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啸:在规划设计上寻找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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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2
来源:景观中国网
几天前,据有关媒体报道,印尼亚齐省为2004年遭受海啸灾害的受害者建造的住宅有5万套,其中四分之一存在规划设计缺陷问题,很多住宅必须重建。这件事的发生,再一次把规划设计缺
几天前,据有关媒体报道,印尼亚齐省为2004年遭受海啸灾害的受害者建造的住宅有5万套,其中四分之一存在规划设计缺陷问题,很多住宅必须重建。这件事的发生,再一次把规划设计缺陷带入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一年前,美国规划协会主席大卫·西格尔就曾指出类似的问题。
规划的脆弱 助长海啸的疯狂
毋庸置疑,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无论其曾经多么光鲜,一旦自然灾害降临,所有的缺陷便暴露无疑。规划设计缺陷是城市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也是城市硬伤的症结所在。
今年4月,当“满城尽是黄金沙”的口号在北京人耳边环绕时,几乎每个人都无法漠视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怎么了?小小的沙尘竟能让城市如此难看!
然而,因自然灾害而上演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2005年10月,南亚次大陆发生里氏7.6级至7.8级强烈地震,建筑物部分坍塌,损失严重。地震过后,间接导致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经济萧条,出现了“负翁”现象。世界自然基金会官员称:“缺乏规划的沿海发展令南亚地区自然灾害加重,未来重建应借助珊瑚礁和森林等自然防卫的力量。”
同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来了,它留给美国的是重创:成千上万人死亡,新奥尔良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浸泡在海水中,城市瘫痪,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重的密西西比州,沿海遭飓风袭击最严重地区90%的建筑已“完全消失”,经济损失超过250亿美元……美国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飓风“卡特里娜”把南部墨西哥湾沿岸4州变成了人间地狱。
让我们回到印度洋海啸,其灾难的发生无不与城市规划缺陷有关。去年5月,印尼灾后重建规划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美国规划协会主席席大卫·西格尔造访北京,他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就是关于“城市化与规划-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的观点。
席大为说:“新奥尔良在城市建设中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使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为促进旅游业和商业繁荣,把繁华的区域设在海边,城市规划者过度开发观光区和住宅区,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而这些城市规划上的失败为海啸侵袭留下了隐患。”
后海啸时期 游走在政策边缘
当印度洋海啸毫无理性地降临的时候,肆虐之处,满目狼藉,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物严重倒塌。两年过去了,那场悲惨的自然灾害,成为人们心中无比悲痛的一幕。也许是情绪使然,这场灾难过后,不少国家制定新政策,把预防机制和灾后重建当作首要事情来做,而把规划设计搁置一边。
2005年1月,印尼大海啸之后,引起台湾岛内极大关注。是否需要建立完整海啸警报机制?不少学者建议在基隆高雄建设海啸高危区,并禁盖医院学校,预防不必要的灾难发生。
同年2月,泰国海啸重灾区计划重建家园。虽然明知临海住宅有安全隐患,但不少海啸灾民仍旧表示“我更想尽早重建家园,回到原来住的地方。”而当局政府的态度也同样明了:新政策决定在原地复建。
如果说台湾与泰国仅仅是提出预防机制和重建家园的设想,那么,2006年初,亚齐省重建后的情景就是把政策落到了现实。还是被海啸袭击的那个地方,两年后竟然按照原样将其恢复,还是原来的居民,还是没有根除的安全隐患。
其实,政策导向是治理城市规划设计缺陷的一剂良药,但错位的导向,往往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在2006年的一次会议上,三门峡水库作为历史的镜子,遭到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的严厉抨击。
曲格平认为,我们精心打造的“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导致渭河变成悬河,渭河大洪灾,华阴、华县等沿渭5县56万人受灾,12.9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曲格平痛陈,这场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设计缺陷。
从非典到海啸 规划设计亟待理性回归
海啸一周年,一些国家相继投入到盲目预防与重建的事宜当中;海啸二周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些国家出台了理性预防举措。
今年3月,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一纸令下,国内建房从此与海滨“挥手告别”。这位首相说:“大马许多在沿海地区居住的渔民的房子只是以木条支撑搭建,这些木条根本无法抵挡强大的海啸或暴风雨。为了沿海一带居民安全,我们必须重新对沿海住宅区进行规划。”
2003年发生在香港“淘大花园”的非典疫情暴发后,引发了人们对规划设计安全的反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指出,“非典”疫情再次证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建筑设计有其艺术性、技术性以及强烈的社会性,需要规划师、建筑师与政府领导、开发商相互协调,而不是利益驱使下的城市形象塑造。
显然,在规划设计上没有捷径可行,这是美国规划协会主席席大为的观点,也是我们的主张。据说,今年8月,第三届中国国际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展览会将在中国举办,席大为将作为嘉宾出席,希望他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规划的脆弱 助长海啸的疯狂
毋庸置疑,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无论其曾经多么光鲜,一旦自然灾害降临,所有的缺陷便暴露无疑。规划设计缺陷是城市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也是城市硬伤的症结所在。
今年4月,当“满城尽是黄金沙”的口号在北京人耳边环绕时,几乎每个人都无法漠视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怎么了?小小的沙尘竟能让城市如此难看!
然而,因自然灾害而上演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2005年10月,南亚次大陆发生里氏7.6级至7.8级强烈地震,建筑物部分坍塌,损失严重。地震过后,间接导致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经济萧条,出现了“负翁”现象。世界自然基金会官员称:“缺乏规划的沿海发展令南亚地区自然灾害加重,未来重建应借助珊瑚礁和森林等自然防卫的力量。”
同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来了,它留给美国的是重创:成千上万人死亡,新奥尔良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浸泡在海水中,城市瘫痪,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重的密西西比州,沿海遭飓风袭击最严重地区90%的建筑已“完全消失”,经济损失超过250亿美元……美国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飓风“卡特里娜”把南部墨西哥湾沿岸4州变成了人间地狱。
让我们回到印度洋海啸,其灾难的发生无不与城市规划缺陷有关。去年5月,印尼灾后重建规划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美国规划协会主席席大卫·西格尔造访北京,他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就是关于“城市化与规划-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的观点。
席大为说:“新奥尔良在城市建设中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使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为促进旅游业和商业繁荣,把繁华的区域设在海边,城市规划者过度开发观光区和住宅区,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而这些城市规划上的失败为海啸侵袭留下了隐患。”
后海啸时期 游走在政策边缘
当印度洋海啸毫无理性地降临的时候,肆虐之处,满目狼藉,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物严重倒塌。两年过去了,那场悲惨的自然灾害,成为人们心中无比悲痛的一幕。也许是情绪使然,这场灾难过后,不少国家制定新政策,把预防机制和灾后重建当作首要事情来做,而把规划设计搁置一边。
2005年1月,印尼大海啸之后,引起台湾岛内极大关注。是否需要建立完整海啸警报机制?不少学者建议在基隆高雄建设海啸高危区,并禁盖医院学校,预防不必要的灾难发生。
同年2月,泰国海啸重灾区计划重建家园。虽然明知临海住宅有安全隐患,但不少海啸灾民仍旧表示“我更想尽早重建家园,回到原来住的地方。”而当局政府的态度也同样明了:新政策决定在原地复建。
如果说台湾与泰国仅仅是提出预防机制和重建家园的设想,那么,2006年初,亚齐省重建后的情景就是把政策落到了现实。还是被海啸袭击的那个地方,两年后竟然按照原样将其恢复,还是原来的居民,还是没有根除的安全隐患。
其实,政策导向是治理城市规划设计缺陷的一剂良药,但错位的导向,往往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在2006年的一次会议上,三门峡水库作为历史的镜子,遭到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的严厉抨击。
曲格平认为,我们精心打造的“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导致渭河变成悬河,渭河大洪灾,华阴、华县等沿渭5县56万人受灾,12.9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曲格平痛陈,这场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设计缺陷。
从非典到海啸 规划设计亟待理性回归
海啸一周年,一些国家相继投入到盲目预防与重建的事宜当中;海啸二周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些国家出台了理性预防举措。
今年3月,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一纸令下,国内建房从此与海滨“挥手告别”。这位首相说:“大马许多在沿海地区居住的渔民的房子只是以木条支撑搭建,这些木条根本无法抵挡强大的海啸或暴风雨。为了沿海一带居民安全,我们必须重新对沿海住宅区进行规划。”
2003年发生在香港“淘大花园”的非典疫情暴发后,引发了人们对规划设计安全的反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指出,“非典”疫情再次证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建筑设计有其艺术性、技术性以及强烈的社会性,需要规划师、建筑师与政府领导、开发商相互协调,而不是利益驱使下的城市形象塑造。
显然,在规划设计上没有捷径可行,这是美国规划协会主席席大为的观点,也是我们的主张。据说,今年8月,第三届中国国际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展览会将在中国举办,席大为将作为嘉宾出席,希望他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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