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保护团城大功臣

■人物档案■

　　梁思成，近代中国主张维新变法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梁启超之长子，原籍广东新会，1901年在父母流亡日本时生于东京。幼年入华侨同文学校，11岁回北京进汇文学校和崇文高小，1915年入清华学堂。1924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1928年游历欧洲后回国，到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1931年担任北平“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流亡大西南，继续研究建筑学。1946年回北平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同年赴美国讲学。1948年被国民政府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翌年作为国徽的主要设计者，又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并在解放后一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月因病去世。

　　如今我国每个成年公民，都熟悉象征着祖国尊严和荣誉的国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梁思成，又曾被陈毅元帅在大会上誉为“国宝”。作为一个献身于祖国建筑事业的专家，他的工作业绩同所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永垂青史，追求真理的精神更令人可钦可敬。
■幼年虽长在日本，却深受爱国情　操熏陶，以古代民族英雄为榜样，　为日后强国努力求学。

■参加天安门纪念会时被车撞，从　此左腿短一厘米，赴美留学后同　著名才女林徽因结婚。

　　梁思成幼年处于流亡环境中，家里常以咸萝卜酱汤拌饭度日，周围的日本小孩还时时发出“清国奴”、“豚尾奴”之类的嘲笑。他在强烈刺激下，更对父亲所讲的中华民族英雄感到崇敬，决心以在自己家乡广东新会背着幼主投海的宋代忠臣陆秀夫为榜样。他上东京华侨小学时便成绩突出，回国上了高小，又入清华学堂受了八年中学和留美预科教育。他虽学穿西服、吃西餐，并精于英语，对民族文化却有浓厚兴趣，为日后以中西结合研究建筑奠定了基础。他反对校方提出学生不参与政治的要求，五四运动中带头游行。1923年5月7日他赴天安门参加“国耻日”纪念会，被军阀的汽车撞坏左腿，因接骨不好，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厘米。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在博物馆里看到被盗来的中国古物，更激发起民族情感。获硕士学位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先回国调研再交博士论文。1928年，他与新婚妻子、同校美术系的林徽因一同经西欧和前苏联回国，沿途考察了各国建筑艺术。回国后，梁思成先到沈阳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又赴北平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他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文化遗产被外人掠夺，便放弃了回哈佛大学做博士论文，专心研究和保护古建筑，并在几年里同妻子一道骑着毛驴奔走在华北各地。1937年夏，卢沟桥炮声响起，他们夫妇匆匆赶回北平，向政府呼吁抗战。不久日军入城，以“东亚共荣协会”名义邀他出来。梁思成坚决不肯任伪职，携全家走上流亡之途。

■抗战期间流亡大西南，经常靠变　卖衣物维持家用，却拒绝美国的　邀请，留在国内保护文物。

■开国大典前夕设计会场并负责天　安门城楼美术布置，1950年6月　执笔完成了国徽图案。

　　在抗战八年间，梁思成全家处在四处飘荡的困苦状况中，先后流落在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等地。妻子患重病长期卧床，他本人身体也被称为“半残”，儿子常年光脚穿草鞋。这时美国有的学校和博物馆邀请他前往，并表示可带家属。梁思成却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在国民政府所给经费不足糊口的情况下，他仍恢复起“营造学社”的工作，在大后方继续考察古代建筑，并撰写《中国建筑史》一书，其成果蜚声中外。

　　由于梁思成的学术名望，1944年，国民政府邀请他担任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马上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并附图，标明要严防破坏之处，将一份送交国民党政府，一份送交中共代表周恩来。他还向美国建议，不能轰炸日本古都奈良等地的一些著名建筑，因为这些古迹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后来美军果然没有空袭这些地点。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于1946年回北平，在清华大学复校时创建了建筑系，此后20年间一直担任该系主任。同年他还赴美国接受了名誉博士称号并做了讲学，翌年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他回国后看到国民党极度腐败，对学生进步运动表示支持，并拒绝南迁等待解放。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到达清华园，马上派人登门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明北平城内不能使用炮火攻击的古建筑，这使他大为感动。梁思成以极大兴奋连夜标好地图后，接着又和其他教师迅速编出一本全国文物建筑简目，交给部队以供进军时注意保护。他们夫妇还积极支持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儿参加解放军工作团南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征集国旗图案时，也向全国发出征集国徽的启事，并聘请梁思成同徐悲鸿等一起作为国徽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由于来稿没有适用者，加之时间仓促，新政协会议只确定了国旗、国歌，在开国大典时没有挂出国徽。当时梁思成作为特聘专家，对新政协会场、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的美术布置进行了设计。随后他又率一个小组，同美术家张仃所率另一个小组同时进行国徽设计工作。梁思成在设计时，病榻上的妻子也参与了美术构思。几个图案最后交到全国政协常委会审查，并广泛征求了意见。1950年6月，经周恩来定夺，梁思成最后执笔绘出了庄严富丽的一个图案，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许多建筑乃至钱币上都能看到的国徽。当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以全体起立鼓掌通过这一图案时，他和扶病到场的林徽因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引为一生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反对拆除北京的城墙、牌楼未果，却找到周恩来保住北海团城　不被拆毁。受中央点名在全国范围批判后，经彭真市长谈话，　他心悦诚服地检讨“大屋顶”之浪费。

■“文革”时被批斗，受周恩来保护后　长期住院，临终还挂念祖国统一。

　　全国解放后，梁思成担负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许多重大建筑的设计和审定，日夜忙碌，自述却是“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中度过”。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扩展，要拆除城墙、多数城楼和长安街等处的牌楼，梁思成对此痛心疾首，极力阻止却无效。一次城建部门称北海南部的团城碍路要打通，他心急如焚地把周恩来请到现场勘察，最后由总理决定马路在南边绕行，才保护下这座国内少有的古代高台建筑。

　　出于弘扬民族传统的良好愿望，梁思成一度倡导在建筑上加修仿古装饰（时称“大屋顶”）。1955年初，经中央点名在全国范围批判了建筑“复古主义”，梁思成被当成主要目标，有人还把学术问题上纲到政治高度。同年春，林徽因在久病后辞世，更使他受到重大打击。这时，北京市长彭真找他谈了一下午，诚恳地说明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大屋顶”泛滥会造成巨大浪费。梁思成马上做了检讨，并认为批判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爱护。此后，他积极探索体现民族传统又显现新时代风貌的新建筑艺术，并在50年代末领导建筑系参加设计首都十大建筑时进行了新实践，后来还在工作中同建筑系内的林洙组成新的家庭。

　　1966年“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屡被抄家，全家还被赶到一间平房内，因冬寒使他久病之躯更为衰弱。在此情况下，他听到某一音乐家避祸于国外，私下仍表示：“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1968年夏清华大学武斗平息，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已不能起床的梁思成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不过错误的批判还长期未停。

　　1972年元旦，已病危的梁思成听到社论，向妻子表示最遗憾的是台湾回归这一天看不见了，并引用陆游的诗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望告乃翁。”

■受中西方文化双重熏陶，最后选　择了共产党，向周恩来面交入党　申请书并请转呈毛主席。

　　梁思成的人生道路，是跨越新旧两个中国的那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抗战期间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来华同他见面后，称他们夫妇都是受中西双重文化教育，有着双重修养的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曾寄希望于中国受西方影响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并拉拢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梁思成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回国前，有的美国人以共产党快要胜利劝他留下，得到的回答却是——“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来了也要盖房子！”

　　解放前夕，梁思成虽厌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认识也不多，只专心于祖国建设。共产党进入北平后，便一扫百年破败肮脏的面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就使他发自内心地感到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他以忘我的精神参加了代表国家面貌的重大设计，获得了崇高荣誉，也受过一些政治冲击，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代表着民族的希望。在受到全国点名批判后几个月，梁思成便于1956年初利用参加中央一次宴会之机，将入党申请书面交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中央和学校党组织对他的表现也一再表示称赞，于1959年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后来在“文革”中遭受错误对待，梁思成对自己的选择却至死不悔。这种毕生奉献精神，恰恰是民族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结合的成果，也正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忘我追求，为我们民族树起了可贵的脊梁。

■本版撰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