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提议北京应建新城区
admin
2002-08-22
来源:景观中国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最近提出北京应当尽快考虑城市结构调整,把行政职能特别是首都行政职能转移到新城区,即建设新的“首都区”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最近提出北京应当尽快考虑城市结构调整,把行政职能特别是首都行政职能转移到新城区,即建设新的“首都区”的建议,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普遍注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大众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长赵燕菁。
北京城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从50年前的梁陈方案,到后来吴良镛先生的探索,北京的空间结构一直是规划界长期研究和思索的重要领域。但是前几次提出结构调整大多是从城市发展的局部角度(如历史名城保护或职能的空间分解)提出的,对北京大的发展前提的判断(如北京是否应当继续扩张)也存在不同看法,城市结构调整的外部经济环境(如土地市场)也不完善,因此,这些包含远见卓识见解的建议往往还没有进入操作过程就已经无疾而终。
对此,赵燕菁所长说,北京长期以来之所以选择了错误的空间战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北京发展前景判断的失误。在北京的历次规划中控制规模一直是不变的主题,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北京的空间规划都是以“收缩”和“限制”为主。但是城市规划从来没有能够限制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空间无论在平面上还是竖向上一再突破。实践证明,北京城市规划这种期望通过“将衣服做小来阻止孩子长大”的做法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北京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从交通拥挤到地价飙升,从古城破坏到区域竞争--几乎都同错误的城市结构有关。这些表面上去互不关联的问题,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在底层都是同城市结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奥运会申办成功,却使北京城市结构调整的问题突然变得现实起来。于是北京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扩大城市规模是不能随之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势必作为成本摊到现在北京的劳动力和土地上,届时北京的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升,否则这些投资就会因为无法收到而转为下一届政府的债务。如果北京的要素价格在目前已经很高的基础上继续升高,北京所有产业的成本也就会随之升高,北京所有产业的竞争优势就会减弱,并最终导致北京竞争力的丧失。这时,北京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摊到尽可能多的要素上,通过增量要素的供给,回收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换句话说,北京应该通过卖更多的土地,而不是卖更贵的土地,通过薄利多销,而不是提高单价取得奥运会投资的回报。
那么如何实现低成本扩张?赵所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形成的。奥运会的举办和相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增加对北京土地的需求,如果北京要控制地价就必须增加有效供给。在这里“有效供给”并不是简单增加周边的土地供给,因为新的城市功能竞争的是城市中心的土地。增加城市土地的有效供给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改变北京的城市结构。
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结构,这样的城市结构,不论城市规模如何扩大,城市中心区位的供给一定是有限的。北京要想在2008年以前,避免重蹈悉尼奥运会导致地价飙升的覆辙,就一定要从现在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双中心甚至多中心的结构。赵所长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现有的城市之外另建新城--建立自己的“浦东”:把行政职能特别是首都行政职能转移到新城去--建设新的“首都区”。只有把首都职能分解出去,才能通过置换作用,通过城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空间结构的调整,才能增加城市空间的有效供给。老城的建设和新要迅速减少,要通过减少需求,疏解城市功能来减少现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现有城区的人口和功能要严格控制,并最终实现人口的净减少。
那么为什么要迁移首都功能?这首先是因为在现有的城市结构里,北京承担高水平的首都行政功能已经不可能。“全城办公”的格局不仅给北京市的其它功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也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成本提高。首都功能中越来越频繁的脉冲式冲击--国家级的会议、国事活动、大规模的比赛、展览--意味着北京承担首都职能的条件只能比现在更加恶化。其次,什么功能留在老城,什么功能疏解出去,取决于哪一种功能动员和迁移的成本最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是分散进行的,行政功能是少数几个可以在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对于商业、居住这样对城市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功能,很难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空间上的迁移。而这些功能之间的依赖性,远远大于同行政功能之间的依赖性,因此,行政部门的集中迁移,在短期内最有可能。而“时机”则是“新北京”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赵所长认为2008年的奥运会不是北京建设新城的第一次机会,但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一旦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下去,北京的城市结构就很难再次更改。这个机会如果把握得好,北京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加速成为世界级大都会的进程。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步汉城、东京、台北这些城市的后尘,不仅丧失掉自己全部的历史特征和个性,而且将承受失去竞争力后痛苦的结构转型。
上海已经在十年前成功地实现了城市结构的转变,广州最近也将南沙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并在广东省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了广州新城的建设。国家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中,两个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开始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现在就要看拥有奥运会举办之利的北京能否实现这一战略性的改变。
北京城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从50年前的梁陈方案,到后来吴良镛先生的探索,北京的空间结构一直是规划界长期研究和思索的重要领域。但是前几次提出结构调整大多是从城市发展的局部角度(如历史名城保护或职能的空间分解)提出的,对北京大的发展前提的判断(如北京是否应当继续扩张)也存在不同看法,城市结构调整的外部经济环境(如土地市场)也不完善,因此,这些包含远见卓识见解的建议往往还没有进入操作过程就已经无疾而终。
对此,赵燕菁所长说,北京长期以来之所以选择了错误的空间战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北京发展前景判断的失误。在北京的历次规划中控制规模一直是不变的主题,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北京的空间规划都是以“收缩”和“限制”为主。但是城市规划从来没有能够限制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空间无论在平面上还是竖向上一再突破。实践证明,北京城市规划这种期望通过“将衣服做小来阻止孩子长大”的做法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北京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从交通拥挤到地价飙升,从古城破坏到区域竞争--几乎都同错误的城市结构有关。这些表面上去互不关联的问题,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在底层都是同城市结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奥运会申办成功,却使北京城市结构调整的问题突然变得现实起来。于是北京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扩大城市规模是不能随之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势必作为成本摊到现在北京的劳动力和土地上,届时北京的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升,否则这些投资就会因为无法收到而转为下一届政府的债务。如果北京的要素价格在目前已经很高的基础上继续升高,北京所有产业的成本也就会随之升高,北京所有产业的竞争优势就会减弱,并最终导致北京竞争力的丧失。这时,北京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摊到尽可能多的要素上,通过增量要素的供给,回收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换句话说,北京应该通过卖更多的土地,而不是卖更贵的土地,通过薄利多销,而不是提高单价取得奥运会投资的回报。
那么如何实现低成本扩张?赵所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形成的。奥运会的举办和相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增加对北京土地的需求,如果北京要控制地价就必须增加有效供给。在这里“有效供给”并不是简单增加周边的土地供给,因为新的城市功能竞争的是城市中心的土地。增加城市土地的有效供给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改变北京的城市结构。
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结构,这样的城市结构,不论城市规模如何扩大,城市中心区位的供给一定是有限的。北京要想在2008年以前,避免重蹈悉尼奥运会导致地价飙升的覆辙,就一定要从现在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双中心甚至多中心的结构。赵所长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现有的城市之外另建新城--建立自己的“浦东”:把行政职能特别是首都行政职能转移到新城去--建设新的“首都区”。只有把首都职能分解出去,才能通过置换作用,通过城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空间结构的调整,才能增加城市空间的有效供给。老城的建设和新要迅速减少,要通过减少需求,疏解城市功能来减少现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现有城区的人口和功能要严格控制,并最终实现人口的净减少。
那么为什么要迁移首都功能?这首先是因为在现有的城市结构里,北京承担高水平的首都行政功能已经不可能。“全城办公”的格局不仅给北京市的其它功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也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成本提高。首都功能中越来越频繁的脉冲式冲击--国家级的会议、国事活动、大规模的比赛、展览--意味着北京承担首都职能的条件只能比现在更加恶化。其次,什么功能留在老城,什么功能疏解出去,取决于哪一种功能动员和迁移的成本最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是分散进行的,行政功能是少数几个可以在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对于商业、居住这样对城市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功能,很难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空间上的迁移。而这些功能之间的依赖性,远远大于同行政功能之间的依赖性,因此,行政部门的集中迁移,在短期内最有可能。而“时机”则是“新北京”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赵所长认为2008年的奥运会不是北京建设新城的第一次机会,但却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一旦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下去,北京的城市结构就很难再次更改。这个机会如果把握得好,北京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加速成为世界级大都会的进程。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步汉城、东京、台北这些城市的后尘,不仅丧失掉自己全部的历史特征和个性,而且将承受失去竞争力后痛苦的结构转型。
上海已经在十年前成功地实现了城市结构的转变,广州最近也将南沙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并在广东省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了广州新城的建设。国家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中,两个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开始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现在就要看拥有奥运会举办之利的北京能否实现这一战略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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