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四岸景观差强人意?滨水地区应为公共客厅
admin
2008-08-13
来源：景观中国网
重庆主城坐拥两江四岸的独特景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实现“山水城市”的重要依托。但较之国际上建设滨水地区的先进理念，重庆的城市建设理念仍稍显狭隘。 本应“共享”
重庆主城坐拥两江四岸的独特景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实现“山水城市”的重要依托。但较之国际上建设滨水地区的先进理念，重庆的城市建设理念仍稍显狭隘。
本应“共享”的两江四岸，近20年来，其公共活动空间不断被商业项目所蚕食。如何使其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实现完美结合，是建设“21世纪中国代表性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内在要求。
那么，既能满足市民生活需求，又具有重庆特色的两江四岸山地滨江公共空间应如何打造？
并不和谐的景观
位于长江中心、原本郁郁葱葱的珊瑚坝，现在却成了跑马场的代名词。部分人在享受骑驾乐趣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让另一些人望而止步。
到处是大棚、桌椅、锅灶、奔马和游人的珊瑚坝，其原有的青草和芦苇已被践踏怠尽，成了一座光秃秃的沙坝。
珊瑚坝如今的景象，与周遭的几条滨江路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4条滨江路的繁华，使重庆倍增光彩。可是，在专业人士眼里，两江四岸的规划，并不让人满意。
今年上半年，重庆市规划研究中心一项名为《重庆两江四岸滨水地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城市生活功能的需求关系研究》的课题，历时3个月对重庆两江四岸进行研究，该中心规划师宋智是课题的主要牵头人。他认为，两江四岸公共活动空间的自然环境让人担忧。
近年来，几条滨江路大兴土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不少隐患。譬如说，过江大桥的土地平整，就严重破坏了沿江地表植被，使土地裸露，脆弱的滨江植被在滨江地带的建设中已经而目全非，恶化了滨江公共空间的自然环境。
植被遭到破坏的另一直接恶果是：两江四岸无法起到“水冷”的作用。在长江与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广场、磁器口码头等公共活动空间，基本的遮阳绿化严重缺乏；而目前正在建设完善的南滨路、沙滨路、江滨路等滨江公共空间则存在着追求景观效果，比较忽视绿化生态效果的问题。“绿化的不合理配置，使两江四岸的环境效果在烈日当头时并不理想。”
可是，两江四岸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景观设计也并非十分合理。宋智说，两江四岸本应是山水交融之地，可修建了大量人文景观与商业项目后，自然景观被大量破坏。单一、零碎的自然景观又无法与人文景观相融合，造成了整体上的割裂。
另一方面，两江四岸公共空间的传统文化源于重庆地方文化主体巴渝文化。而承载这种文化活动的滨江水码头和建筑数量却因十余年来的建设急剧压缩，使滨江公共空间的人文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急功近利症
宋智认为，任何一个滨水项目的设计都要放在比它更高一个层次上的规划中考虑。遗憾的是，拥有罕见江景、山景的重庆，过去在这点上未能“高瞻远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单列城市”重庆开始对从菜园坝到朝天门的长江左岸、牛角沱至千厮门的嘉陵江右岸岸线进行综合整治，这是我市对两江沿线开发的发端。
自此，滨江空间开发渐热，尤以滨江路建设为甚，南滨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重庆外滩”。
然而，诸多项目却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市规划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统计：目前，两江四岸滨江地区拟建、在建、已建主要项目共计174个，多数为居住项目，占据了大段城市沿江岸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比例和总量均明显偏小。
究其原因，是我市在开发两江四岸滨江地区过程中，缺乏对公共空间的准确定位，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城市公共利益。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在“以地生财”的思想指导下，开发商获取土地后，不考虑重庆的山地特色、滨江环境景观，而进行高密度、大强度的建设。
这一趋向导致滨江开发呈现出“表层化”与“线性”两大特征。一方面，由于项目多带有观水、占岸的特征，因此前排的滨江区域与后排城市腹地在公共空间、城市功能上相脱节，与周边环境相割裂，各开发区域形似孤岛，并不相宜。
另一方面，开发企业往往倾向于建设20至30层的高层住宅，以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山地特征明显的重庆滨江区域，如果形成连续的“线性”开发，就意味着必定出现了大量不顾地形的改造和对自然要素的破坏。由此产生了一批对地形改造大、形象呆板的建筑。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原有建筑的大量破坏。这位研究者认为，尽管原有建筑在建筑质量和基础设施上无法与新建筑相比，但其承载城市记忆的功能却不可小觑。毫不留情的“拆旧建新”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种情况现在有所好转，但仍不乐观。”他说，像南滨路上的报恩塔、觉林寺、米市街等传统建筑虽然得到保护，但由于缺乏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也仅仅是孤立地矗立在宽阔的滨江大道旁边，周围一片瓦砾。
“建筑紧逼水面，挤压滨江开放空间，而且由于建筑设计本身没有考虑到与滨江环境的融合，使得人的活动空间与水几乎隔离开，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没有层次感，与江水的关系虽然很紧密，却是破坏性的。”该研究人员如是表示。
建设“公共客厅”
这个结果并非无法弥补。
宋智表示，城市滨江地带应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由全体市民共享。鉴于此，他认为，重庆在开发两江四岸时，应本着“共享”的基本理念，将其打造成为全市市民共同的“公共客厅”。
因此，和过去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首先需要保障的是沿岸公共空间的延续。他举了个例子，武汉汉口江滩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长期被历史遗留仓库、堆场、破旧建筑物和近50座码头占据，虽然拥有宽阔的水域，但市民使用滨水空间的机会却甚少。政府从1996年开始治理，建成了长3.4公里、宽约0.4公里的公共活动空间，既确保了水域空间能为人们共享，也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空气通道。
宋智认为，目前滨江地区公共活动中心仍然稀缺，因而应创造与水联系的多样化活动，通过钓鱼、戏水、划船、河畔散步、打球等直接或间接接触水的活动，使市民的亲水、近水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两江四岸地区应多设置城市级的广场、公园、绿地等，吸引全体市民使用，以凸显其主导地位。
其次，在打造两江四岸的景观时，应尽量遵循从河流向两岸腹地逐渐升起的“碗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前排建筑将尽量避免对后排建筑眺望水体视线形成遮挡，更多的市民可以因此观赏到水。“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局部地区以点状高层的突破来丰富形态。”
此外，宋智还建议，重庆拥有依山傍水的独特风光，在规划两江四岸公共活动空间时，应尽量保持面向两江、连通四山的视觉通廊，使城市更具鲜明的可识别性。
本应“共享”的两江四岸，近20年来，其公共活动空间不断被商业项目所蚕食。如何使其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实现完美结合，是建设“21世纪中国代表性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内在要求。
那么，既能满足市民生活需求，又具有重庆特色的两江四岸山地滨江公共空间应如何打造？
并不和谐的景观
位于长江中心、原本郁郁葱葱的珊瑚坝，现在却成了跑马场的代名词。部分人在享受骑驾乐趣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让另一些人望而止步。
到处是大棚、桌椅、锅灶、奔马和游人的珊瑚坝，其原有的青草和芦苇已被践踏怠尽，成了一座光秃秃的沙坝。
珊瑚坝如今的景象，与周遭的几条滨江路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4条滨江路的繁华，使重庆倍增光彩。可是，在专业人士眼里，两江四岸的规划，并不让人满意。
今年上半年，重庆市规划研究中心一项名为《重庆两江四岸滨水地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城市生活功能的需求关系研究》的课题，历时3个月对重庆两江四岸进行研究，该中心规划师宋智是课题的主要牵头人。他认为，两江四岸公共活动空间的自然环境让人担忧。
近年来，几条滨江路大兴土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不少隐患。譬如说，过江大桥的土地平整，就严重破坏了沿江地表植被，使土地裸露，脆弱的滨江植被在滨江地带的建设中已经而目全非，恶化了滨江公共空间的自然环境。
植被遭到破坏的另一直接恶果是：两江四岸无法起到“水冷”的作用。在长江与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广场、磁器口码头等公共活动空间，基本的遮阳绿化严重缺乏；而目前正在建设完善的南滨路、沙滨路、江滨路等滨江公共空间则存在着追求景观效果，比较忽视绿化生态效果的问题。“绿化的不合理配置，使两江四岸的环境效果在烈日当头时并不理想。”
可是，两江四岸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景观设计也并非十分合理。宋智说，两江四岸本应是山水交融之地，可修建了大量人文景观与商业项目后，自然景观被大量破坏。单一、零碎的自然景观又无法与人文景观相融合，造成了整体上的割裂。
另一方面，两江四岸公共空间的传统文化源于重庆地方文化主体巴渝文化。而承载这种文化活动的滨江水码头和建筑数量却因十余年来的建设急剧压缩，使滨江公共空间的人文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急功近利症
宋智认为，任何一个滨水项目的设计都要放在比它更高一个层次上的规划中考虑。遗憾的是，拥有罕见江景、山景的重庆，过去在这点上未能“高瞻远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单列城市”重庆开始对从菜园坝到朝天门的长江左岸、牛角沱至千厮门的嘉陵江右岸岸线进行综合整治，这是我市对两江沿线开发的发端。
自此，滨江空间开发渐热，尤以滨江路建设为甚，南滨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重庆外滩”。
然而，诸多项目却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市规划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统计：目前，两江四岸滨江地区拟建、在建、已建主要项目共计174个，多数为居住项目，占据了大段城市沿江岸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比例和总量均明显偏小。
究其原因，是我市在开发两江四岸滨江地区过程中，缺乏对公共空间的准确定位，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城市公共利益。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在“以地生财”的思想指导下，开发商获取土地后，不考虑重庆的山地特色、滨江环境景观，而进行高密度、大强度的建设。
这一趋向导致滨江开发呈现出“表层化”与“线性”两大特征。一方面，由于项目多带有观水、占岸的特征，因此前排的滨江区域与后排城市腹地在公共空间、城市功能上相脱节，与周边环境相割裂，各开发区域形似孤岛，并不相宜。
另一方面，开发企业往往倾向于建设20至30层的高层住宅，以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山地特征明显的重庆滨江区域，如果形成连续的“线性”开发，就意味着必定出现了大量不顾地形的改造和对自然要素的破坏。由此产生了一批对地形改造大、形象呆板的建筑。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原有建筑的大量破坏。这位研究者认为，尽管原有建筑在建筑质量和基础设施上无法与新建筑相比，但其承载城市记忆的功能却不可小觑。毫不留情的“拆旧建新”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种情况现在有所好转，但仍不乐观。”他说，像南滨路上的报恩塔、觉林寺、米市街等传统建筑虽然得到保护，但由于缺乏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也仅仅是孤立地矗立在宽阔的滨江大道旁边，周围一片瓦砾。
“建筑紧逼水面，挤压滨江开放空间，而且由于建筑设计本身没有考虑到与滨江环境的融合，使得人的活动空间与水几乎隔离开，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没有层次感，与江水的关系虽然很紧密，却是破坏性的。”该研究人员如是表示。
建设“公共客厅”
这个结果并非无法弥补。
宋智表示，城市滨江地带应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由全体市民共享。鉴于此，他认为，重庆在开发两江四岸时，应本着“共享”的基本理念，将其打造成为全市市民共同的“公共客厅”。
因此，和过去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首先需要保障的是沿岸公共空间的延续。他举了个例子，武汉汉口江滩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长期被历史遗留仓库、堆场、破旧建筑物和近50座码头占据，虽然拥有宽阔的水域，但市民使用滨水空间的机会却甚少。政府从1996年开始治理，建成了长3.4公里、宽约0.4公里的公共活动空间，既确保了水域空间能为人们共享，也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空气通道。
宋智认为，目前滨江地区公共活动中心仍然稀缺，因而应创造与水联系的多样化活动，通过钓鱼、戏水、划船、河畔散步、打球等直接或间接接触水的活动，使市民的亲水、近水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两江四岸地区应多设置城市级的广场、公园、绿地等，吸引全体市民使用，以凸显其主导地位。
其次，在打造两江四岸的景观时，应尽量遵循从河流向两岸腹地逐渐升起的“碗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前排建筑将尽量避免对后排建筑眺望水体视线形成遮挡，更多的市民可以因此观赏到水。“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局部地区以点状高层的突破来丰富形态。”
此外，宋智还建议，重庆拥有依山傍水的独特风光，在规划两江四岸公共活动空间时，应尽量保持面向两江、连通四山的视觉通廊，使城市更具鲜明的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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