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慈：城市需要个性和魅力

　　１月１５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年逾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德慈给记者出了道猜谜题。他让助手在投影仪上打出了国内４个著名大城市的景观图片（见右下图），让记者猜出它们分别是哪座城市。看着眼前以高楼大厦为背景的极为相似的城市影像，记者一脸茫然。邹院士说，这组图片是吴良镛院士收集的。吴先生经常喜欢拿出来让大家猜，结果完全猜中的人极少。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曾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几十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邹院士说，连他自己都难以完全猜中。

　　这实在是对我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绝妙注解。

　　城市建设的“克隆”病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一首《一样的月光》唱出了都市人对巨变中的城市的困惑与疑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超速增长，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据报道，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全国城市总数从１９３个增加到６６１个，城镇化水平从１７．９％提高到４１．８％。有报道说，古城南京从２００５年４月至年底，“长”出４４０多幢高层建筑，其高层建筑总量达２２００幢，位居全国第九；超高层建筑１２４幢，居全国第六；六成以上的高层、九成以上的超高层均分布在老城，九成以上新增高层是住宅。

　　城市是历史的记忆，城市建设书写着历史。在“大干快上”式的建设狂潮中，城市记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记录了许多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与历史记忆的毁灭，记录了一些决策、规划、建设者们浮躁、攀比、急功近利的心态及匆忙、凌乱、争先恐后的脚步。

　　２００２年３月，一则《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引发全国“步行街热”》的消息说：自上海南京路步行街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开街以来，专程到步行街考察其兴建情况或交流管理经验的各省市考察团就有近４０个，有的省市还先后几次派团“取经”。

　　近年来，城市建设中的这种“一窝蜂”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广场热、政府办公楼热、开发区热、别墅热、宽马路热、大立交热、大草坪热、高尔夫球场热、移植大树热、大学城热等，这种群体竞相“发热”的后遗症之一，便是“千城一面”。

　　近几年跑过全国几十座城市的一位同事说，如今，许多城市甚至城镇的入口处，都有个圆形大转盘，转盘中间往往还有个造型雕塑。千篇一律的转盘加雕塑的入城标识，使人根本认不出将进入的是哪个城市。

　　担任过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这样描述城市面貌的趋同现象：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布局雷同、风格相仿的城市街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人们感到自己的城市愈来愈陌生。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

　　城市形象的低俗之风

　　单霁翔认为，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今天，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有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和“标志性”建筑，这些项目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势而不顾城市环境，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量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轮廓线，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邹德慈院士向记者展示的几十张城市建筑图片中，就有粗俗、奇异、豪华、夸张等城市景观。例如，郑州是个缺水城市，但请外国建筑大师设计的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却有个６平方公里的人工水面。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邹院士认为，新区的形态与ＣＢＤ功能并不很相符，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是浪费资源。邹院士说，这种用夸张手法求美的做法近些年比较普遍，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这几年愈演愈烈的政府豪华办公楼。面积至少１０公顷的贵阳新城区人民广场，位于市政府新办公楼前。邹院士说：通常大广场是跟政府大楼建在一起的，我不太赞成这种模式，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被抄来抄去，不管城市大小、经济发达还是落后。我去贵阳参观时，人们告诉我，这座政府大楼，不要说盖时投入多少，每年的维护费都感觉是很大的负担。邹院士认为，“长官意志”是我国城市建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许多地方已成为“标志性”建筑的政府豪华办公楼，不仅没提升政府及地方形象，反而损害甚至毁了形象。

　　长期关注城市保护与建设问题、写出“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城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认为，当今，文化趋同已成为“地球村”的共性，反映到城市的物质环境中就是“千城一面”，中国也不能幸免。但是，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城市，都是那些能够在这股“文化兼并”大潮中，抗拒“特色危机”，珍存并延续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质遗产的城市。比如，巴黎为了完整保护老城，在１９５８年将城市新的发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伦敦也是这样。实践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既能够保持城市的特色，又能够更加经济地促进城市的新发展，因为新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老城及其所代表的城市文化身份的毁灭之上，十分高昂的拆除费用也就避免了。在老城上面建新城的大发展模式下，“千城一面”是必然结果。

　　给“城市建设病”开药方

　　注重城市功能建设。邹院士认为，有时对一个城市来讲，它的功能及许多问题也许比特色更重要。我国目前的很多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还不行，这些都影响城市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如果把特色总是放在第一位，大家就会去追求特色，追求特色有时就容易忽视功能，忽视别的问题，就容易用很极致的手段去造特色，容易走偏。城市形象问题基本上是城市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是城市的功能、经济、社会、环境。目前我们城市领导最关心的还是外在形象，那些地下的、背面的城市功能问题往往被忽略。

　　发展新区，保护旧城。在这方面，北京有过惨痛教训。解放初期及“文革”前后把北京这座当时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古城的城墙拆了，近些年旧城改造又毁了不少四合院。如今的北京人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在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将停止大拆大建，探索适合旧城保护的危房改造模式，保护北京特有的四合院。与此同时，北京的“卫星城”也在不断建设与发展中。

　　公众参与决策必不可少。王军说，城市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外化，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社会价值相关，而社会价值的核心是对待人与生命的态度。解决特色问题虽有众多技术手段可以利用，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并以此来设计或优化我们的决策程序，就会南辕北辙。只有那些能够让公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的城市，才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获得对“城市建设病”的免疫能力。

　　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建设均建立了公众参与程序，这个程序贯穿于一切建设活动的始终。实践证明，这个看似牺牲效率的程序带来的是真正的效率，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城市成员公平获益，而这正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在技术层面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是建设城市依次递进的工序。发达国家均能够将这样的决策与建设工序法治化。这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理想的城市必然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