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街定位变化彰显城市广场梦想

　　尽管外表整齐划一而且颜色单调，金融街仍然会让路人或者游客怀着敬意仰视一番。这个符合中国传统的低调和神秘心态来源于摆放在金融街庞然大物里的权力机构，但分量和庄严并不能够支撑起北京城半壁江山的副中心的全部含义。正在崛起的金融街广场正致力于把金融街和消费、娱乐乃至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按照计划，未来的金融街将布满酒吧、商店和休闲绿地，那将是开放和融合的环境，也是让人放松心态的环境。

　　将以往单一的功能区增加配套措施，并改变成为具有综合化服务能力的方式正在普遍流行。北京的中关村广场已经不是电子一条街，而是集办公、消费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商务区。天津的泰达工业区和蛇口工业区也在努力改善作为一个单纯工业区的生活和商业配套。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是混合功能区的开始，不过它却是建立在以往单一功能区不断试错的基础上。

　　城市广场梦想

　　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批评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总结美国城市的发展经验，第一条就是城市和城市的区域功能要混合，而不是单一。他做这番陈词的时候是1961年。40多年后，中国的城市终于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北京乃至全国的各个主要城市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广场建造运动。和以往的广场热潮相比，它令人刮目相看之处在于这些广场不是为着政治或者单纯的建筑目标，而是将之作为城市综合功能的新起点，围绕这个广场符号的是各种便利和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商业、文化和娱乐设施。

　　当金融街控股公司副总高靓向记者介绍即将推出的150万平米规模庞大的金融街中心广场时她将之称其为“梦想”。显然，高靓对之期待已久。该中心广场最吸引人的不再是在金融街司空见惯的方形写字楼，取而代之的是8万多平米高档商场、3万平米的绿地、全球最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和金树街。金树街以餐饮，咖啡，休闲为主体。此外还有健身俱乐部，国际会议中心和一批五A级的写字楼。

　　中心广场和以往大同小异的写字楼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形成一整套的服务设施，无论是在吃还是住的方面，穿梭于金融街的人都可以找到不同档次和水准的选择。高靓甚至考虑到了家庭的需要，到了下班的时间，这个区域应该是给家庭聚会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服务的，“这样才能使整个这个区域在24小时之内都是繁华的，都是热闹的，有活力的，有生命的”。

　　看重城市广场的不仅是金融街控股公司。中关村西区也在不久前刚刚改名为中关村广场。当然这个所谓的广场包括了中关村西区的整体。尽管范围有点模糊，20万平米的购物中心和10万平米的下沉绿地仍旧可以显示出中关村立志建设一个混合功能区以替代作为单纯的电子研发和销售市场的企图。北京的亦庄和望京则在单纯的居住和工业区内试图增加生活配套和产业中心。

　　对于中关村和金融街这两个北京最为重要的区域不约而同的动作，我们没有理由将其理解为偶然。因为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在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努力，包括著名的天津泰达工业区和蛇口工业区。

　　这种努力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周榕称之为非常好的事情。它之所以好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功能分划，开始融入到周边的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毫无疑问，这是大方向”，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科学研究所黄顺江博士说。

　　单一规划的终结

　　现在的努力多少是接受了历史的经验。高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处处受欢迎的地方。在金融街你总会听到有人尤其是外资金融公司员工抱怨金融街的交通实在是太糟糕了，“去金融街至少要提前30分钟”。而且，如果想在那里会客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可以挑选的余地，因为餐馆和咖啡馆少之又少。金融街控股公司副总高靓在做客户调查时就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客人常会抱怨没有好的酒店和会客场所。那个时候的金融街全部是充满着银行和金融管理机构的写字楼群，一到夜间一片漆黑而被很多人称为黑暗之城。

　　相同的情况出现在亦庄和中关村，而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望京。以望京为例，虽然早期想将其建成独立于城区的又一个中心区，但最先矗立起来的却是住宅，而不是通过产业来聚集居民。其结果就是与高密度的居民区相比，产业跟进严重不足，望京成了白天无人，下班之后人潮汹涌的“睡城”。中原顾问北京公司总经理李文杰甚至将北京飞涨的房价也归功于这种单一功能区设置。李文杰曾经表示过，如果能将望京和亦庄两种模式集中起来，用产业带动住房需求，那么目前房价飞涨的局面就有望得到改观。“抑制房价，根本是要完善区域规划，否则像现在这样东拼西凑，只能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恶性循环。”李文杰说。

　　这种情况的出现看起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尽管各个区域的规划总是尽善尽美，但呈现出来的仍然要么是单一的住宅，要么是单一的写字楼，让居住或者在其中办公的人不得不忍受数年的痛苦。它为何不是逐步有系统，有配套地推出？

　　“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进行城市资源配置，我认为很难达到真正的城市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周榕认为，城市资源虽然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政府权力过大导致的根本配置上的极端不公，正是导致我们现在问题的最大根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充分博弈，才可以达到城市资源公正和高效的配置。

　　事实上，城市资源一直都掌握在政府和城市规划部门手中。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所变化的是政府只能掌握不可移动的资源。可移动的资源，比如人流、物流和商流则取决于市场的自由选择。也正是这些可移动资源的用脚投票引导了眼下城市广场的热潮。在中关村投票的是那些IT公司，在金融街投票的则是那些跨国金融机构。

　　在开发多年之后，金融街因为一直缺乏经营灵活的金融公司而被人们仅仅视为中国金融决策中心。但是现在，情况正在日益改变，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表示出新的兴趣。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瑞士银行以及加拿大皇家银行，都计划在金融街建立它们的中国总部或代表处。这使得金融街越来越摆脱中国金融行政中心的形象，走向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角色。这不仅得益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更得益于金融街对客户的理解和认识。包括西城区的领导也认识到挽留住跨国公司的高招在于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

　　“全球的世界级金融中心，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除了金融巨头公司云集，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社会之外，其购物、交通、绿化、住宿、环保、通讯等服务也是一流的。”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春说，“金融街已经做好了迎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入驻北京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