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2005年，北京儿童医院接到通知，根据有关规定，院内已不再使用的“烟囱”必须拆除。这个“烟囱”的生死引起广泛关切，经过多方呼吁，已经被“斩首”的“烟囱”终于从拆除的过程中被解救。这不是一根普通的烟囱，它包裹在水塔里的独特造型，使得不少建筑学者专程前来观摩。  
 
　　就在此前后，北京儿童医院以及这个“水塔烟囱”的设计者华揽洪先生在北京的祖宅被拆，已经9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委托女儿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上法庭，面对开发商申请证件时填写的文字，他的女儿发出感慨：“他们简直可以把猫变成狗。”

　　作为一名著名建筑师，代表作险些“截肢”、祖宅则被“活埋”，这无异于一名将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士兵被屠杀、家园被焚烧。华揽洪的父亲华南圭曾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揽洪本人也曾担任过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这个组织便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当年这对父子，肯定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与自己的单位在法庭上重逢，中国城市规划的种种症候从这个戏剧性的遭遇中可见一斑。

　　这一切都是后话，我们不妨从头看起，从华揽洪先生的《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看起。作者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任职4年、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任职22年，任职时间与书中年限基本吻合。由于作者在两个单位均担任重要职务，他不仅是亲历历史的目击者，还是参与历史的当事人。这本最初用法文完成的书写于1981年，尽管时隔25年才引入国内，但丝毫没有过期作废的感觉。

　　“城市规划三十年”是一个庞大的题目，而且这本书本来是写给法国读者的，他们不可能对背景有太多了解，需要用一些笔墨交待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有200多页的《重建中国》基本上做到了整体和细节并重、专业和公共兼顾。整部书的框架非常清晰，除了第一章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些大而无当、老生常谈，其余10章纵横交织：第2到第6章以纵向的方式讲述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演变，第7到第11章则以横向的方式讲述住宅、城市路网、植树造林和环保等几个重要板块。这种框架使得整部书不至于遗漏重大话题，作者在行文过程中也将一些个人经历编织进分析理路里。比如他提到“三年困难时期”自己和同事虽然都是总建筑师，却要背着桶和铲子在路上捡马粪。这并不是为了“诉苦”或者“思甜”，他接着指出：“这只能管一时，从长远来看，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还是造成了天然肥料来源的减少。”

　　华揽洪和梁思成分别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和第一总建筑师，两者在观点上有一些分歧，当年在拆除城墙上的观点不尽相同。而华揽洪和另外一名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他曾与梁思成共同推出“梁陈方案”）分别设计的北京城市规划甲、乙方案，同样存在一些争论。近几年，随着《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梁陈方案与北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的出版，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声音已经逐渐为人所知，可是华揽洪依然只是被人讲述。王军曾在《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里详细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曲折，在当时这些学术观点之争根本不可能在学术的框架里得到充分争论，城墙问题甚至成为“阶级感情的问题”，最后梁思成、华揽洪、陈占祥三人都无法参与总体规划的编制。从后来北京的遭遇来看，虽然“梁陈方案”、甲、乙方案存在差异，但是不管其中哪一种方案获得认可，都要胜过后来实施的方案。不过，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重建中国》的范围，需要另外一本书来完成了。《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华揽洪/著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