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干峙：城镇化之路不能克隆

　　“走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参考学习他人、他国是必要的，但抄袭克隆别国、别地是不妥的。”在日前召开的2006中国（福州）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论坛上，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呢？周干峙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城镇化率不宜太高，也不能太高，达60%%多就可以了。“现在看来，全国城镇化率保持年增长1%就可以了。至2020年达60%多一点。同时在控制总人口16亿人时，保留一部分（5~6亿）农民，充分利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资源，从事基本农田和林牧业以及就地加工的农、林、牧产品，无论从生产和生活上说还是适宜的。”周干峙说。 

　　有一度全国各地对城镇化的热情很高，各市县都在盘算本市、本县的城镇化率。但是，“局部、小范围的城镇化率不能说明问题”，周干峙认为。以内蒙古的额济纳镇为例，该旗11万平方公里，约5万人，87.5%的人口在额济纳镇上，看上去城镇化率不亚于上海，但原因是沙漠化严重，牧民不得不在镇里聚集，那是贫困无奈的城镇化。另外，周干峙说，看城镇化率的一般规律曲线，所谓“30%以后必然陡升”的判断，也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统计，以50年计全国城镇化率年增长为0.68%；近十几年一般年增长都在1%左右，特别是受就业情况限制，许多城市目前不能放开户口管制。周干峙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情况对城乡都有利，中国城镇化的一大创举，但全搬进城，过快、过多地提高城镇化率，就将带来就业困难、各种设施跟不上等问题。 

　　发展农村，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农民的贡献，恐怕就没有今天城市的发展。”周干峙强调，“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全民的观点。” 

　　周干峙认为，城镇化不应只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当包括农业和农村生活水平应和城市相当，这才是广义的城镇化。在世界上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的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并不意味着比80%的美国的城镇化水平高。现在，欧洲、北美、日本都已经实现了农村生活并不比城市差，农业人口已不愿意进城，城乡均衡发展，甚至出现逆城镇化现象。 

　　中国工业化尚处于中期阶段，农民进城的城镇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城市带动了农村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差距扩大、大量农民愿意进城，所以城乡必须兼顾、协调发展。 

　　城镇化既要面向未来，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城市和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积累的过程。周干峙指出，城市要规划未来，也要留下历史的“记忆”。 

　　中国城市历史悠久，从夏商时代就有城市的发展，《礼记》等古籍中已有不少至今可认为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并有体现这些理论的长安（西安）、北京、苏州、南京等众多的实例，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好的习惯：一是每次农民革命，总要烧毁一些宫室、城池；二是近现代以后，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造成的弱势，由此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也拆除了不少历史遗存。可喜的是，近年来，经济进一步发展后，不少城市已经重视城市遗产的保护，甚至积极重修一些历史建筑。“制造假古董之风，看来也并不妥善。但要防止的重要偏向还是急功近利，忽视历史文化的保护的倾向。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全盘西化、割断历史，恐怕就谈不上有文化的、宜人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周干峙说。 

　　做好城市规划，树立自己具有特色的城市风貌。要做好城市规划，特别是地区性规划和城市群规划；同时，要做好城市设计，树立自己特殊的风格。这是周干峙强调的第四点。 

　　周干峙分析说，出现城镇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区）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我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已经出现城镇密集连绵的地区，如苏南苏、锡、常地区，镇与镇间距最多只有5公里，要规划好一个城镇已经不能不考虑左邻右舍了。所以，属于区域规划性质的地区规划实际上是城市规划必须的前提。但这方面的观念和工作还跟不上，需要积极推进补上。 

　　城市设计落后，形成了所谓千城一面的状况，也是我国城市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周干峙提出，要加强科学决策，提高设计水平，严格建设管理。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建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城市，才能谈得上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本报记者 李兆汝 通讯员 曲长虹