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的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
海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三亚专题研讨会近日在三亚召开。会议以“‘双修’、‘双城’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与会嘉宾就海绵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路径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建言献策，为“双修”、“双城”试点工作以及三亚城市的建设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本报11月2日已刊发北京土人海绵城市建设分院院长王欣的研究文章，本期刊发三亚学院副院长、教授沈关宝的研究文章。
将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结合起来的“双修”背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理念。在我国推进快速城镇化的今天，这一理念不仅是三亚城市建设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落实国家层面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理论基石。因此，我认为选择三亚进行“双修”、“双城”试点工作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三位一体的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的目标当然是优化自然生态。对此，三亚乃至海南虽有优化的努力，但毋庸讳言，也存在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依据我来三亚10余年的观察和体验，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增长和游客数量的季节性超载。例如10年前，三亚除了农民在田间烧禾的烟雾，几乎没有其他灰尘，而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和车辆的增加，尘埃与日俱增。又如原先松软的三亚湾沙滩已成板结的泥滩，尽管市政府花了极大的努力，但板结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过度渲染恶化趋势显然不是事实全部，但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这一趋势。否则就会失却三亚作为“旅游天堂”的基础。
我认为，要修复、优化自然生态，首先应通过教育和宣传强化全民的环保意识。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和海南先民保护自然的传统做法都可以用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为。这是优化自然生态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其次是大力开展环保研究。三亚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投入，设立综合性的自然生态研究基地，面向国内外招聘环保专家，针对三亚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注重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用科学方法来提高环保的效率。第三是完善强化环保法治来遏制人们对于环境资源的获利冲动。例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住在威尔士，房屋四周全是树木。一次因树枝刮坏房顶而砍树，结果遭到罚款。因为树木虽是他的私产，但管理处置权在环保部门，产权人必须事先申报再行动，否则违法。这个例子显示了以法治来优化自然生态的力量。由此，三亚是否可以借鉴这种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思路，确立起系统的环保地方法规。
我相信通过环保意识、环保研究和环保法治的三位一体，修复生态、优化环境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
社区发展的城市修补
就城市修补而言，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被称为软件的人文生态优化尤为重要。简单说来，人文生态是指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一定的文化导向下，如果这种联系达到平衡、和谐状态，则为优化了的人文生态。而作为导向的文化，则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现时的中国而言，显而易见有三种文化在支配人们的行为和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农业文明的村落文化、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以及后工业时代超越时空的文化。尽管这三种文化的并存使人文生态的优化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但城市化是一致认可的总趋势，三亚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三亚城乡一体的城镇化可行性在哪里？对此，可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方面加以简述。
从理论上看，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结伴而行。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驱使农民进城成为产业后备军。因此，欧美早期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对农业的毁灭性打击为前提的。但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扩大和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病的增加，人们便反思和质疑这一城市化模式。并提出“逆城市化”、“田园城市”等观点，主张将大城市的工业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外扩散的方式，消除由于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弊端，同时扩大城市化的地域覆盖面。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江浙一带的农民走出了一条在小城镇发展乡村工业和以工补农的城市化道路，费孝通教授将此总结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由此可见，在现代科技（电力、交通、通讯等）条件下，三亚走一条城镇化新路在理论上是完全行得通的。
从历史上看，海南并不是如同上海那样畸形发展的大都市，因而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对垒。即使在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也要比内陆低得多。这份历史遗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城市化的辐射源难觅，目前在海南，无论是海口、三亚抑或是其他城镇，都不完全具有现代产业扩散和生活方式引领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上述较低程度的城乡分化又有利于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甚至可以预言，由于海南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和明显的界限，海南的城市化进程可能比国内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推进。
从现实条件来看，尽管三亚的确存在诸多不利条件。但必须指出，这些不利条件的改善恰恰表明了建设城市修补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以下四个有利因素：1、三亚拥有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巨大潜力，一旦潜力释放出来，足以支撑三亚的城市化。2、三亚具有后发优势。如三亚的产业结构是跨越式的，即从第一产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没有产业转型的拖累，而以旅游为核心的服务业经济固然有产品难于打造的困难，但也有在地域上易于扩散的长处。3、三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以交通为例，继高速公路之后，环岛高铁已经建成。现在从三亚到海口只需2个小时。加上四通八达的网络，为城乡一体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一带一路”和“四个全面”的国家政策契机。作为后发地区的三亚应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将三亚的城市化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去。
城市化无疑是重大的社会转型，而转型的标志与终极目标是社会现代化。对此，我将从加强社区建设、发展多元文化和提升个人素质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1、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缩影，社区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因此，社区建设的总目标是构建休戚与共、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建设从社区服务起步，并向社区自治拓展。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经验之一是社区服务的综合性。比如北京、上海等地，每个街道都建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社区服务中心。其中的服务人员来自街道、政府职能机构和社区志愿组织，而服务项目则依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不断扩展，从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环境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事务，乃至家长里短、邻里纠纷的调解。可以说，社区服务中心是原先“单位社会”消解而社会成员原子化的必然产物。它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社区是一个共同家园的意识，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经验之二是社区资源的利用。上海的“老娘舅”是挖掘社区资源的典型例子。“老娘舅”是指那些社区内的权威人士，社区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和调解功能。进而促进社区的稳定和社会的整合。
社区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同样显而易见。比如上述对社区内部资源的开掘还停留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而，目前的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亚的社区建设起步虽晚，但只要能抓住社区建设的目标、规划和路径依赖三个关键，就有可能超越初级阶段而步入前列。
关于社区建设的目标，按照十八大精神和城市修补的要求，可以确定为：第一，经济目标，即提升社区成员进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能力。第二，政治目标，即社区成员有序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并达到基层自治。第三，社会目标，即提高社区成员对于生活共同体的认同度，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第四，文化目标，即繁荣多元文化，并确立多元文化相处的原则。总之，上述四大目标可以通俗地表述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培育民间组织，调动社区内部资源，实现社区基层自治，最终达到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至于社区规划，它的重要性在于引领社区发展目标的分部实现。因此，要树立社区规划优先的理念，将社区规划作为三亚城市规划的先导，即三亚可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首先对每个社区制定出具有法律效率的详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城市的整体规划。
社区建设的路径依赖可概括为参与和共享。社区建设的主要动力来自社区居民，故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意愿。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决不能越俎代庖。对民众意愿的任何超越都有可能偏离社区建设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说，社区建设的路径依赖是“做群众的尾巴”。
2、发展多元文化
可能是岛民的开放胸怀所致，三亚丰富的文化资源简直可以与自然资源相媲美。现存的文化样式不仅有黎、苗、回三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不同于国内其他汉民的农耕文化和蛋家的渔猎文化，以及流放文化、具有向外开拓精神的海洋文化等等。加上近年来外来人口的涌入，各种文化都在施展各自的魅力。因此，三亚如同万花筒一般，文化的多样性令人目不暇接。而且，由于地域上的封闭性，上述传统文化的保存相对完整。
然而，三亚乃至海南几乎没有在国内外发生影响的文化产品，这种情况与其丰富的文化宝藏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对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对文化的认识不够，文化展示乏力。
例如黎族的“合亩”文化，它起源于一项传统的经济制度。经过研究，我们获得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合亩”不仅仅是经济制度，更是黎族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因为黎族朋友告诉我们，黎语中的 “合”虽有统合的意思，但“亩”并不指土地，更不是计量单位。只要是长相厮守又相互依赖，有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的人们，则可称为“亩”。换言之， “合亩”就是将人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
进一步的观察使我们认识到，尽管“合亩”文化起源于种“山兰稻”的合作生产。但它与黎族其他的社会制度，如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补充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甚至还进入到比社会制度更加深入的精神层面，“合亩”精神在黎锦的编织、妇女的纹身中都有一定的表达。总之，各种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制度都可以在一个 “合亩”文化的原则之下进行互补。因此，“合亩”文化对当前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不但能树立三亚的文化自信心，而且还能激发展示的冲动。台湾有一部描写一位原住民抗日英雄故事的影片，看过后令人印象深刻。由此，笔者突发奇想：如果以“合亩”为题，加上莫言讲故事的能力，或许黎族文化也能走向世界。
文化的多样性自然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紧张，但这正是文化变迁的动力之一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文化之间的冲突乃至发生局部争斗应当尽力避免，对此，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异文化相处之道。这可以作为三亚多元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3、提升个人素质
在任何历史阶段，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都取决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素质，而提升个人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三亚人口中受教育的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然而必须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存在相当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是过于偏重升学率，而忽视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因此，目前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他所具有的素质之间关系不很大，有的甚至负相关，即高学历低素质，在道德教养、心理素质、乃至人格、精神等方面有严重缺失的学生为数不少。故对于三亚而言，应当有意识地将教育的范围放大，把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纳入自己的视野。
全民教育是全方位的。我们认为，目前三亚要在规范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从而使三亚居民在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公民素质和人文精神，以及人格、心理等方面都有一个大的提升。
就职业教育而言，三亚是有一定基础的。然而，对于让每个劳动者都成为既有进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能力，又具备较高职业道德的目标而言，仍然任重道远。对此，应注重以下两点：一是职业教育内容的深化。既要在教学中强化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又要花大力气建立职业教育的产学研基地，鼓励自主创业和技术革新。二是重视职业伦理教育。使受教育者不仅掌握职业技能，而且懂得和理解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责任，并把这种社会责任与自身的长远利益挂起钩来。
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经验来看，个人素质提升的主要途径是兴办各种类型的社区学校，其教育对象是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社区居民。
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注重的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加上安土重迁，人们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因此，长期传承下来的习俗就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有效起到了社会控制的功能。而城市生活正相反，城里人的匿名程度很高，大家几乎都是“陌生人”。于是传统习俗失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规范。以契约和法律为根本的，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新规范自然需要普及，于是社区教育应运而生。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现在办得有声有色的老年大学就是社区教育中的一种。因此社区教育的载体是层次不同、种类各异的社区学校。
依据三亚的实际，社区学校的设立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政府投资、民间参与或者民间投资、政府补贴。在起步阶段，社区学校的教育内容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技艺入手，比如烹饪、医疗卫生常识、营养百科、舞蹈、体育、高科技家电使用以及家庭装饰、育儿和养生等等，这样的教学内容能激发居民的兴趣，吸引更多的老百姓主动参与。随着社区教育的深入，知识面自然拓宽。那些公民常识、法律知识、契约信誉、地方传统、互助互惠等等的工业社会理念将成为社区教育的内容，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居民的头脑并逐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新规则。社区教育通过渐进式的渗透，最终达到全体居民个人素质提升的目标。
最后，必须说明，上述所言绝非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全部，但它无疑与“双修”、“双城”的活动息息相关。只要我们对自然和人文生态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假以时日，相信三亚一定能建成一座更加现代化的、美丽的花园城市，并引领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建设。
沈关宝，1949年生，上海松江人，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城乡社区研究。上世纪80年代师从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进行乡镇工业与小城镇研究，系我国大陆恢复社会学后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上世纪90年代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2005年到三亚学院兼职，任三亚学院教授、资深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海岛文化生态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主任、海南省社科联委员。主持省部及国家社科研究项目10多项，出版中英文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先后赴英、美、加、德、法、日等国名校作学术访问和讲学，被英国利物浦大学、城市大学等授予名誉访问教授、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