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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唐家岭蚁族担心建白领公寓增加生活成本

admin 2010-03-25 来源:景观中国网
 2010年“两会”前夕,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访了北京最大的年轻低收入群体聚集地唐家岭。对于媒体争相报道“政协委员流泪探访‘蚁族’”一事,“蚁族”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们愿意相信他们的探访和眼泪是真诚善意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同情的眼泪。”“我们也是正常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不想成为聚光灯下的‘特殊群体’不断‘被消费’。”一些“蚁族”年轻人直言:“请政治作秀和杞人忧天离我们远一点”;“不要居高临下地打量我们,我们过得很好,也需要尊严”。更有“蚁族”担心这些会加速“蚁村”唐家岭的拆迁,他们因此不得不加紧寻找下一个更加

几个“蚁族”房客下班后在合租的“阁楼”门口等待另一室友回来开门。

唐家岭一小路口,几个村民围住一名“蚁族”大学生讨要“水费”。每月初,唐家岭的各个路口都有村民围堵,向过路租客讨要10元“水费”。

银行职员小徐(左)和同事挤在一间月租450元的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

春节前夕,一名“蚁族”大学生搬行李回家。

  2010年“两会”前夕,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访了北京最大的年轻低收入群体聚集地唐家岭。对于媒体争相报道“政协委员流泪探访‘蚁族’”一事,“蚁族”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们愿意相信他们的探访和眼泪是真诚善意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同情的眼泪。”“我们也是正常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不想成为聚光灯下的‘特殊群体’不断‘被消费’。”一些“蚁族”年轻人直言:“请政治作秀和杞人忧天离我们远一点”;“不要居高临下地打量我们,我们过得很好,也需要尊严”。更有“蚁族”担心这些会加速“蚁村”唐家岭的拆迁,他们因此不得不加紧寻找下一个更加偏远的容身之处。

  我们不需要昂贵的“被改善”

  对于众多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说,唐家岭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生活成本低廉”。每月以350~700元的价格租下一个20平方米带厨房、卫生间的单间,也可与人合租,平均每人每月只付100多元。唐家岭有自己的市场,果蔬价格是市区的一半,在村里的饺子馆花上10元钱就能买两大盘饺子。加之交通便利,成为在中关村、上地附近工作的“蚁族”的首选。

  张欣,27岁,来自湖南,毕业于一所民办大学,目前在银行做业务员。张欣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月房租450元,水电费40元,上网费100元,自己做饭伙食费可节省到300元,交通费150元,与女朋友长途电话费150元,生活用品约100元,平均每月1500元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3月17日,北京市市规委发布消息,唐家岭地区将实施旧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违章建筑,建造白领租赁公寓。对此,“蚁族”似乎并不欢迎:“盖白领公寓,有几个能住得起啊!就算户型小,价格肯定也会高出咱们现在的房租。”“政府一厢情愿为我们改善居住环境,到时环境是改善了,但是生活成本肯定也就高了。如果有钱住白领公寓,我们还搬到偏远的城中村来干吗?”

  “一旦白领公寓建成,房租涨了,到时恐怕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张欣无奈地说。

  甄真,25岁,山西人,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广告公司做职员,每月工资加业务提成、奖金等平均4000元,家境也比较富裕。甄真很漂亮,也喜欢打扮,当问及以后是否打算搬进白领公寓时,她算了这样一笔账:现在700元的房租住的是整个唐家岭条件最好的房子,有厨房卫浴,干净整洁,“一旦房租涨了,就会挤占其他花销,我可不想每天掰着指头攒钱逛街。我不愿意把钱花在什么白领公寓上,能住就行了。”

  我只是尚未成功

 李婷,女,25岁,北京某名牌大学会计系09届毕业生,现在一家食品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因为是私人小公司,人少,制度也不规范,公司里大事小事、分内分外的都得干,有时就自我安慰,就当是老板对我的信任和锻炼吧。”从毕业到现在半年多,李婷有一半时间都在加夜班,晚上9点后回家已经成了常态。然而,与繁重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每月不足2000元的工资,对此李婷虽然并不满意却也从不抱怨:“收入的事情不能强求,刚参加工作缺少的就是经验,现在正处在为了尽快成长而付出的阶段,不能只盯着回报”,“老板已经开始让我接触会计的事务,有机会学习本专业的实际操作是一件特赚的事”。

  中科院硕士毕业生刘晴说:“烦透了媒体和公众对我们生活的主观臆想,我们只是处于奋斗期的年轻人,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一团糟’。我们挣的少,但是这里生活成本低,勤俭节约小日子照样能过得舒舒服服。我们精心收拾这尽管只有巴掌大的临时居所,我们快乐地打扮自己,我们积极地工作,我们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我们不需要同情。”

  虽然被外界称为“弱势群体”,“蚁族”的自我定位并不“弱势”,他们相信:“有必要时放低身段,未来才能提高身价”。

  群居,大学生活的延续

  作为低成本的居住方式,“群居”在蚁族中颇为普遍,对于某些“蚁族”来说,“群居”是他们最熟悉和乐意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王学敬,研究生,现任上地某科技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月收入四五千元,这在唐家岭绝对算是“高收入”了,但他依然和几个同事挤在房顶上加盖的小“阁楼”里,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放着两个上下铺床,4个人一起分担每月600元的房租。“不光是为了省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同学,现在又很幸运在一起工作,我们愿意继续像大学时那样过集体生活。”

  林伟莉,本科毕业后的两年里一直和别人合租,合租的女孩儿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她从没想过搬出去自己住:“从小过集体生活习惯了,现在特怕一个人住,太孤独,而且女孩儿自己住有时也不安全。”

  不回去,是怕嫁不出去

  大城市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以及依然高涨的房价,引发了一场“去与留”的辩论,政协委员杨澜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建议“蚁族”大学生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对一些大学毕业生来说,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他们认为:首先,并不是所有专业都适合回乡发展,比如IT产业到了乡镇或者二、三线城市,可能更加难有用武之地。第二,对于大多数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回乡后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脉都需要自己单枪匹马地重建,而在自己大学所在的大城市,起码还有同学和老师等社会关系。第三,对于很多单身青年来说,回乡意味着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尤其是女生。25岁的吴艳丽来自河北农村,大学毕业两年了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一直在北京“漂”着。“家里希望我能回去,去年亲戚在县城帮我找了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干了不到两个月我就又跑出来了。主要是和周围的人没办法沟通,很郁闷。家里一直催着找对象,可是留在县里或者农村的青年大多跟我没有共同语言,和我条件差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又几乎碰不到。继续待在县里,恐怕最后我只能做大龄‘剩女’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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