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地名：让新北京人不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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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9
来源：景观中国网
长期研究北京地名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冬虎告诉《北京科技报》，比如“八里庄”，朝阳区、海淀区就各有一个；“三里河”也是西城区一个，前门一个；而“大柳树”、“黄村”则和“四道口”一样，有三个。
本来要去首体南路，却被拉到清华东路。提起刚来北京那会儿，王轩最晕的就是这地名了。有一次他要去首体南路的四道口办事，上了出租车就对师傅说：“四道口”，结果被拉到清华东路，好大一圈冤枉路。后来一问才知道，北京原来有三个“四道口”，除了这两个，明光村还有一个！
像这种情况，不仅是人生地不熟的王轩会遇到，就连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有时也难免犯糊涂。
长期研究北京地名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冬虎告诉《北京科技报》，比如“八里庄”，朝阳区、海淀区就各有一个；“三里河”也是西城区一个，前门一个；而“大柳树”、“黄村”则和“四道口”一样，有三个。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善了。近日，北京市首部《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开始在市规划委的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北京市一直在进行地名规划编制工程，但在具体操作中发现，国内始终没有关于地名规划编制的标准。“出台这个导则，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标准，使地名更加科学，让老百姓好找好记，同时也不损伤历史文化。”
长期作为都城的北京，地名由来十分复杂，不但依据地理环境，还参考了很多居民生活、历史事件。比如，崇文门附近有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口袋胡同”，由于在地形上里宽外狭，很像一个米口袋，因此得名。类似的还有喇叭胡同、耳朵眼儿胡同、九弯胡同、宽街等。根据居民生活命名的，比如宣武区的“珠市口大街”，原名“猪市口”，本是京城生猪的交易市场；与其相邻的骡马市大街，清代是买卖牲口的地方。类似的还有鲜鱼口、米市大街、缸瓦市、花市、金鱼胡同等。
然而随着北京老城区的逐步开发，在金融街、东方广场等大型建筑拔地而起的同时，一批老胡同、老街道连同它们的名字，也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对此，《导则》规定：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新建、改建道路应使用原有地名，原地名无法使用时，可由其派生命名。比如“黄城根”，以前叫“皇城根”，意指被一道介于紫禁城和内城之间的城墙笼括的部分，后来城墙拆了，现存的东、西两条小街，就在原名的基础上派生出“东黄城根”、“西黄城根”。而在一般情况下，命名原则遵循：在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上，取大舍小；在知名度上，用高舍低；在遗存年代上，留久舍近；在文化品位上，采雅舍俗。
具体说来，一条位于南城四块玉地区的马路，因四块玉与国家体育总局相邻，而后者所占面积更大，因此取名“体育馆路”，这就是“取大舍小”；再比如387路是北京早期开辟的一条公交线路，其中一站名为小关，而当奥林匹克体育场成为该地区标志性建筑后，新开通的108路则将该站命名为“奥体东门”，这就是“用高舍低”；红桥的名字清朝就有了，尽管现在桥已经消失了，但这个名字延用至今，这就是“留久舍近”；而把东郊的“哑巴胡同”改成“雅宝路”，南城的“粪场胡同”改为“奋张胡同”，这就是“采雅舍俗”。
除此公布上述必要的原则之外，《导则》更大的作用，是在于矫正并区分一些颇为混乱的地名，并取缔个别不科学的命名方法。
孙冬虎从去年就参与《导则》的拟定工作，在他看来，相同的地名出现在不同的辖区，还勉强可以接受，比如一个“八里庄”在朝阳区，另一个在海淀区。而如果在同一个区内出现相同的地名，就未免令人犯愁了，比如朝阳区内的两个“苇子坑”。
“为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规划设计在原则上不更改现行地名。”北京市规划委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八里庄”和“苇子坑”这样的问题，以后新建的车站或街道，如果一旦出现重名，都要在原名前添加行政区名、地片名等前缀，或在名字后添加方位词。比如新建的地铁和轻轨车站，就在“八里庄”前加上行政区前缀，变成“朝阳八里庄”和“海淀八里庄”；同一辖区的“苇子坑”，则变成“东四环苇子坑”和“北四环苇子坑”。
除此之外，《导则》中规定今后一般不以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作为地名。“这是一项科学的改进，因为这种间接利用公共资源的方法，有强迫公众接受广告宣传的效果。”孙冬虎说，北三环有一座以一家电子公司命名的立交桥，人们从此经过时，总会有意无意想起这家公司。“这样的命名方式对其他企业来说，也有失公平。比如一条大街上全是电器公司，但由于松下公司出钱了，这条大街被命名为“松下大街”。那么其它公司就要在宣传册、信封、名片的地址栏中面临“松下大街XX号楼”的尴尬字样。加拿大的地名法规中，就明确规定不能以人名、公司名命名。”
在北京的地名中，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街”、“路”、“道”、“巷”、“条”、“胡同”这些道路通用名称并存，那么究竟该如何区分呢？
一般来说，“街”、“道”、“巷”、“胡同”的历史比较久，而“路”和“条”是后来才出现的。北京市规划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有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北京旧城内以商业为主的道路一般叫“街”，比如“西单北大街”、“花市大街”、“珠市口大街”等。而城市外围以交通为主的道路一般叫“路”，比如“广渠路”、“朝阳路”、“安立路”等。
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在一些新的小区和开发区的规划中，把东西向的道路叫做“街”，南北向的叫做“路”。比如，北京南部的亦庄开发区，“荣昌东街”、“兴盛街”、“隆庆街”都是东西走向的；而“东环路”、“同济中路”、“永昌中路”、“宏达路”则是南北走向的。
此次《导则》中明确规定，“大街”用于主干道通名或以商业功能为主的次干道通名；“巷”仅用于支路通名；“条”仅用于成组道路命名，并与序数词组合使用。比如“东四九条”、“草厂三条”等；“街”、“路”和“道”则可用于各级道路的通名。
《导则》还规定在新建区域，以数字序列命名的道路，一般采用以下方法排列：东西走向的，由北向南排列。比如“牛街头条”在北面，“牛街六条”在南面；南北走向的道路，由东向西排列；比如“桃杨路头条”在东面，“桃杨路三条”在西面；以中心点发源，向外辐射的道路，可从中心点向外排列。另外地名的字数之和以3至6字为宜，因此像“广安门车站西街”这样7个字的地名，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纽约曼哈顿的地理命名，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在它规整的棋盘式格局内，有‘大道’和‘街’两种命名方式，‘大道’为南北向，自西向东编号为一至十二大道。‘街’则为东西向，自南向北以数字递增编号。”但孙冬虎说，这种命名方式虽然增强了方向感，但却显得苍白，可能更适合历史较短的城市。
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地名译写研究中心”主任钟琳娜告诉记者，联合国于1960年成立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并于1967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此后每隔4年召开一次，并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专家组会议，专门研究各国地名标准化问题。例如第一届地名标准化大会规定，世界上每个地名只能有一种罗马拼写方法，比如“北京”只能记作“BEIJING”而不能是“PEKING”。
与此同时，西方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地名编制工作。在德国，尽管地名委员会隶属于民间组织，但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联邦测绘局的一名中层官员，因此地名编制规划的所有数据，都来自联邦测绘局，保证了准确性与及时性。
俄罗斯拥有人员众多的地名研究院；韩国在政府里设置了地名大使，专门负责国家地名事务；美国大量的地名工作则由军方完成，但也有民间组织参与。“中国以前的地名编制由北京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当时它隶属于北京市测绘院，后来由于机构调整，地名办公室归属于北京市规划委，专职人员也从过去的十几个人缩减到2个人。这次调整让地名与城市规划正式接轨，而《导则》的出台则是促进二者更好地结合。”孙冬虎说。
像这种情况，不仅是人生地不熟的王轩会遇到，就连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有时也难免犯糊涂。
长期研究北京地名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冬虎告诉《北京科技报》，比如“八里庄”，朝阳区、海淀区就各有一个；“三里河”也是西城区一个，前门一个；而“大柳树”、“黄村”则和“四道口”一样，有三个。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善了。近日，北京市首部《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开始在市规划委的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北京市一直在进行地名规划编制工程，但在具体操作中发现，国内始终没有关于地名规划编制的标准。“出台这个导则，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标准，使地名更加科学，让老百姓好找好记，同时也不损伤历史文化。”
长期作为都城的北京，地名由来十分复杂，不但依据地理环境，还参考了很多居民生活、历史事件。比如，崇文门附近有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口袋胡同”，由于在地形上里宽外狭，很像一个米口袋，因此得名。类似的还有喇叭胡同、耳朵眼儿胡同、九弯胡同、宽街等。根据居民生活命名的，比如宣武区的“珠市口大街”，原名“猪市口”，本是京城生猪的交易市场；与其相邻的骡马市大街，清代是买卖牲口的地方。类似的还有鲜鱼口、米市大街、缸瓦市、花市、金鱼胡同等。
然而随着北京老城区的逐步开发，在金融街、东方广场等大型建筑拔地而起的同时，一批老胡同、老街道连同它们的名字，也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对此，《导则》规定：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新建、改建道路应使用原有地名，原地名无法使用时，可由其派生命名。比如“黄城根”，以前叫“皇城根”，意指被一道介于紫禁城和内城之间的城墙笼括的部分，后来城墙拆了，现存的东、西两条小街，就在原名的基础上派生出“东黄城根”、“西黄城根”。而在一般情况下，命名原则遵循：在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上，取大舍小；在知名度上，用高舍低；在遗存年代上，留久舍近；在文化品位上，采雅舍俗。
具体说来，一条位于南城四块玉地区的马路，因四块玉与国家体育总局相邻，而后者所占面积更大，因此取名“体育馆路”，这就是“取大舍小”；再比如387路是北京早期开辟的一条公交线路，其中一站名为小关，而当奥林匹克体育场成为该地区标志性建筑后，新开通的108路则将该站命名为“奥体东门”，这就是“用高舍低”；红桥的名字清朝就有了，尽管现在桥已经消失了，但这个名字延用至今，这就是“留久舍近”；而把东郊的“哑巴胡同”改成“雅宝路”，南城的“粪场胡同”改为“奋张胡同”，这就是“采雅舍俗”。
除此公布上述必要的原则之外，《导则》更大的作用，是在于矫正并区分一些颇为混乱的地名，并取缔个别不科学的命名方法。
孙冬虎从去年就参与《导则》的拟定工作，在他看来，相同的地名出现在不同的辖区，还勉强可以接受，比如一个“八里庄”在朝阳区，另一个在海淀区。而如果在同一个区内出现相同的地名，就未免令人犯愁了，比如朝阳区内的两个“苇子坑”。
“为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规划设计在原则上不更改现行地名。”北京市规划委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八里庄”和“苇子坑”这样的问题，以后新建的车站或街道，如果一旦出现重名，都要在原名前添加行政区名、地片名等前缀，或在名字后添加方位词。比如新建的地铁和轻轨车站，就在“八里庄”前加上行政区前缀，变成“朝阳八里庄”和“海淀八里庄”；同一辖区的“苇子坑”，则变成“东四环苇子坑”和“北四环苇子坑”。
除此之外，《导则》中规定今后一般不以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作为地名。“这是一项科学的改进，因为这种间接利用公共资源的方法，有强迫公众接受广告宣传的效果。”孙冬虎说，北三环有一座以一家电子公司命名的立交桥，人们从此经过时，总会有意无意想起这家公司。“这样的命名方式对其他企业来说，也有失公平。比如一条大街上全是电器公司，但由于松下公司出钱了，这条大街被命名为“松下大街”。那么其它公司就要在宣传册、信封、名片的地址栏中面临“松下大街XX号楼”的尴尬字样。加拿大的地名法规中，就明确规定不能以人名、公司名命名。”
在北京的地名中，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街”、“路”、“道”、“巷”、“条”、“胡同”这些道路通用名称并存，那么究竟该如何区分呢？
一般来说，“街”、“道”、“巷”、“胡同”的历史比较久，而“路”和“条”是后来才出现的。北京市规划委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有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北京旧城内以商业为主的道路一般叫“街”，比如“西单北大街”、“花市大街”、“珠市口大街”等。而城市外围以交通为主的道路一般叫“路”，比如“广渠路”、“朝阳路”、“安立路”等。
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在一些新的小区和开发区的规划中，把东西向的道路叫做“街”，南北向的叫做“路”。比如，北京南部的亦庄开发区，“荣昌东街”、“兴盛街”、“隆庆街”都是东西走向的；而“东环路”、“同济中路”、“永昌中路”、“宏达路”则是南北走向的。
此次《导则》中明确规定，“大街”用于主干道通名或以商业功能为主的次干道通名；“巷”仅用于支路通名；“条”仅用于成组道路命名，并与序数词组合使用。比如“东四九条”、“草厂三条”等；“街”、“路”和“道”则可用于各级道路的通名。
《导则》还规定在新建区域，以数字序列命名的道路，一般采用以下方法排列：东西走向的，由北向南排列。比如“牛街头条”在北面，“牛街六条”在南面；南北走向的道路，由东向西排列；比如“桃杨路头条”在东面，“桃杨路三条”在西面；以中心点发源，向外辐射的道路，可从中心点向外排列。另外地名的字数之和以3至6字为宜，因此像“广安门车站西街”这样7个字的地名，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纽约曼哈顿的地理命名，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在它规整的棋盘式格局内，有‘大道’和‘街’两种命名方式，‘大道’为南北向，自西向东编号为一至十二大道。‘街’则为东西向，自南向北以数字递增编号。”但孙冬虎说，这种命名方式虽然增强了方向感，但却显得苍白，可能更适合历史较短的城市。
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地名译写研究中心”主任钟琳娜告诉记者，联合国于1960年成立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并于1967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此后每隔4年召开一次，并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专家组会议，专门研究各国地名标准化问题。例如第一届地名标准化大会规定，世界上每个地名只能有一种罗马拼写方法，比如“北京”只能记作“BEIJING”而不能是“PEKING”。
与此同时，西方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地名编制工作。在德国，尽管地名委员会隶属于民间组织，但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联邦测绘局的一名中层官员，因此地名编制规划的所有数据，都来自联邦测绘局，保证了准确性与及时性。
俄罗斯拥有人员众多的地名研究院；韩国在政府里设置了地名大使，专门负责国家地名事务；美国大量的地名工作则由军方完成，但也有民间组织参与。“中国以前的地名编制由北京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当时它隶属于北京市测绘院，后来由于机构调整，地名办公室归属于北京市规划委，专职人员也从过去的十几个人缩减到2个人。这次调整让地名与城市规划正式接轨，而《导则》的出台则是促进二者更好地结合。”孙冬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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