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城市美化”运动在中国方兴未艾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当初那场城市规划运动的质疑也越来越大。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走访了美国的主要城市，发现了城市大规划对城市的巨大破坏，并以一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对抗城市规划。

　　城市美化运动的弊端开始显现。美化运动基本只限于市政中心和公共用地的广场及公园，而对城市的其他广大地区，美化运动却很少光顾。以芝加哥、旧金山为例，城市美化运动基本上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有一个位于中央的政府办公中心，一个与之相毗邻的商务办公区以及中央购物中心。这除了造成城市中心的过分拥堵外，还限制了非中心地段的凋敝。

　　在中心城区的美化过程中，都热衷于清除贫民窟，而这在雅各布斯看来，只是把贫民窟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不是有效的治理。后来，美国规划师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 L. Soule)，曾以一种“原罪”的心情到贫民窟找到一套房子住下来，定期参与社区讨论以期复兴这些地方，可他却屡遭穷人的白眼，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被遗弃的贫民窟中。

　　雅各布斯的声音，既遭到了一些城市规划者的嘲笑和反击，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今天，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被视为是美国城市规划的转折点，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反思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新都市主义(NewUrbanism)也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城市规划的新观点。该学派认为，什么是好的城市规划，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每座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肯定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规划。

　　一座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城市，显然要考虑满足人性的多样化需求，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必须打破界限分明的功能区域划分，在一个区域内紧凑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不应该割断历史的延续性，抹杀传统文化的印记。因此古建筑的保护必不可少，使人们保持与文明的血脉联系。一座好城市还应该具有大自然的气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能源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可持续发展在都市规划中显得尤为重要。

　　每座城市各不相同，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成为样本，复制常常只能导致水土不服和失败。只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是共通的。

　　近乎百年之后，“城市美化运动”到了中国，带着18世纪的欧洲广场和20世纪的美国景观大道，出现在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城市。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80年代开始，出现于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与一百年前发生在美国、以及随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城市美化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在社会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行为与症结都如出一辙。”

　　其中，被大量模仿设计的是中心广场。现在，无论是在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在城市中心区，基本都有一个广场。广场上的雕塑或广场边的市府大楼成为主体，广场无非是舞台布景。市民成为观众，被置于广场之外。现实中，此类广场的实用性非常可疑。

　　“景观大道”也被频繁移植。不论新兴城市，还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都在为建设纪念性和轴线性的“景观大道” 大兴土木。但是大量的“景观大道”没有起到供市民休闲的作用。比如，北京的平安大街，实际上起到的是车流主干道的作用，它隔断道路两侧的交通，对行人反而是一种麻烦和危险，变得没有人气。这也是雅各布斯强烈反对的一点，她提出了小街道的必要性。

　　另外，我们也如当年“城市美化”中拆除老旧住宅区那样，对老城区大量拆除，实行以新换旧。大量的老建筑和文化遗产被毁坏，城市的文化脉络和文化生态遭到了巨大破坏。

　　事实证明，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运动有其致命问题所在，但我们却仍在步其后尘。苏解放曾这样评价北京的城市规划：“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北京，一个曾经庄严而美丽，居住着令人迷恋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的城市，正遭到破坏，而涌现出来的东西又没有解决任何城市化难题。”

　　复制，还是反思，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