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速度冠全球第一 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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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5
来源:景观中国网
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以每年
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以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
三年内半数国民成市民
香港《文汇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1978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按国际惯例,城镇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中国已步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去年年底透露,到2010年,中国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中国将正式迈入城镇化国家,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0%左右,快速增长过程还将持续30年左右。
不少学者认为,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
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表示,中国今后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城镇化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高于此数,那么人均GDP需要增长11%才能够支撑。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是不可能的,所以,城镇化水平过高是有风险的,也是虚假的。
每年850万农民进城
20余年来,中国城镇化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内地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4年的661个,建制镇数量则从2173个增加到了19883个,城镇化水平达到41.8%,在带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仅“十五”后两年,就转移农村劳动力2188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城市和小城镇就业。
在农民收入方面,199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14元人民币,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4.6%;200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998元人民币,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据农业部预测,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3%的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建设部:速度不是问题
对于学界关于中国城镇化“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建设部副部长邱保兴去年年底在一个公开场合响应城镇化进程之争,表示应积极应对城镇化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拉大、失业农民保障等后遗症。但他否认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过快,认为“速度不是目前最主要问题”。
仇保兴去年出席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2006国际城市化论坛”时对媒体称,判断城市化是否健康顺利发展的三个要素是:能否尊重自然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能否既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又能创造新的文化氛围;能否尊重当地低收入阶层。他表示,速度不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要面对和解决因为增长所带来的具体问题:首先是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失业农民保障等社会问题以及交通压力。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日益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违反国情、盲目攀比等不正常现象也受到官方关注。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去年年底举行的200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城市规划编制与执行中的问题,包括:通过修编规划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编制的城市规划违背国情、盲目攀比,超越资源环境、经济承受能力和群众的实际需要;一些规划设计单位存在着注重自身经济利益,历史责任考虑不够,同时也存在编制城市规划的内容和方法上的不适应等。
汪光焘指出,“对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决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会贻害子孙,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
三年内半数国民成市民
香港《文汇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1978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按国际惯例,城镇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中国已步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去年年底透露,到2010年,中国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中国将正式迈入城镇化国家,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0%左右,快速增长过程还将持续30年左右。
不少学者认为,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
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表示,中国今后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城镇化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高于此数,那么人均GDP需要增长11%才能够支撑。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是不可能的,所以,城镇化水平过高是有风险的,也是虚假的。
每年850万农民进城
20余年来,中国城镇化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内地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4年的661个,建制镇数量则从2173个增加到了19883个,城镇化水平达到41.8%,在带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仅“十五”后两年,就转移农村劳动力2188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城市和小城镇就业。
在农民收入方面,199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14元人民币,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4.6%;2004年,人均工资性收入998元人民币,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据农业部预测,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3%的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建设部:速度不是问题
对于学界关于中国城镇化“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建设部副部长邱保兴去年年底在一个公开场合响应城镇化进程之争,表示应积极应对城镇化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拉大、失业农民保障等后遗症。但他否认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过快,认为“速度不是目前最主要问题”。
仇保兴去年出席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2006国际城市化论坛”时对媒体称,判断城市化是否健康顺利发展的三个要素是:能否尊重自然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能否既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又能创造新的文化氛围;能否尊重当地低收入阶层。他表示,速度不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要面对和解决因为增长所带来的具体问题:首先是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失业农民保障等社会问题以及交通压力。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日益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违反国情、盲目攀比等不正常现象也受到官方关注。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去年年底举行的200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城市规划编制与执行中的问题,包括:通过修编规划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编制的城市规划违背国情、盲目攀比,超越资源环境、经济承受能力和群众的实际需要;一些规划设计单位存在着注重自身经济利益,历史责任考虑不够,同时也存在编制城市规划的内容和方法上的不适应等。
汪光焘指出,“对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决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会贻害子孙,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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