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巨构的诞生

　　奥运催生的庞然大物，凝聚着这个城市怎样的抱负？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两个月前莅临中国国家体育场工地，称赞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奥运场馆，站在一侧的何振梁却在琢磨：“那么粗的钢梁，建起来会像效果图那样好吗？”

　　“罗格是赞不绝口，说北京建了一个像悉尼歌剧院那样的建筑。”在后来与建筑师的一次座谈会上，何振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这位中国奥委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见证人，对萨马兰奇在上世纪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记忆颇深：“看中国的体育建筑要到非洲去。”萨马兰奇指的是中国为非洲援建了大量优秀的体育建筑，而自己像样的场馆却屈指可数。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办之后，萨马兰奇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77岁的何振梁感慨道，“因为我们为亚运会建造了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体育建筑精品。只有国家发展了，体育才可能得到发展啊。”

　　2001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北京以每年3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2008年挺进。

　　“这样的竣工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一年的总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2006年12月26日，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贴上了最后一块外层薄膜。至此，2008年奥运会的两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水立方”外观全部亮相。

　　承载4.2万吨钢梁“枝蔓”的“鸟巢”，是奥林匹克史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水立方”，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完全由膜结构来进行全封闭的公共建筑。

　　“奥运会应留下标志性的东西，‘鸟巢’和‘水立方’各有优点，但对它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我和我们家的老太太意见都不一样。”何振梁的话引来周围建筑师们的笑声。

　　“中国建筑的一声呐喊”

　　37岁的李兴钢风尘仆仆地从机场赶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这位“鸟巢”的中方设计负责人，在过去的四年间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在近四千张施工图完成之后，他住进了医院。

　　在1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李兴钢获得过英国世界建筑奖提名奖、亚洲建筑推动奖、中国建筑艺术奖、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如今他面对的是巨大挑战。“鸟巢”复杂的钢结构甚至使做模型的工程师都感到棘手，而他和他的团队却要把这样的建筑变成现实。

　　“感到自豪的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国外建筑师、工程师紧密的高水平合作，不仅成功赢得了国际竞赛，而且使‘鸟巢’从设计概念一步步接近并成为可在中国实施和建造的、历史性的宏伟工程。”国家体育场钢结构卸载之后，李兴钢在他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表彰会上陈词。

　　座谈会是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的新著《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举办的。在这部著作里，曾主笔北京亚运会场馆设计并获得国际奥委会“体育建筑奖”的马国馨，记下了邓小平当年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说的一番话：“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有时还会圆得更好一些。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马国馨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了2003年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设计院独创的“浮空开启屋面”方案险些胜出。建筑师王兵在报告中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案构想，而是中国建筑的一声呐喊。”

　　“但这一呐喊并未引起需要注意的人们的注意，”64岁的马国馨在书中写道，“虽然这一方案并未选为实施方案，但我一直对本方案在原始创新的独特性、奥运盛典的戏剧性、赛后利用的经济性、城市景观的丰富性、成熟技术的可操作性、内涵丰富的可拓展性等方面的优势深信不疑，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信。”

　　书中还印出马国馨2003年4月就国家体育场设计问题写给北京奥组委一位资深官员的信，指出“瑞士‘鸟巢’方案造价畸高”，“瑞士建筑师为德国世界杯慕尼黑赛场所设计的方案即和‘鸟巢’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只不过慕尼黑赛场的外形更为科学和理性，构架十分规则，不像‘鸟巢’方案那样增加了许多无用的杆件，与之相比后者似乎创新点不多。”

　　李兴钢后来的发言使座谈会的气氛活跃起来：“我记得我还在天津大学读书的时候，马总（马国馨）到天大作过一次讲座，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谈到一个体育馆屋顶钢梁结构的设计和计算。马总可能忘了我就是给他放幻灯的那个学生。”

　　马国馨面露诧异之色，随后是朗朗的笑声。李兴钢语锋一转：“我知道马总对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有许多见解，我虽然不敢苟同，但他作为知识分子知无不言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鸟巢’还是‘鸟巢’”

　　在此前的9月间，在设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亚洲建筑师大会的分会场，李兴钢以自信的口气介绍了“鸟巢”设计概念生成的过程，“这是一个真正回归到以体育——竞赛和观赛为本的体育场设计，这也是国家体育场最核心、最重要的设计理念”。  
 
　　据他介绍，“鸟巢”的碗状看台使得所有最上面的观众都能获得均衡的、距赛场中心约142米的视距，看台确定后，建筑师再顺着这个立体的、边沿起伏的“碗”来设计外罩，自然地形成一个三维起伏的马鞍型。

　　“接下来是推敲外罩的做法，由于可开启屋顶等因素自然产生编织式的结构，即后来众所周知的‘鸟巢’，”李兴钢说，“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鸟巢’并非是设计的起点和原因，而是设计被内在因素推动自然发展的结果。真正的设计起点，是比赛和观赛、赛场和看台、运动员和观众。”

　　李兴钢谈到了当初国家体育场可开启屋顶的设计条件与“鸟巢”造型的关系：“我们把屋顶做成一个最简单朴素的，像推拉窗一样的开闭方式，这需要两条平行轨道来提供这种开合滑动的可能性，这两条平行线导致了‘鸟巢’的编织结构，设计的出发点是最朴素、最功能性的，它最终激发了建筑师的潜能，独特的结构直接构成独特的外观，达到艺术性的震撼效果，国家体育场是由功能而产生结构与外观的完美统一。”

　　但是这个可开启屋顶已不复存在。2004年，已经动工的“鸟巢”经历了一次“卸顶风波”。

　　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书高层，指出奥运工程为追求形式而极大地提高了造价，忽视安全、适用等基本问题。时值中央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陆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之际。

　　这之后，北京市提出，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2004年7月30日，“鸟巢”暂停施工。作为降低造价的一项举措，这个原计划赛时可容纳1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可开启屋顶被令取消，同时座席减少至9.1万个。

　　这引起了部分建筑界、文化界与实业界人士的不安。同年10月8日，史建、王明贤、隋建国、刘家琨、张永和、叶廷芳、张宝全、任志强等联名发出“保持‘鸟巢’建筑完整性”的声明，指出“修改后的‘鸟巢’失去了原有设计手法的震撼性和功能的合理性，由于立面框架支撑活动屋顶作用的丧失，使原设计的具有功能性的巨大结构框架成为‘虚张声势’的、徒具表演性的外衣，不仅破坏了原设计的完整，也有违‘节俭办奥运’的初衷。”

　　但在“鸟巢”的批评者看来，仅仅是卸掉了屋顶还远远不够。一位持批评意见的院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大型体育场本应使用轻型结构，‘鸟巢’却用了最重的钢结构，‘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基本原理还要不要了？”

　　“我们能说埃菲尔铁塔的钢应该用那么多吗？”“鸟巢”的艺术顾问艾未未在媒体上反问。

　　一时间，“鸟巢”的命运为社会热议。事实上，这个方案从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各有好恶。它那奇特的造型甚至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跳马银牌获得者莫慧兰产生疑问。

　　“我想代表运动员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体育场有着很密的网架，这会不会让运动员感到紧张，并因此而影响成绩？”已是体育记者的莫慧兰在一次采访中，向主笔这项设计的瑞士建筑师、200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德梅隆提问。

　　“是的，这个体育场是由网架构成的，但是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结构暴露在外，从体育场里面看，结构的外表有一层半透明的膜，如同中国的纸窗。”酷爱踢足球的德梅隆作答，“你看，体育场如同一个舞台，周围界面柔和、开阔，在这样的环境下，运动员自然不会产生紧张感。我们相信，在这里将诞生世界上最好的成绩。”

　　被卸掉屋顶的“鸟巢”，在2004年11月15日，按照“奥运瘦身计划”的要求，完成初步修改设计，随后再度动工。

　　如今，它矗立在了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北部，在凛冽的寒风中展开最后的建设冲刺。

　　这个被重新编织的巨构，南北长333米、东西宽298米。“就其平面尺寸而言可以容纳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国家体育场的中方钢结构专业负责人范重在一份总结中写道。

　　“即使是去掉了可开启屋顶的‘鸟巢’，它的钢结构也并非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徒具表演性的外衣，”李兴钢认为，“因为这个钢结构还支撑着观众席上方巨大的屋顶挑棚和笼罩观众集散厅等使用空间的重要结构和功能作用，而且建筑师在修改过程中，围绕扩大了的开口，依然遵循了原来沿中间屋顶开口相切编织的原则。用德梅隆的话来说，‘鸟巢’还是‘鸟巢’。”

　　北京需要悉尼歌剧院吗

　　与“鸟巢”同样引发争论的建筑包括“水立方”以及将承担2008年奥运会转播任务的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大楼。  
 
　　2004年8月，媒体披露了建筑界人士对“水立方”的不同意见，认为其大规模使用的膜结构（ETFE）价格昂贵并存在工程安全的隐患，如果方案现在不调整，等到使用过程中发现屋面的气枕不实用而必须改为其他屋面材料，则目前所有其他材料都比ETFE塑料薄膜重，到时就必须将整个结构拆除重建。

　　2006年12月11日，澳大利亚PTW建筑事务所的约翰保林（JohnPauline）与托比王（TobyWong）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建筑讲座上，这两位“水立方”的建筑师强调，ETFE在欧洲已有较长的发展过程，欧洲第一座使用这种薄膜的建筑建造于三十多年前，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康伟在“水立方”外层膜结构铺装完毕后向新华社记者表示，ETFE的强度超乎想象，“充好气之后，汽车压过去都没有问题”，“拉到它本身的三到四倍那么长都不会断裂。而达到摄氏715度以上它才能被烧成一个窟窿，但是不扩散，也没有烟，也没有燃烧物掉下去”，这种材料还具有自洁功能，“水立方”建成后平均每天有近10个小时采用自然光照明，这可大大节省能源。

　　围绕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个以两个“Z”字造型环状连接、高230米的摩天大楼，在180多米的高处横空挑出跨度70米的巨型楼宇，对结构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并抬高了建筑造价。批评者认为这是因形式而扭曲功能、自找麻烦，违背了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

　　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是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设计者，他还是国家体育场设计竞赛的评委、“鸟巢”方案的支持者。

　　在央视方案受到责难之时，库哈斯来到北京发起反攻：“老一代建筑师从功能上谈自己的观点，年轻人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讲它是浪费的，而我们被夹在中间。老一代的保守主义与新一代的怀疑主义已共同掀起了30米高的巨浪，我的恐惧正来自这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秦佑国教授向他发问：“悉尼歌剧院在结构与预算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但人们又认为它是成功的。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是否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北京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如果北京不需要，又如何解释要花这么多的钱来解决它的结构问题？”

　　库哈斯作答：“悉尼歌剧院建成之前，悉尼什么都不是。类似的情况在西班牙的比尔巴鄂也有过，那个城市建设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大家都要跑到那里去看了。西方建筑学界称之为‘比尔巴鄂现象’。由此可见建筑的重要性。但是，在比尔巴鄂发生的事情，当时对业主、对建筑师来说，都是模糊的。欧洲的罗马、巴黎也曾找我做类似的事情，我不做，甚至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城市已经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了。”

　　“北京不像悉尼与比尔巴鄂，它更像罗马、巴黎，它也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今天还能够看到。所以我的回答，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第一，我不是给北京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第二，北京也不是悉尼。如果中央电视台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的100个地标中的一个。”

　　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把中央电视台与悉尼歌剧院类比，可能产生无意的误导。50年前悉尼歌剧院方案出来后，全世界是一片欢呼，认为新的可能与商业机会到来了。而现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留给你的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你已很难表达自己的价值，而更多地是在替业主说话。如果在今天，谁敢提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方案，它压根儿就不会被接受！”

　　但是，北京还是接受了库哈斯的这个看似要倾倒的摩天大楼。这个庞然大物正在北京中央商务区杂乱的楼群中崛起，它那巨大的、斜着向上的结构已露出了地面，周围的建筑喧哗似乎被它压迫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