潘其实不“作秀”，却语不惊人死不休：

——要给有房子的人去建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能够把你的感情释放出来，把你的才能和创造力都释放出来。

——做生意不要用嘴来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要闭着眼睛去听去闻，寻找一种感觉。

老潘其实不简单！

有了钱咋就没感受

记者：你是房地产界的当红明星，大家对你的奋斗历程十分关注。

潘石屹：１９８７年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８０多元人民币。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１９８９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

１９９０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我的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３００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那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很自由，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１９９０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到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我们一共６个合伙人，一个是现在的大腕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在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的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

我们基本是炒房炒地起来的。当时没钱，就找到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还可以，于是达成一个协议，给我们贷款５００万人民币，利息好像是２０％，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的第一笔种子资金。

拿到钱后，先买进了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３０００元／平方米买过来８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巡讲话。先来了山西的老板韩九吉，我开价４０００，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４１００。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４２００出去，韩九吉买了３栋。没多长时间，又有２栋６１００转手就出去了，另２栋卖给了内蒙古人。

记者：掘到第一桶金后，你就回到了北京。

潘石屹：１９９０年的时候，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１５万，暂住人口５０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５０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７平方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５０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５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一位副书记，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４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聊，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６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于是中国华诚集团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少，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八不就是“发”吗？我们注册８个亿吧。大家一致同意，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当时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时大家还没有开始大打广告，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打了大约有１０００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状况不可想象——成本每平方米３万元。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就有了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到不对了，觉得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

１９９５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开始注册了自己的公司，离开了万通。

屡出险招为哪桩？

记者：你在经营活动中以屡出险招而闻名，从当初的“无理由退房”到“绿色承诺”，再到“年息１０％的无理由退房”，总是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一招比一招险，招招都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味道。这些招数通常对同行带有很大的刺激性，你也被视作不被同行欢迎的“哄抬物价者”。你这是出于何种目的？

潘石屹：男人总是想参与挑战。迎接挑战就如同跳高一样，跳过１．２米，就想再跳过１．３米，１．３米跳不过去了，看能不能放到１．２５米。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喜欢挑战是男人的天性。像万科的老总王石，嫌做商业不够刺激，就到珠穆朗玛峰上转一圈。

其实人们一直都希望能无理由退房，只不过是我先提出来并且实施了。表面看这是一个平常的举措，酝酿时却有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当时全公司对我的提议都表示反对，说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地把房子卖出手了，花掉大笔推广费不说，还对员工实行社会上有争议的末位淘汰制，现在平白无故去涉险，真是个抽风领导。我问财务总监，还有钱吗？他跟我说了一个数字，我觉得有人退房的话可以应付一阵子。承诺退房，如果账面没有现金，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我又问销售人员，要我们房的人多，还是退我们房的人多？他们说还是要房的人多。基于对我们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才敢于提出无理由退房的。

氨气事件出来后，虽然直接责任方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做了反思，并对业主提出了“绿色承诺”。有国家标准的，达到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我们参照国外的标准；没有国外标准的，我们做参考标准，按大企业的标准做。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一旦使用的建材主料或辅料出现问题，就达不到标准了，压力非常大，必须严格控制从建筑到装修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现在控制得还不错。

我前段时间提出“年息１０％的无理由退房”，打电话征求任志强的意见，他的反映是暴跳如雷，说你这是扰乱市场，是给犯罪分子洗钱。说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说他要开会，开完会又打电话来批判。旁观者可能体会不到这个举措对同行的刺激，北京有很多购房者没有退房的权利，不要回报都退不掉。我们的优越条件自然会给别的同行带来压力，他们的客户会说，现代城可以退，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的压力其实是双重的，我把它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就是说制定一个高标准，一步步去实现。

记者：你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老板，常常置身于相关冲突的中心，乐于表演。对你来说，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跟你的性格、人生经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你在提及任志强骂你一个小时的时候，好像挺愉快的。

潘石屹：我上学学的是工科，看上去很枯燥，但严谨的计算过程中也藏着乐趣。１９９０年我认识了一批新的朋友，其中包括阳光１００董事长易小迪，受他启发，我对佛教、禅宗发生了兴趣。有一段时间都着了魔，厕所里、办公室里到处放着禅宗的书。有一天我突然做了个梦，一个声音告诉我实际上开悟很简单，就是要快乐、幽默，这对我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人在快乐和幽默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智慧，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前进。

记者：你的项目都很注重标新立异，你的创新能力是怎么形成的？

潘石屹：我觉得人的精力都差不多，关键看你如何分配，是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创新上。有的开发商注意做公关、搞政府关系，贪图拿到便宜的地；有些公司疲于找贷款、融资。而我们公司的资金和土地都不太牵扯精力，这样就给我留出了自由性、独立性。如果一个公司的财务链都转不动，老板哪有心思搞创新呀——创造的精力一定来源于企业良好的资产状况。我发现很多老板一天到晚奔地、奔钱，真正的规划设计反而不去考虑。我问他们，不考虑这些问题你怎么做出来房子的？他们说就这样就做出来了。但我想，长此以往，势必陷入恶性循环。

记者：每次出险招你都显得很自信，但大家都知道房子这个商品的施工期长、环节多，难免出纰漏。你的自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潘石屹：最重要的还是产品本身。从设计到施工、监理、用材、验收、销售等等，我们每处都严格把关。另外，我在土地上做事，无论是种庄稼还是盖房子，都感到踏实。我认为只要你肯付出，土地就一定会给你回报。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在有意无意间对同行造成的刺激？

潘石屹：刺激一次是刺激，刺激两次也是刺激。第一次提“无理由退房”，张宝全已经明确反对了，收在我们编辑的《众说纷纭无理由退房》一书内，再被批判一次也无所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们不能把人家的嘴堵上。

现代人需要啥房子？

记者：你曾说，现在中国的建筑抄袭太多，而你希望建一些有特色、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这个理想是不是博鳌蓝色海岸别墅区，它达到你预期的目标了吗？

潘石屹：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当代建筑物，是我心中想要的东西，看过的客户也都非常满意，我认为已经达到目的。至于观念和效益问题，人的观念很重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这个作品的成功，就是兼顾了观念和效益，所以它的成功不是观念性的建筑物，实际上是观念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创造一个作品，可能９０％的人不认可，但有１％的人喜欢就够了。在市场经济中，切忌的是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东西就失去了它的纯粹性，很难站得住脚，可能观念顾不了，效益也顾不了。

记者：这种观念在你其他作品里是否也有体现？

潘石屹：是的。如我的现代城就是家不像家、办公不像办公的地方，但现代城卖得很好，创造了４１亿元的奇迹。所以什么是住宅，什么是公寓，什么是写字楼，什么是厂房，什么是仓库，这些固有概念我们都应该打破，重新树立新的概念，这样建起来的房子才不会落后。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我觉得整个社会和城市就是一个网络，我们生产的房子就是一个便携式电脑，我们要把我们的接口设计成一个标准化的接口，它整个功能不是刚性的，而是兼容性很强的。房子功能模糊化了，一套房子可以作为两套房子用，社会的成本才是最低的。

记者：你在北京创造了现代城奇迹，博鳌蓝色海岸是不是你的另一个奇迹？

潘石屹：我想应该是，当然这个奇迹主要讲的是建筑的纯粹感。我希望我这个作品能推到国际舞台上，引起国际市场的重视，包括柏林建筑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样的高层次舞台；我相信也会引起中国建筑界的重视。

记者：现代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潘石屹：应该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能够把你的感情释放出来，你的才能和创造力也能释放出来，这样的房子就是个性张扬的房子。统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符合这个个性张扬的世界的。

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社会里，个性化、另类的作品会有多大吸引力？

潘石屹：我刚才说过，我的作品只需要１％的人认可就行了，像北京１千多万人口，１％的基数有多大？买现代城的只需３０００人就足够了。所以我造的房子就是为追求个性化的人造的，为这部分人造的房子必须与众不同，否则你就卖不出去。而且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居住观念的改变，我的房子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记者：其实你本人跟你的房子一样与众不同，如处理挖人事件、氨气事件、无理由退房事件等等，每次你都能将不利局势转为有利，于是有人说你对危机公关很在行，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潘石屹：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自由，如果你畏惧，你就成了权力和金钱的奴隶，你就无法自由。我一不畏权力，二不畏金钱，三不畏揭丑，所以我很自由。当我每次遭到非议时，我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从海南起家，如今再次涉足海南房地产，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潘石屹：我第二次踏入海南，重温海南旧梦时，觉得海南发展的空间很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这次情况跟七八年前不一样，人们无论是购买第一居所、第二居所，还是旅游度假型房产，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求，所以不可能像上次那样是一种泡沫经济。

记者：外界传言你准备弃京城而转战南方，可有此事？

潘石屹：这是个误会。实际上我在海南的项目１年的营业额大概占到公司１年总销售额的５％，而在北京继续做的建外SOHO项目，预算销售额是８８亿元人民币。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所以北京还是我发展的一个重点城市。将来有可能考虑去上海发展，因为北京和上海是与国际“最近”的城市，我的作品风格可能更适合这两个城市。当然，博鳌也是我想发展的地方。

记者：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到建筑上来。房子同衣服一样，衣服要合身，要适合人的身体。同样，房子必须要适合人的行为。请谈谈你的理解。

潘石屹：社会发展变化得很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改变。所以，适合人们行为的房屋要跟上这种变化，当然这种变化要受到当时的材料和技术的制约。上世纪初，工业革命对房屋的影响是很大的，人们在追求钢铁的力量、电梯的力量、混凝土的力量，于是形成了现代化建筑的潮流。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的建筑进行反思，什么样的建筑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舒服。通过反思，出现了后现代的建筑，后现代的建筑就是要从当地的文化出发，将建筑扎根于当地文化的土壤中——现代化的建筑无论放在北京、香港、纽约都可以，后现代的建筑离开了当地的文化，就会失去建筑的生命力。

近几年，人们已开始从比建筑的高和大、要在建筑史上创造新的高度，转变为从１米多高的人的需求出发，追求舒适、经济、绿色。新的最高世界建筑从欧美向亚洲转移，发展中国家在重复着发达国家上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在建筑上走过的弯路。当我们站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两个玉米棒子”上，站在浦东的金茂大厦上，都感到外表的辉煌难以掩饰投资商和发展商的苦衷。只有走过这一段成长的曲折道路，才能真正使心得以回归，才能重新回到建筑最本质的问题上来：建筑的本质是适合人的行为的空间。今天，房地产商的责任就是要建出一百年不落后的房子。

文/康辉、卜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