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谨防“大跃进”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５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包永辉 宋振远)拥有１５万人口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搞了个占地１００多亩的广场。由于镇里财政紧张，一些被征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得到足额补偿款，以致形成一道奇特景观：一边是号称皖西最大的豪华城市广场，一边是农户透风露雨的低矮茅舍。这些失地农民找不到新的就业门路，陷入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的困境。

　　近年来在城镇化建设中，这种不切实际的冒进现象，不光六安市有，记者最近在一些省份的小城镇采访，映入眼帘的到处是大广场、宽街道、高标准绿化与装饰，城镇标志性建筑一个比一个气派、豪华。如果当地经济真的发展到可以求豪华的地步，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许多地方并非如此。

　　比大比阔，错把手段当目标

　　甘肃省玉门市城区仍用明沟排水，居民区尘土飞扬，却耗资上千万元兴建高档政府办公大楼，同时新建宽８０米的马路和全省最大的广场。河南省长垣县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６００万元左右的镇，规划１０年内要建造万人体育场。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镇已建成规模仅３平方公里，但已有两个广场，还计划在两年之内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建设一个面积１万平方米的街心广场和４座街心花园，栽植２０００平方米草坪，修建４处音乐喷泉和１处大型城市雕塑。

　　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所谓城镇化，主要解决的不是城市建设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问题，而首先是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一些乡镇却错把手段当成了目标，一些领导人在追求“政绩”的心理驱使下，大搞奢华的城镇形象工程。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将投资转化为债务，由企业及进城居民来负担，并通过提高土地出让金来加以弥补。这种虚幻的繁荣，使投资者望而却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最终背离了城镇化的主要目标。

　　农民住不起，唱了一出“空城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只重视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忽视了产业“支撑力”的提高。小城镇建设的过于超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巨额投入不仅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反而提高了农民进城创业的“门槛”，涣散了人气，有些地方甚至唱起了“空城计”。

　　安徽省六安市的一个镇，属于市场型的小城镇，货物流通量大，流动人口多。一年前街上跑的大多是脚踏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和面包车，光是在册的脚踏三轮车就有１７０多辆。电动三轮车三四千元一辆，扣除每月各种管理费几十元，每天纯收入二三十元不等。这对农民来说，成本不高，容易进入，不仅吸纳了３００多人就业，还带动了沿街的大排档，使小城镇很有活力和生气。但去年镇里领导认为脚踏三轮车和电动三轮车“不体面”，规定总数不超过１００辆，对发展轿车和面包车大加鼓励。“门槛”高了，一些农民丢了饭碗，坐车的人也明显减少。

　　号称“中华果都”的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前些年镇领导强迫国营农场的部分职工到城里建别墅。别墅建起来了，可没钱装修，有的连门窗都没有安装。屋里院外，杂草丛生，粪便满地，臭气熏天。一位住在附近的群众告诉记者，由于没人居住，这里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厕”。即使一部分职工搬进了城里，可在城里无事可做，还得回村种地种树。另据了解，这个镇将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中的大量资金投入到不切实际的小城镇建设上，结果投资数万元安装的路灯因为没钱买电，只为外地参观者亮过几次；投入数十万元的大观园，更是门可罗雀，“面子工程”变成了人见人烦的败笔。

　　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发展中心提供的资料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人口在２０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很少看到大马路、大广场、大花园。而近些年河南、安徽、苏北的一些县，把小城镇新增多少建筑面积当作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层层下指标、级级压任务，要求乡乡动工、镇镇建设。有的甚至还定出时间表，提出５年再造一个新城。

　　地处豫西山区的贫困县——宜阳县，为圆“城市梦”，要求各乡镇必须建设一条步行街和一个高档次、高标准的精品专业市场，沿街门面房必须是两层楼房，原来一层的必须无条件改建。由于豫西连年大旱和乡镇财政吃紧，乡镇干部不得不绞尽脑汁大举外债“跑步”建设。苏北一位农民诗人在目睹了类似情景后，忍不住写下一首《山坡羊》的词：“为筑洋房，抠破钱囊，忍看农民拉饥荒，层楼起，债台长，束紧裤带奔小康。旧郭新城凭臆构，朝、建煌煌，暮、拆光光。”

　　大量圈地，后患无穷

　　与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相比，在土地使用上的奢侈风更令人担忧。

　　据记者调查，许多城镇兴起新一轮“圈地运动”。他们多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借“修改城镇建设规划”之机，提出类似“５０年规划不落后”的口号，大面积乱批乱占土地。浙江省安吉县４８万人口中，有４０万是农业人口，近几年，这个县以“经济开发区”名义征地上万亩，大量土地征用时没有批文，属于非法征用的“黑地”。

　　来自基层的一些干部反映，这一轮“圈地热”范围之广，圈地之多，后遗症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其突出表现是，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竟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去上千亩好地。一位干部直言，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 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

　　许多专家认为，如听任这种“圈地”之风发展下去，后患无穷。从城市建设来说，挥霍透支土地等于透支财力、透支后劲，这样换取的一时表面繁华，将严重影响城镇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从农业生产来说，无节制地蚕食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迟早会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一些专家指出，兴业才能强镇，在发展小城镇时一定要进行成本分析。无论是河北的白沟，还是广东、浙江的小城镇，市场兴起的时候，经商者的各种费用都是很低的，支个摊就可以卖东西。正是很低的成本，使经商者有利可图，才实现了人口的聚集。我国有近９亿农民仍被排斥在城镇化之外，他们没有很高的素质，他们仍很贫穷，如果每一个小城镇都模仿大城市的做法，搞花园式城市，抬高城镇的“门槛”，大批农村劳动力就不可能顺利转移。（完）


短评：豪华之风不可涨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５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沈虹冰 包永辉）“经营城市”成了当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挂在口头的一句时髦用语。在这些地方领导看来，加快城镇化进程，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广场和步行街，树起一批“具有一流水准”的办公楼房，修建“设施先进”的大型市场，不断“提升城镇品位”，或者干脆照着大城市的模子“克隆”一个充满“现代构想”的规划。

　　城镇建设中的豪华攀比风愈演愈烈，要害在不顾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互相攀比，超前不惜伤害眼前。这股豪华攀比风渐盛有其深层缘由：一是城市面貌变化，似乎能证明地方领导“能力强，有魄力，成绩大”，所谓形象工程。二是昭示所谓地方“招商引资快，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三是打着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的口号，引起轰动效应，至少能捞一个好的口碑。

　　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建设这些“高标准”设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卖地，即“以地生财”。一些地方由此陷入了卖地——开发——再卖地的怪圈，农村土地纠纷事件随之激增，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稳定。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加快城镇建设本没有错，但不顾实际地大搞形象工程，搞重复建设，其投资势必转化成债务，由企业或进城农民来负担，并通过提高土地补偿金来弥补，只会提高城镇建设的成本，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果真如此，损害的只会是当地群众的利益，是地方长远的经济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