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故居挑战《威尼斯宪章》

参观游览过杭州胡雪岩故居的人都会被这座近代豪宅的修复水平所折服，正如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研究员所说，“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物修复工程的典范实例。”

然而，在胡雪岩故居的修复过程中，负责修复工程的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专家要求修复工程严格按照《威尼斯宪章》原则办事，而更多的专家则提出了“《威尼期宪章》不适用于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的观点。日前，在《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一书的首发式上，文物专家披露了在胡雪岩故居修复过程中的这场争论。

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历时一年，于去年初竣工，是杭州市的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在修复原则的问题上，专家组和工程顾问组均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有专家提出，必须按《威尼斯章程》的“可识别”和“留白”原则实施工程，而工程主要负责人、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高念华等专家则认为应贯彻我国《文物保护法》的“原样修复”原则实施工程。在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研究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的支持下，胡雪岩故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实施了修复工程。然而，有关如何修复的争议却并未因此结束。

据介绍，《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5月25日—31日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召开了“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中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的简称。该《宪章》明确了一个观点：“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几十年来，这一原则对保护文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高念华等专家认为，《宪章》中的部分修复原则却存在严重问题。如《宪章》第九条和第十二条说“修复过程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这两条原则在文物修复中被称为“可识别”法或“留白”法。高念华等专家认为，这一做法忽略了东、西方古代建筑的差异，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以砖石材料为主导的西洋古典建筑即使有所损坏，不加修缮也能够残损保存较长时间，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建筑文化体系则是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导，必须不断地及时维修，否则很快便会毁坏无存。因此，我们应结合自己的国情，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走自己的文物维修道路。

高念华表示，“可识别”或“留白”的观点虽然早在38年前《威尼斯宪章》提出，但在现实的文物修复工程中却并非全部采用这类方法。如日本有众多的古代文物建筑，其维修工程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日本奈良县建于飞鸟时代(6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化遗产、国宝级文物法隆寺的中门和回廊、金堂五重塔、藏经楼等都经过维修，但没有发现一处有“可识别”处理的痕迹。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泊皇宫，建于公元1453年，皇宫内的厨房出现了漏雨和糟朽。2001年4月初该建筑维修时在屋面上添加了新型的橡胶油毡垫，换上去的新瓦与旧瓦式样与色彩均相同。建于公元1447年的埃及亚力山大城堡，外墙、内墙维修中采用与原样相同的米白色沙岩作修补，石质材料的尺寸也按原样大小，不留任何现代标志。距今已有5300年历史的埃及孟菲斯湿卡拉金字塔南有一石质建筑，是第三王朝国王居住建筑的模型，由于自然风化严重，整座建筑进行过大面积维修，也是采用5300年前的同样石材、同样尺寸进行维修，未见到有颜色之分或有现代标志。按照《威尼斯宪章》的规定，在固有的文物建筑周围及保护范围内，不能搞一些臆想性的建筑，而在法国巴黎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大门前，有座用现代玻璃制成的金字塔建筑，可以说违背了《威尼斯宪章》的规定，但这座漂亮、现代、实用的建筑却受到了大众及专业人士的赞许和肯定。

高念华介绍说，在国内，“可识别”的情况也不多见。如拉萨布达拉宫的维修在建筑的构性、油漆、装饰等方面也基本不作“可识别”和留白处理。北京故宫近50年来已有多处建筑的墙面、油漆、木构件、瓦作彩画修复时均按原有色彩修复上色，凡碰到瓦作破损，同样也采用原色原样配制，其宗旨就是要把原样世世代代保存下去。四川乐山大佛历代均作过维修，仅近现代较大规模维修就有6次。不久前的这次维修，全部使用传统材料，不使用高新现代化的材料，使大佛复原了初建时的风采。

据了解，在胡雪岩故居修复过程中，有些专家坚持要按《威尼斯宪章》实施，对已毁部分不进行复原，保留遗址，对维修部分不油饰且要有明显“可识标”标记———作留白处理。高念华表示，如按这些专家的意见修复故居，整个故居格局就会处处残缺，失去整体性而变得零乱，无法再现这一豪宅的历史真实面貌。而目前已经修复的故居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再现了历史建筑面貌，显示出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性。胡雪岩故居的修复有充足的资料和科学的依据，其中包括保存的大量遗迹、遗物和民国九年(1920年)的全宅总平面实测图，这些对故居的复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上1903年完稿的《胡雪岩外传》也颇多涉及胡氏宅邸情况，还有大量旧照片。因此，故居的修复属科学复原。高念华认为，几十年来，欧洲大多数文物建筑的修复并没有普遍执行《威尼斯宪章》，或没有全部接受该宪章的条例。而中国这一与欧洲古代建筑体系截然不同的以土木结构体系为主的文明古国，在文物保护上又为何一定要完全遵照《威尼斯宪章》呢？

罗哲文、杨鸿勋等专家对高念华质疑《威尼斯宪章》的勇气和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高念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罗哲文研究员说，制定《威尼斯宪章》时，并没有中国代表参加，也没有以木结构建筑体系为主的东方国家参加，因此，在修复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古建筑和东方古建筑时，无须照搬《威尼斯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建筑复原重修的例子及异地搬迁保护的工程有不少。改革开放以来，复原重修的文物建筑工程更多，如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等，还有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光塔、辽宁朝阳北塔等等，罗先生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材料、充分的科学复原的依据，经过认真评审和依法批准，复原重修的重要古建筑，不仅可以再现昔日的辉煌，更会使这些历史上的建筑结构长留人间。罗哲文、杨鸿勋、高念华等专家一致表示，对文物建筑的维修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切实贯彻“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又不能把“可识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做法，否则会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